那一日的余灰 The Remains of That Day
纪念馆的作用是什么？用来宣泄对逝者的哀悼之情？用于弥补对方应得的尊重？或是用来划定界限，从而把悲伤转化成公众的崇敬与敬畏？纪念馆的首要义务，必须得是服务亡逝之人吗？这些场地，只能成为用于哀悼遇害者的慰藉场所吗？还是说，根据字典上的解释，建立一所面向公众的纪念馆，便是为了让普罗大众从废墟中获得救赎？纪念某人某事是否需要明确指南，还是必须明令禁止呢？每个前去哀悼的人都必须在纪念馆中垂下头颅、闭口缄默吗？是否正是因为如此，当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出席纪念馆的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他们才一个字都不说呢？还是说，这种沉默反而令人们与反思的机会失之交臂呢？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它们永远无法成为纯粹的学术问题。“9・11”事件时，我身在纽约；七七爆炸案时，我又恰巧在伦敦。我是这两个喧嚣而世俗的大都市的公民，那些带来毁灭的使徒也因为这两座城市的特点，而将它们选作目标。在这两个城市生活时，我都感到很自在，我甚至把它们看作是“自由的宅邸”——出自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书写的妙语，这是诗人在1644年为了出版自由进行的热情辩护55——而在杀人犯的心目中，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成为祭品。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认识一位谋杀事件的受害者劳拉。她不是我的密友，而是我的一位亲近友人的妹妹，我们一家人曾在一次马萨诸塞州郊区的篝火晚会中与她相识，她曾把我的孩子们抱在怀里，把纸杯蛋糕送进了他们那松软的嘴里。哪怕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当我闭上双眼时，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她的面庞，听到她温柔的声音，感受到她与众不同的存在所带来的温暖。对我而言，“9・11”事件远远不止于一个新闻报道，它将永远铭刻着被谋杀的劳拉那温柔的脸庞。但是劳拉的家人，尤其是她的妹妹特里—— 一个聪明的好孩子，从一开始便下定决心，要从她的悲剧中领悟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痛苦的回忆。在去往伊拉克的旅途中，当特里与那些同样遭受了无妄之灾的人们交谈时，她总能更好的理解他们的感受。
本周，我在世贸中心的遗址试图寻找劳拉的名字。她的名字被刻在发黑的青铜纪念碑边缘，向下俯瞰着9・11纪念馆的喷泉。水流向下注入了两个巨大的、用来承载悲伤的水池，它们勾勒出了双子塔的轮廓。56根据家人的意愿，无数的名字在四周相互连接，围成了一面面铜墙，纪念馆的设计者们称之为“有意义的邻接”。在英语中，这意味着由人类组成的蜂巢中那些工作单元——乘客、消防员、办公室同事等等。57成排的名字如同波浪一样在这里游荡，激起了幻影一般的浪花。在最初，纪念馆的建筑师本想把它们铭刻在流水喷泉下的花岗岩墙面上，被泪水不断冲洗。但这将成为古典美学战胜纯粹情感的凯旋，这将使它们远离那些留在世上的最亲近、最心爱的人。生者理所当然的坚持，要把它们置放在纪念广场的上方，让人们可以触碰，可以用指尖抚摸与所爱之人有关的回忆。
就体面而言，这便够了吗？或者说，我们是否亏欠于他们的牺牲，并应因此把昨日的痛苦转化为明天的决意，更加努力地拥抱明天，并致力于某些更具思想性的东西，而不是定期挥舞军事上的铁拳？我们是否应该粗略地推定，并冒风险思考一下，在面对被神权神圣化的大规模谋杀时，我们要至死捍卫的自由民主生活到底是什么？
在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为纪念馆提供的设计指导方案中，体现了哀悼与教育两方面的矛盾要求。每一位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不论来自纽约还是华盛顿，不论曾乘坐11号、77号、93号还是175号航班58，甚至是1993年未遂爆炸案的六名伤亡者，都应被公之于众。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参观者和沉思者而准备的，包括双子塔的地基，它们将被永久地暴露在地表上。看似更加庄严的是，该指导文件中还公开征求一份能够唤起“9・11”事件的“历史意义”的纪念馆设计作品，并创造出“一个原创且有力的声明”。59正是这次征集，打开了准精神60锅炉的泄压阀，让其如同泉水一样开始喷涌而出，即使是从5000多份提交材料中脱颖而出的入围者也是如此，其中包括越南退伍军人纪念馆的设计师玛雅・林，以及知名非裔美国雕塑家马丁・普瑞尔。
吉塞拉・鲍尔曼提出了一个名为“纪念云”的设计，它的“顶面……有一条半透明的绷带贴在伤口上，使之愈合。白天，云彩像一层起伏的面纱，蜿蜒的表面形成了大教堂般的穹顶”。皮埃尔・大卫在其“灯光花园”企划的开场白中，以灾难电影预告片通常会出现的那种气喘吁吁的口吻说道：“在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将有2982颗星星变暗。”
但是，即便是这些创意过度的企划，在那些更加夸张的提交作品面前，也会显得黯然失色（均可以在WTC世界贸易中心官网上浏览）。其中包括一块“巨大的白色卡拉拉大理岩”，通过一根钛合金链条悬挂在离地九米多的地方；一个巨型问号，题为《谁做的？怎么回事？》；以及那个最为令人震惊的作品，一个七米多长的雕塑，意图体现出“从石中凿出……仿佛是在轨道或力场中冲撞而成……这样的轮廓”，创作者埃里克・斯泰勒如此解释这个可怕的创作，“这将被视为在太空中飘浮或飞行着的和平象征”。哦，不，埃里克，它们不会。
相比之下，建筑师迈克尔・阿拉德和景观设计师彼得・沃克的作品《缺席倒映》（Refl ecting Absence）则是道德立意和间接诗意表述的典范。在他们的设计核心中，有对话存在——存在于悲伤的花岗岩水井和充满生机的广场之间，存在于平静的水流和在上层种植的数百棵橡树之间。用树木来表达复活之意，是纪念馆较为司空见惯的设计（虽然这不是坏事），而且，如同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受害者的国家纪念馆中那样，有一棵“幸存者”之树（在这里，是一棵豆梨树），这株鲜活的植物将代表爆炸事件中的英雄。61但是，其他树都被无情且整齐划一地种在四周，再加上广场周围像坟墓一样的花岗岩石板，使这片空间比你想象得更加悲凉，尤其是在纽约，在漫长而冰冷的寒冬中，橡树树叶凋零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
在嘈杂的建筑噪音和紧急公共广播系统的无尽测试声中，很难让人捕捉到构成纪念馆悲剧性旋律的音调特征，不论是来自哈德逊山谷的凉风穿过树叶时发出的沙哑声响，还是那奔腾直下的水流发出的低沉轰鸣。无法从纪念馆逃离的泪水，自九米多高的上方坠落，创造了诗意的回响。颇具勇气的是，阿拉德并没有循环利用这汪落下的清水，而是让它们流入更深的地底，那是比上方的水池更幽深的花岗岩层，一处深不可测的荒芜之地。尽管两人为这个作品取了《缺席倒映》这样一个名字，可他们或许明白，“缺席”（absence）者永远无法以镜像反射的形式被“倒映”（refl ecting）出来，只可能存在于虚幻的视界之中，因此，被他们的作品所触发的“映象”，哪怕是自愿触发的，都将更具哲理性，而非视觉性。
然而，这种“映象”将以什么形式呈现呢？我想，阿拉德和沃克大概明白，当人们首次来到纪念馆追悼时，首先是受移情心理所影响的，而不是哲学的有色眼镜；他们随后会逐渐产生恐惧和怜悯之情；最后，群众将会感到共同的感伤，沐浴在同样的挽歌下。不可避免的是，纪念馆的参观者，特别是那些来自纽约以外的人，当他们走在这片曾发生过恐怖袭击的遗址上时，会被拖入震撼的漩涡，被推搡着去体验那段不合常理的历史。这种震撼将会在参观时一直伴随着你，这种震撼来自纪念馆中的解说材料和数不清的遗骸：烧焦的电话，衣物的破碎布片，幸存者或见证者的证词，等等。虽然直到2012年这个博物馆才会开放，但它的优雅、它的闪光点和坚强已然呼之欲出，甚至让四周那些仍旧高高耸立的平庸大楼相形见绌。它的核心是一种令人惊叹的重塑奇迹：大约180厘米高的残留下来的钢梁，被火焰烧上了独特的铜色，最顶端有着独特的三叉戟形状，屹立这片土地上，塑造了富有英雄气概的尖顶。62高高的钢梁是所有参观博物馆的人一眼就能看到的醒目标志，就像外面的那棵梨树一样，它们将被铭记在心，成为不屈精神的象征。
可是，呆立着的钢铁能有多高谈雄辩呢？它还能表达什么别的内容吗？真的，没有纪念馆是带着中立的意志存在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是由亨利・培根所设计，于1922年落成的纪念馆，它的核心便是这位被刺杀的总统——不仅仅是那庞大的雕像，更是他曾阐述的理想。坐在那里的他仿佛正在沉思，而这些思想中最为庄重的部分，则被刻在了这座殿堂的墙体上。63不远处还有一座九米高的马丁・路德・金雕像，为华盛顿纪念性雕像群又添一员，这是由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妥善安排落成的。64
被纪念的英雄们可以显得唠唠叨叨，也可以一言不发，但要如何记住那些默默无闻的凡人呢？直到20世纪，当一场场浩劫与暴行的规模越来越大时，部分崇高而强大的人才开始系统地思考，那些普通人应以什么样的形式被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已经或多或少感觉到了不可通约的问题，那些传统的、手握长枪刺刀的象征性纪念碑，已经不足以应付这样大规模的惨剧。那些死者，不论是与城市被一同歼灭的平民，还是被屠杀的军人，不论是在佛兰德斯的泥泞中被轰炸的支离破碎的血肉，还是在考文垂或德累斯顿的燃烧残骸中被埋葬的尸体，怎么能被几座象征着不屈的青铜雕像来代表呢？
最恰当的纪念方式，要么是放弃了人物雕塑的简约元素表达，比如1920年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下的“无名战士”坟墓65，要么是为了凸显现代的野蛮狂乱，而对古典的人形雕塑添加扭曲的创伤。巴勃罗・毕加索66的《格尔尼卡》67是他应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193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而创作的，这幅作品所呈现的苦难至今仍能穿透人心。画作中所使用的立体派语言不仅仅富有创意，它在传达浓烈艺术感的同时，更展露了绝望的人性毁灭。奥西普・扎德金68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幸存犹太人，他受另一位犹太幸存者比詹科夫百货公司老板格瑞特・德沃尔博士的委托，为纳粹德国空军焚烧鹿特丹港市这件惨剧创作了一座纪念碑，在这个名为《被摧毁的城市》69的雕塑中，他塑造了一尊极具对抗性的人物形象，雕塑的双手用力伸向无情的天空，既像挑衅，又像是在徒劳地守护下方。
但是，也有些毁灭来得是如此彻底，比如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这样的惨剧面前，任何人形雕塑都会显得矫揉造作。最成功的纪念馆们反而呈现了与毁灭截然相反的象征（比如瑞秋・怀特里德在维也纳创造的纪念性负铸图书馆70），或是用类比法所呈现的内容（比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在2004年竖起2711块石碑的倾斜区域，指引游客们顺着斜坡向下走去，直至无尽坟墓的黑暗领域71）。可惜，彼得・艾斯曼和布尔・哈伯德充满心意的设计，并不妨碍它被某位管理者称为“游客磁铁”，也没能阻止孩子们把这里当作捉迷藏的游乐场。或许连那些身处另一个世界的死者，都对此摇头叹气，表示可惜。
当然，在毫无慧根的人眼中，诗意的抽象作品就和内容空洞的卡通形象一样乏善可陈。就“抽象”这个词而言，它或许意味着空心的球体和瓷盘，粗糙焊接的大梁，蕾丝花边的钢条……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到近乎殆尽的地步。在伦敦的“9・11教育项目”中，安藤美夜制作了一个雕塑，同样是用损毁的钢柱做成的72，我想，大概没人可以指责那是一种“方便”的抽象。
在废墟中，想要振动声带的念头总是在不安地蠕动。可在“9・11”事件的遗址这里，有些发言或宣誓早已成为令人麻木的陈词滥调。在丹尼尔・里伯斯金最初的设计中，“自由塔”会配备“楔形光”73，这样的光芒将在每年9月11日被点亮，但由于商业空间和所谓的防御性安全需求，这一设计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人们还声称，保留那面曾阻挡过哈德逊河洪水的泥墙74，将展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民主主义的英雄气概”。更为愚昧的是，人们还痴迷于塔顶上的牙签桅杆——它必须高达544米！仿佛只有这栋摩天大楼的高度才能真正体现《独立宣言》的宏伟75。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声泪俱下地去哭诉，那么不妨让我们三思而后言，因为我们的发言要顾及“自由大厦”曾遭受的惨烈袭击，更要和“9・11”恐怖分子想要极力消灭的高贵理想相称。弥尔顿曾写道，在所有的理想中，没有任何一项比自由和良知更珍贵。他曾设想过一个“广阔的城市，属于避难者的城市”，那里“有笔耕不辍的书写者，坐在不灭的灯旁，沉思、探索、迸发出新的观念与思想”，而这些观念与思想完全不受执法者的约束，这就是纽约，或者说是美利坚合众国。弥尔顿热衷于将罪恶与犯罪区分开，并拒绝国家在信仰问题上树立任何权威——“每个州将有管理者，但那不能是我的批判者，”他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如此写道。他还有一位美国继任者，继承了他的这些理念，那便是托马斯・杰斐逊（尽管他是个反城市化主义者）76。因此，若我们想且理应为9・11事件修造纪念地，那不应仅仅是一片混凝土和流水景观的混合物，还要用最能使我们与亡者区分开来的、活生生的“思想”来修造它，就像杰斐逊在1777年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中所说的那样：“真理是伟大的，它是自然而然便能占上风的，它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谬误。在真理与谬误的纷争中，真理无所畏惧。它只会惧怕人为的干涉，解除其天然的武器，即自由的论证与辩论。不论是何种谬误，只要有人去自由地反驳它，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对于纽约客而言，还有另一个崇高的原则弥足珍贵，却会引起武装布道者们的憎恶，不论他们是狂热的“圣战者”还是种族主义北欧人，那便是美国这个移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多元化。这一理念存在于纪念馆里面，却不在任何碑文之中——这一理念存在于纪念馆四周，在那些镂空的人名上，它们真正代表了世界大同主义的邻里关系：沙哈尔・库马尔、小惠特・菲尔德、玛丽安・利库里・西蒙娜、海伦・克罗辛・基特尔和她未出生的孩子……这些名字所组成的音乐，或许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