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的方法、问题与启示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关于“文学”与“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始终不是文学研究或者教育研究的主流，但它的“边缘性”并不意味着研究的“边缘化”，它兴起的“迟到”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它的“热门”。教育作为知识、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教育的兴废影响着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可谓不胜枚举。固然，这种“历史的教训”并非表明教育是决定一国政治的唯一因素，但种种研究表明教育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影响力，它始终检验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及军事等综合的文化实力并影响着一系列体制的生成与发展。以中国历史现实来看，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作为封建教育的核心体制，支配了中国1300余年封建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在1905年的废除不仅代表着晚清封建教育的终结，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标志。国运的兴衰系于教育，而教育的发展重在“育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不仅影响着一国政治的衰荣，也深刻影响着一国国民精神的整体风貌。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学实际上走着两条文脉“并行进化”的道路，上层的精英文学和底层的大众文学，表现在语言文体上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别。这两条文学脉流的发展虽然各有千秋，但是受教育体制的影响却非常明显，在中国文学与教育关系史上，如果说以科举制为中心的封建教育体制影响了文言文学在传统中国地位的确立，那么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精神的民国教育体制则影响了白话文学在现代中国的重新确立与发展。由此观之，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不得不关注民国教育，研究民国教育也必须关注现代中国文学。而区别于封建朝廷政治自上而下的统治策略，民国教育体制则在相对包容开放的历史空间中，让底层大众以及知识分子精英的文化理念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着教育体制的更新与发展。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我们对某一个问题的传统看法，时至今日，我们对“民国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它在时间上至少可以向前追溯到晚清“新式教育”的兴起，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空间上，不仅局限于考察中国本土的、区域的、个别的教育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也同时考察国外的“留学教育”对新文学产生的种种影响；在类型上，它既考察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大、中、小学文学教育与新文学流变的关系，同时也注重那些从晚清开始的一系列受制于不同“体制”（私学和官学之分）、拥有不同“学制”的诸如“新式学堂”“教会学校”等文学教育对新文学产生的影响。随着研究对象不断变化，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现也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先前对“文学与教育关系”的简单认知，“文学教育”不仅在历史深层语境如“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中获得了“本质性”的解读，也在不同大学的个案研究中显示出它的丰富多样。但是，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从研究方式上看，个案研究多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从一所大学的文化教育、校长理念以及一个文学教育的现象出发来研究其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影响意义。它使用的研究方法更为灵活，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都可以做到兼收并蓄。而整体研究，更近似于一种“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它专注的不是一所学校、一个校长的教学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而是力图将诸多教育影响文学的细节与时代的文化思潮、政治制度建立密切的联系，从中窥见教育影响文学或者文学影响教育的“外在力量”，此项研究不仅考验学者的学术视野，更考验学者运用材料的能力。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呈现出“大”多于“小”、“中”多于“西”的概况。也就是说，大学文学教育研究多于中小学文学教育概况，中国本土文学教育影响研究多于“留学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影响研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尚存在专门的教育，比如佛学院的佛学教育及乡村社会的平民教育等。研究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着主次轻重之别，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尝试，它存在的难度与限度都有待突破。再次，从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上看，将研究时间段界定在1912—1949年的合理性尚需要进一步阐释。考虑到民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1927年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流以及1931年东北沦陷，都造成了民国教育与文学版图的变迁，这一文化版图最终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演化为“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三个政治地理区域，三个区域内所施行的不同文教政策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也是将来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最后，从研究概念的界定上看，“民国时期的文学教育”和“民国文学教育”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单就文学教育本身来看，“学校文学教育”“家庭文学教育”和“社会文学教育”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陈平原认为，“‘文学史’与‘大学史’，虽仅有一字之差，其间讨论对象、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意识等，均有很大距离”[39]。在“发生学”研究的大背景下，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又分为多种研究的支流，尤其是在“文学”与“教育”关系密切且互为影响的现代中国，究竟是文学影响了教育，还是教育影响了文学，还必须作“因时因地因人”的具体分析，以整齐划一的笼统研究来取代差异的甄别，不仅有悖于学术研究的规范，也无法明晰地窥见其问题所在，难免会落入“泛教育主义”或者“泛文学主义”的窠臼。20余年来关于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它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远远超出了话题发起人当初的设想。更重要的是，在书写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史的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正逐步引发着研究者改变研究方法、调整研究策略，以弥补前期论断的不足。具体到民国教育体制的生成，它掺杂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形成了复杂多变的格局。但是这种格局的主线却始终围绕着“知识分子”与“政府”二者关系这条线索展开，可以说“前瞻的文化理念”与“滞后的国家政治”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对抗与妥协，最终形成了民国教育乃至整个民国文化的“肌理性”存在。民国教育“机制”因素的产生根源可以追溯到晚清以降的新式教育实践，而其真正成形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于民国教育体制的研究，因其千头万绪和千差万别，“因事因时因人因地”仍旧是一种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看到，对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出现在“文学史研究”由“纯文学史”转向“大文学史”的转型初期，它努力将“文学史”与文化史、政治史结合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章法多样、丰富驳杂”的局面，它的“中心”和“边界”也成为研究者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借用胡适研究中国哲学的心得来说，如果不花大决心与大力气，将民国至今百十余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文学教育史理出一个头绪来，不仅很难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合理的入门路径，也无法真正“以史为鉴”对当下的文教工作给予科学的精神引导。
[1] 本部分系笔者与博士生金星合作撰写，刊发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 胡小石：《南京与文学》，《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3] 沈卫威：《民国文学教育中的大历史与小细节》，《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
[4] 李怡：《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成都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5] 王瑶：《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6]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7]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0页。
[8]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9]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10] 罗岗：《文学教育与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建构的一个侧面》，《今天》1995年第4期。
[11] 翟瑞青：《现代作家和教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页。
[12]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3] 刘香：《边缘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14] 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5] 姜丽静：《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6] 姜丽静：《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7] 李光荣：《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页。
[18] 罗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19] 罗岗：《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0]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1] 罗岗：《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2]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3] 陈平原：《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
[24] 陈平原：《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
[25] 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6] 沈卫威：《学分南北与东南学风——现代大学学术的南北差异》，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新国学研究》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290页。
[27] 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28] 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29] 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30] 翟瑞青：《现代作家和教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4页。
[31] 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82页。
[32] 李宗刚：《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33]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载钟叔河《周作人文选（1930—1936）》，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34]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35]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36]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7] 李宗刚：《文学教育与大学的文学传承》，《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38] 陈平原：《阅读“南开”》，《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39] 陈平原：《阅读“南开”》，《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