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麦格雷戈：《德国的记忆》 Neil MacGregor: German Memories

“假如说，”我坐在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办公室里，对这位馆长77说道，“我想用三件物品来记录尼尔・麦格雷戈的历史，它们会是什么？”

“天哪！”他说，“一个人从来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这个人的声音充满活力，语调既时髦又平民化，一副被逗乐了的模样，但只持续了一瞬间。接着，他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进这场游戏之中。“酸奶，”他果断地说，“一罐达能酸奶。”78

就这样，尼尔・麦格雷戈的故事开始了——他从哪里来，他做了哪些事，以及他为英国文化创造的诸多奇迹。

“我的父母（都是格拉斯哥的医生）属于被战争的浓烟所覆盖的那一代人。”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从欧洲撤离，但对麦格雷戈的父母来说不是：“他们坚定不移地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欧洲人。”于是，在他十岁的时候，这位格拉斯哥男孩开始了自己的奇妙之旅：在旅程之中，他挥舞着无休止的好奇心，脑中运转着奇妙的思想，并有幸接连主持了两所英国最伟大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

“我被独自送到法国。”他寄宿在巴黎和阿尔卡雄，后者是波尔多南部一个可爱的大西洋海滨小镇。在那里，年轻的尼尔产生了这种名为“达能酸奶”的顿悟，他的生活也自此发生了改变。“在20世纪50年代的格拉斯哥，是没有酸奶这种东西的。人们会往粥里撒盐，可是并没有酸奶，直到我学会了法语中的‘酸奶’。”接着，他的双眸里开始浮现出梦幻的、快乐的神情，好像下一句从口中吐出的话语将会是歌声一般：“Yaourt, dessert agréable et sain.（酸奶，美味健康的甜点）”“这是我学会的第一个法语短句！我一个人快乐地在巴黎游荡，当我在1957年回到格拉斯哥时，我以一种无可救药的自命不凡语气对父母说道：‘我就是不能不吃酸奶’。我的父母对我感到无可奈何，但又意识到，正是他们教给了我这种态度。那时，只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买到酸奶，那就是犹太熟食店，所以，我牛气冲天地装着零用钱向那里进军，那也是我第一次遇见欧洲犹太人。”

在格拉斯哥的熟食店中，他从穿着白色围裙的犹太难民那里买来酸奶，鼻腔中呼吸着与英式香肠截然不同的肉肠香气79。正是这一刻，名为麦格雷戈的小男孩成为一名忠实的世界主义者。这家熟食店的店主还会说德语，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总体来说，在苏格兰的社会等级制度中，你很难想象出一位店主竟然拥有一夫多妻制家庭。”

这家格拉斯哥熟食店，既有犹太餐，又有德式熟食，它出现在那场大灭绝事件的仅仅12年后，这家店的存在成为一个令他致力于探索文化悖论的人生起点。麦格雷戈称之为“历史的复杂性”。

在牛津读完法语和德语科目之后，他准备在巴黎埃科尔师范学院写一篇论文，主题将围绕丹尼斯・狄德罗，这是位多疑的哲学家和剧作家，他拥有杂食性、近乎百科全书式的才智，以及滑稽的脾气，简直是麦格雷戈的绝配。可惜，他被父亲召回来，并开始在苏格兰履行坚实的职业精神：去获得法律学位，然后开始数年的实践工作。当他还在格拉斯哥一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当学徒时，他突然记起有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同事，被告知欢迎来当学徒，可他就算做梦都别妄想成为公司合伙人（但他做到了）。

也许，正是这种突然显露出的令人窒息的狭隘，才使得麦格雷戈在27岁这个略有些迟的年纪，毅然决然回归到他真正热爱的行业之中。当他在考陶尔德大学修习艺术史时，他得到了安东尼・布朗特的青睐。41岁时，他从一名《伯灵顿》杂志的编辑，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在后续的15年中，他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将一个略显令人望而生畏的艺术殿堂，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宝库，同时又丝毫没有对美学或学术标准进行任何妥协。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个奇迹，并在大英博物馆再次创下辉煌，是因为尼尔・麦格雷戈与传统的英国人不同，他不惧怕付出关爱，甚至是猛烈地喜爱。他最为关爱的，并非一栋装满伟大物品的房子，而是“博物馆”。对麦格雷戈来说，博物馆的核心一直是历史和人类学，它为人类提供一个反思地，让人们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麦格雷戈即将展开他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活动：为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四台（BBC Radio 4）制作的30集工作日系列节目，加上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一个展览，主题是取得现象级成功的“100件物品中的世界史”。 不过，本次展览并没有展出米诺斯人的斗牛士或夏威夷人的羽毛头盔，而是陈列了铁十字勋章、古腾堡《圣经》、歌德的大提斯贝因画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门口的铭文，以及一件潜水衣——斯塔西的逃亡者曾希望借此横穿波罗的海，获取至高无上的自由。 因为，麦格雷戈在设置主题时，把目光放在了德国——将模糊不清又破碎不堪的中世纪作为开端，途经绽放光芒的文化荣耀和难以被忘怀的残酷历史，一直到柏林墙被拆除第25周年、不断变化的政党与意识，以及在欧洲的大国地位。

麦格雷戈直觉感到这个项目恐怕很难叫座又卖好。他用有些保守的语气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对此感兴趣。总的来说，英国人不会去德国旅游，也不读德国文学作品。”就像预料到小报的头条新闻上写着“德国人已占领布鲁姆斯伯里，更别提大战了”一般。但他又接着说，自己同时也在为计划于2009年开展的沙阿・阿巴斯伊朗展览而感到忧心，担心是否能吸引到公众。“人们对这个文化感到十分陌生，更何况有如此之多的敌意被遗留下来。”不过，前来参观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

正是因为公众对德国历史的固有认知几乎已经定格，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已被“第三帝国”和“大屠杀”那巨大而恐怖的阴影所支配，麦格雷戈才想要打开一些人的心扉，让他们看到更为广阔、更加复杂的景象。他用一种近似煽动性的口吻把这些恐怖事件称为“非常历史的反常节点”。他想向电台听众和参观者展示的，是一个明显缺乏决心的民族和国家——他们并非一群从一开始就不可阻挡地在高速公路上驶向毁灭的亡命徒。他展示的德国，其实经常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自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尤其是东西边境）；这个德国，其实是一个对中央集权怀有敌意而非好感的国家。麦格雷戈认为，这一特点有助于让德国更好地理解一个联邦制的欧洲需要什么；德国应该什么时候介入，又该何时撤离。他希望能通过展览的第一部分，即那些被他称为“浮动边界”的代表展览物，打破公众眼中德国陈旧而刻板的印象。系列节目将从柯尼斯堡开始，如今的那里“已经没有纯粹的德国民族”了，节目中还有数百万寡妇推着手推车行进的内容，这些妇女在1945年至1946年间被赶出东部的土地。将近1400万人流离失所，挣扎着寻找居住地：“就好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同时来到英国一样。”

他自己前往这个特殊文化目的地的旅程，也始于“酸奶和香肠”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的汉堡市，是培育心智更加开放的新新人类的天地。彼时的麦格雷戈年刚刚年满16岁，是一名在校交换生，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他曾见过的大多数德国人，都来自战争题材的电影或者漫画，他们戴着党卫军的帽子，在瞭望塔上尖叫喊着“站住！”在苏格兰，他父母的一些朋友曾是战俘，对他们而言，曾经受到监禁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光荣的回忆”。但在法国却不然，那里的愤懑和痛苦是真实且强烈的。“有人遇到过全家都被驱逐出境的人；在那里，我懂得了‘占领’究竟意味着什么。”

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及未愈合的伤口深度，汉堡市的沉默令人震惊。“我曾期待能听他们谈谈闪电战。这座城市几乎被重建了，我去过的那栋老旧房子里仍有人居住，自从人们不得不接纳移民以来，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他们在顶层过着仿佛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学校里，没有人讨论那几场战争，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也没有预料到会听到孩子问：‘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爸爸？’”麦格雷戈笑着说，这是独属于他的讨人喜欢的自嘲笑声，“大概曾站在怯懦和礼貌中间的边界线上吧。”说完，他还是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有一天，他发现和他同龄的德国男孩们根本不知道，当德国入侵波兰时，战争便已经开始了。“当我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说那是因为波兰攻击了德国！”他发出了更多的笑声，德国的学校没有教授现代史。“这并不令我惊讶，因为我们的学校也没有20世纪的历史课程，所以我向老师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还为此上了一堂补习课，”麦格雷戈苦笑着说，这可不是一个男孩引起的教育改革项目（尽管我们其他人可能会这么说），“我那时只是感到困惑。”

1969年，当鲁迪・杜契克80和学生起义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时，这种困惑变得更深了，麦格雷戈随后醒悟，这一代人纯粹无法了解那段灾难的历史，更不知晓那场灾厄对其他人所留下的创伤。他还谈到了德国人为了重塑自己的历史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想要为历史与事实正名，那是一次非凡的运动。我也记得1965年的柏林，当时的人们有两个选择，在柏林墙的那侧， 总理艾哈德刚刚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81，而在墙的另一侧，人们还在传播英勇的共产主义对第三帝国进行抵抗的故事，并将战前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82封为圣徒。但在年轻人中，对于真理的饥渴却在悄然滋生。而另一面，在维也纳，对那段历史进行否认的人们开始跳起了勒哈83的四三拍华尔兹84。

而在四面楚歌的柏林，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历史被人从遗忘女神的床上拖拽到脚下，它代表着痛苦、冲突和内疚，可又对未来生活的前景至关重要。“救赎自一开始就不存在，”麦格雷戈说道，“那怎么可能会有呢？”

但在德国，历史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哪怕到了今天也仍然如此。他认为，这与习惯性地把历史当作消耗品的英国截然不同。麦格雷戈说，随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去亲历痛苦的转型，这种情况或许会得到改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亡羊补牢”。“这种类似于慰藉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建筑物里，存在于我们的教堂中。”有时，这种慰藉来自感伤的自我垂怜。另一方面，德国的记忆又是危险而充满爆炸性的。若从慕尼黑凯旋门的一侧，去观赏这座修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胜利拱门，“它看起来完全就像是海德公园的一角，可从另一侧去看时，只剩下饱受轰炸洗礼的废墟”。在柏林的正中心，首都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用于纪念不可磨灭的耻辱的纪念所，一片大屠杀纪念碑群。我实在想不出历史上还有哪座纪念碑同它一样，是为了纪念自己的耻辱而被树立起来的。在巴黎，难道有法国帝国主义的纪念碑吗？在英国，难道有用来纪念我们自己错误行径的纪念碑吗？”其实有，我提醒了他，有记录了奴隶制和帝国主义的博物馆。“是的，但那并不在白厅85。”

他是否在担心，自己的热忱或许会转化为对当今民主制德国的庸俗鼓吹？担心世上只剩下歌德86，再无戈培尔87？“是的，我曾这样担心过，现在也是如此。”但要指责麦格雷戈是在逃避痛苦和恐惧并非易事，正如要他指责现代德国一样困难。

展厅中有一个巨大的、可怕的反犹太主义海报，曾用于宣传1937年的“永恒犹太人”展览88，还有那个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大门铭文：Jedem Das Seine（各得其所）。麦格雷戈巧妙地剥开了展品中那些多重的可怕讽刺，这本身就是个令人赞叹的手法，他让参观展览变得更加有价值。首先，他唤起了人们对其历史背景的回忆：魏玛郊外的集中营，这里既是歌德的故乡，也是20世纪20年代自由现代主义的发源地。然后，他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些展品的物理外观上，它们是纳粹政权每年都会不辞辛苦重新刻印的金属字符，好让这里的囚犯们天天在营地阅兵场里阅读它们。接着，是那意想不到的抵抗：铭文的设计师之一采用了包豪斯字体89，暗示着折磨他人者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是一连串的曲折故事：那个暗中做出“大逆不道”行径的设计师弗兰兹・埃里希90在1939年被释放，并在纳粹的统治下继续着自己的辉煌事业；等到了1948年，原来的布痕瓦尔德又被重新利用，成为苏共管理下的古拉格劳改营91，四分之一的囚犯在这里丧生。

他说，展览馆中有一个站位，站在此处的游客，将在一个视线方向中看到蒂施拜因创作的独具匠心的歌德肖像画，这位伟人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软帽，斜倚在温暖的光线下，背后是意大利的景色，这幅画便是德国人文的缩影；若看向另一个方向，游客则会将目光投到布痕瓦尔德的碑文之上。对于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展品，麦格雷戈提出了一个可怕的、一针见血的问题：第一种德国究竟是如何变为第二种的？但他并没有为这一问作答，“我自己都想不明白。”麦格雷戈如是说。

他的谦逊令人感动，尽管如此，还是有办法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的。大屠杀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早期那些塑造了德国文化的人物使犹太人失去了人性，并使他们成为应当被杀害的仇恨对象。麦格雷戈想把马丁・路德称为德语之父，而他的确称得上。不过，另一个称号与他更加相符——执着的反犹太主义之父。他把犹太人描述成“他们在魔鬼的粪便中像猪一样打滚”，“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一定会杀了我们所有人”，他曾大声说道；并针对犹太人在《犹太人及其谎言》中提出了焚毁所有犹太教堂、将它们夷为平地的计划，以便处理这些“有毒的害虫”。

在本系列节目中，路德的反犹太主义并不会出现，但这件事的启示同样深刻，也同样残酷无情。麦格雷戈提醒我们，铁十字架通常被视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象征，它是在1806年拿破仑遭遇惨败和屈辱之后，在改革派的平等主义时期被发明的，并最终引发了一段时期的改革。十字架是由铁制成的，并非任何贵金属，因为它是第一个可以授予所有阶级人士的勋章。经英国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批准，它成为一种新的、同志式爱国主义的象征。

在展览中展示的“帝国王冠”并不是最初的那顶中世纪王冠——据说在962年，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在罗马加冕典礼上佩戴过，随后被历届元首使用，直至1806年帝国灭亡。那顶来自中世纪的王冠正是麦格雷戈想要的展览品，但他被维也纳博物馆“礼貌”地拒绝了，理由是它“不再四处奔波了”。在一次灵感迸发时，麦格雷戈想起恺撒・威廉二世曾在1906年左右提出了相同请求，却也被拒绝了，这导致霍亨索伦皇帝选择直接为自己打造一顶皇冠。通过展示这件复制品，麦格雷戈可以讲述一个关于争夺查理大帝遗产的故事，不仅仅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斗争，还有德法两国之间的竞争。

这些穿越时空的记忆与即兴发挥，都是麦格雷格所钟爱的，他也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大师。当他让我们摆脱了各种刻板印象，使我们重新进行思考时，他的双眼会流露出独属于小男孩的纯真快乐。在我提及迫在眉睫的公民投票时，脑海中会浮现相互部落主义所造成的损害——终有一天，格拉斯哥人或许会成为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我向他问道，德国是否可以成为一面棱镜，透过它，我们都可以更认真地思考，对一个民族共同体进行效忠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没有上钩：“我认为这是独属于德国的情况。”

毫无疑问，他的确将大英博物馆视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使命的地方，这种使命可追溯到18世纪中叶，继承自包括汉斯・斯隆爵士在内的创始人们。尽管在那时，博物馆的“天命”仍然偏向人类学，热衷于有关解放的概念，通过观想被地理位置和历史所分隔开的多种文化物品，彼时的人们可以借此更多地了解自己身边之物。斯隆曾收集大量鞋履，所有的鞋子都满足一个普遍需求：保护脚掌，但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一双鞋子寡淡无趣，一千双鞋子便会成为启明灯。”

收集并探究异域文化，学习他们的本地语言，再用这些语言去理解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带有非帝国主义的味道。麦格雷戈说，这使得斯隆口中“非常适合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得到了升华。这座博物馆的过去和今天都在抵制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总督和将军们所展示的文化与种族优越性，展示的是种种无知假设。麦格雷戈坚信，观赏他人作品所带来的人文启迪效果，远高于无休止地凝视自己在时光之镜中的倒影，尤其当满是伤痕的民族主义之火正在共同文化之屋中燃烧。

我向他问了一个许多人心中的问题：在那些伦敦的中产阶级群体中，广泛流传着一种谣言，说他不会再干这个工作了。他没有表露出即刻便会离开岗位的意思，但他微笑着说道：“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了，12年了。”但我们接着又讨论了一下，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什么样的展览可以产生同样的有益效果，可以对世界提出疑问，让观者透过一个个物品来看到严酷的事实。他马上说道：“爱尔兰。”

我不太清楚他是否刚刚想到了这一点，还是说他正在准备进行下一个伟大的项目。我所知道的是，当我冒着蒙蒙细雨，走上大罗素街时，才突然想起在刚才滔滔不绝的谈话中，我们只谈到了三件记录了麦格雷戈个人史中的一件物品。任时代更迭，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不列颠剩下的任何东西，都离不开尼尔・麦格雷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