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基础上发生和确立的。从历史的发展渊源来看，尽管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了积极作用，以至于有学者为此凸显了晚清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得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结论；但是，仅仅有晚清，而没有民国政体的确立，“五四”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从民国政体衍生出来的民国教育体制，自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奠基作用。

民国教育体制确立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的胚胎处于孕育和生成的关键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胚胎是怎样孕育和生成的呢？这便得益于晚清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如果我们认真地勘探那些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创建的创建主体，便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而在传统教育依然占据主流位置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建主体之所以能够接受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一方面与他们对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有着一定的亲和力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他们特殊的人生遭际有关，尤其是与他们的父权缺失有关。正是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他们完成了自我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最终为他们创造出一代新文学拓展出广阔的空间。事实上，他们进入民国体制的通衢主要是民国教育，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便是如此。[1]然而，同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由于错过了新式教育，未能跟上历史大嬗变时期知识转型的节拍，依然固守传统文人的知识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则逐渐被边缘化，最终以悲剧的形式卸下人生厚重的帷幕。

在传统文人淡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一大批接受了新式教育和民国教育的新人，则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中央，利用民国政体以及民国教育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开始了革故鼎新、继往开来、卓有成效的艰辛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最初在教育部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鲁迅。鲁迅主导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把小说创作和翻译纳入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之中，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鲁迅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开始了孕育新小说的痛苦过程。当《新青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而摇旗呐喊时，对新小说有着深入思考的鲁迅创作出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并刊发于《新青年》上。这意味着同属于民国教育体制制导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和《新青年》得以贯通，中国现代小说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