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的现状综述

自1999年钱理群正式倡言研究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以来，此项课题的研究历史已有20来年的时间。在这为时不长的历史“短时段”中，多位学者用各自的学术实践参与到这个当初并不能称为“显学”的话题研究中。然而，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尝试，其丰富性与多元化比单纯的文学内部研究要复杂得多，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关系研究作一番综述确非易事。以1995—2016年20余年来的研究实践看，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个类型：“大学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文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教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以及“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这四种研究分类中有彼此交叉的部分，但总体上却反映了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4个热点：“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理念”“教育体制”。

一 “大学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从近20年来学人对大学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实践来看，最典型的研究成果当推由钱理群作序、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该套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自1999年至2002年，先后出版了王培元著《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1999年）、黄延复著《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2000年）、姚丹著《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2000年）、高恒文著《东南大学与“学衡派”》（2002年）共4本专著，其中作者书写的研究思路基本上依据钱理群在《序言》中所构建起来的“校长、教授、学生”这一体系，突出书写作家在大学的文学活动以及带有特色的文学社团。区别于单纯的校史修订，作者在描写各个大学的文学教育时，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力图勾勒出历史情境下的“校园文学”全貌，其中整套丛书以“文学性”和“学术性”兼顾为书写原则。继该套丛书出版之后，张玲霞又出版了《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一书，该书系统地研究了清华大学在1911—1949年的校园文艺社团、文学刊物以及师生的创作，既突出了清华校园文学的特色，也分析了“大学文化”和“现代思潮”之间的关系。[12]以“青岛/山东大学”为研究对象的刘香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边缘的自由——1930—1937：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作家”研究》（2005年）中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深受学院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大学校园的文学创作与活动，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本身就是现代文化精神的一个载体，也是新文化传播的源头和集散地。现代大学的办学精神、教育理念、教育体制等等都会对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思想资源、理论思潮、社团流派、文学期刊和创作成品，都产生于高等学府”[13]。王翠艳在2007年出版了《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一书，该书着重探讨新式教育与现代女性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女子高等教育不仅以其迥异于传统闺阁教育的价值理念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新女性’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校园文化环境为‘新女性’与‘新文学’的结合提供了偶然的历史契机。”[14]2012年，姜丽静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教育与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创立，“催生了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15]。通过“女高师”的教育和“五四”精神的洗礼，第一代女性学生对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产生了认同，她们“不但在文学创作抑或研究领域卓然成家，还自觉背负起那只有男性知识分子才秉承的就道与弘道精神”[16]。2011年，李光荣、宣淑君的著作《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首次对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作了细致的考察。2014年，致力于西南联大研究的李光荣尝试用“民国视角”来研究西南联大的文学生产。凭借着对西南联大校园史料的充分把握，作者发现“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范畴中，许多东西不从民国的观念与角度去解释，便会沦为悖论”[17]。实际上，正如学界在近10年持续发酵的“民国文学史”观点一样，它所承担的意义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文学研究回归“美学的”与“历史的”维度是研究界的共识，而之所以要选择“回到民国”，与其说是为了高扬某种理论与理念，不如说人们在研究的推进中发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专著的研究思路同姚丹处理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研究一样，更注重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对联大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流变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说国内大学文化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则构成“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侧面。目前对现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校园文学”研究尚零散地分布在“文学期刊”的研究中，作个案研究的专著并不多见。2013年，张勇出版了以南京地域文学研究为中心的《文学南京——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文学生态》一书，该书中的“民国时期南京的校园文学社团与传媒”一节提及了胡小石担任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时期的金陵大学文学社团与刊物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氛围浓厚的金陵大学中文系中出现了新诗社团“土星笔会”，陶行知担任《金陵光》杂志的中文主笔等一系列“新文学现象”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2015年，王翠艳继“女高师”研究之后，出版了《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一书，可以说这是研究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第一本专著。但是，西方教会大学的文学教育一般都以传统的国学教育为主，涉及新文学的教育并不多见，倘若能够跳出文学“新—旧”“传统—现代”对立的框架，或许能够在教会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发现更多有意味的历史细节。

二 “学科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在“学科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观念史、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是几个大类。1995年，罗岗提出要以“文学教育”为线索来考察现代教育在中国的确立，他所采用的是一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2000年，罗岗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他首次尝试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它从名称到内涵及意义确立过程中那些人们“熟悉的但未必重视的”教育因素。他的学术计划是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知识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发生、发展以及流变“历史化”，而“文学教育”是这一概念历史化进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作者希望通过“文学教育”为核心的知识与学科的制度化生产和运作的分析“一方面力求破除‘现代文学’是‘自然之物’的迷思，揭示‘知识与学科’背后的诸多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则试图重建‘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的内在联系，发现‘文学’在反抗‘制度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活力”[18]。2003年，罗岗在《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一文中又一次重申这个观点。他在文中写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仅仅限于观念的领域。它有一个非常显豁的历史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一个名叫‘现代’的幽灵的神秘介入，各种力量（传统的与现代的，社会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观念的与制度的……）开始簇拥着‘文学’，并透过不同的途径和手段塑造了‘文学’。因此，将‘文学’作为‘现代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检视、分析它的历史构成与现实构造，应该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自觉承担的任务。”[19]可以看出，罗岗在刘禾“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这一具体的表达中找到了与他之前所论及的“观念/思想”的契合点，而他所追求的将“现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路径，较为清晰地呈现在“思想/观念”与“体制/制度”两个方面。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宏大的学术计划。单就“文学教育”这一条线索，就已经是千头万绪、千差万别，要深入地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制度史以及二者的关系对“现代文学”确立的影响，更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基于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角度，“文学教育”在他那里“不仅指大学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和学生来源，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它通过对文学经典的确认、规范着人们如何想象文学，为社会提供一整套认识、接受和欣赏文学的基本方法、途径和眼光”[20]。在此种“知识考古”式思路的启发下，罗岗试图从一个“广义”的文学发生场域中来讨论“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我们不仅需要讨论国立大学在‘现代文学’确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必须关注具备其他社会资源的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是怎样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并激发了何种新的可能性……只有把这些‘校园内外’和‘课堂上下’的各种力量一起汇聚起来，才能完整地重建‘现代文学’是如何被建构的历史图景。”[21]罗岗的这种观点，为我们研究“国立”大学之外的解放区大学的文学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相比于罗岗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陈平原和沈卫威更专注于从具体的大学、具体的文学教育实践中寻找文学教育与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1998年，陈平原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中提出“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结伴而行”[22]的观点后，一直致力于文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学术发生发展的关系研究。1999年陈平原出版论文集《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在这本论文集中坦言，正是因为自己在北大讲授“中国现代学术史”时所感到的“心虚力乏”，所以才决定痛下一番功夫对“老大学的兴衰现象”作全面考察，将“教育、思想、学术”三者熔为一炉，借以探讨“20世纪中国的或一侧面”。[23]这本论文集展示了陈平原对文学史、学术史以及大学史三者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逐渐由“文学”转向了“教育”。2005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陈平原本着对“问题复杂性”的考虑，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到“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后来，他在《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一文中说：“在我看来，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一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文本系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即便你只是想了解‘什么是文学’或‘怎么做文学’，你也必须介入到关于教育的讨论里来。”[24]陈平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自己身边的大学史上，他先后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叙事”。2009年，他将一系列思考回到“文学教育”这一核心命题上，并且在《北京大学学报》分两期发表长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基于数年来对“文学教育研究”的基本心得，他在这篇论文的开始就着重强调：“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古今中外的‘文学教育’，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里有思想潮流的激荡，有教育理念的牵制，有文化传统的支持。此外，还有学校规模、经费、师资等实实在在的约束。不是所有的‘柳暗花明’与‘峰回路转’都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讨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有关‘文学’的课程、课堂、教员、讲义等的变革，却因牵涉极为广泛，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教育思潮及文化进程，值得认真辨析。”[25]在他看来，文学教育的问题尽管是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投射和反映，但仍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它的发生与开展，同时对每个学校“文学教育”的研究也因为细节的差别而必须先走“个案研究”的路径。在一系列学术实践中，陈平原不断追求研究视野的超越，从对“大学史”视野的超越到对“文学史”视野的超越。在深入研究文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中，他意识到与有形的文学教育相比，“无形”的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在21世纪初文学教育研究的热潮中，沈卫威虽是“迟到”的一位，但是长期致力于“学衡派”研究的他很快为“文学教育”的阐释带来新的观点。沈卫威在2004年提出“学分南北与东南学风”[26]这一命题后，逐渐确立起以民国“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文学教育考察为中心，以“保守”与“激进”现代学术两大传统为精神线索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变迁的研究思路。作为“南京大学校史研究”的代表，沈卫威走了一条“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融合“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路径[27]，在探求“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对“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各自不同文学教育的比较，以宏观的“激进”和“保守”作为两大精神线索来梳理民国时期南北大学各自建立的学术传统，并结合民国教育体制的变革来窥探文学教育对“新旧”两条文脉的传承。为此，他给予那些有着“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大学以特别关注。在他看来：“每一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所大学都形成了可以言说的属于自己的所谓‘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中国大学很多，有学术特色，形成学派的却很少。”[28]沈卫威对文学教育的研究更看重其背后的学术背景，而这种“保守”与“激进”的学术传统又影响了新文化的内部分流，对传统与现代不同文脉的延续最终影响了民国文学三大板块的生成：“文言旧体文学（诗词曲文）”；“白话新体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话剧）”；“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29]以“学术史”和“文学史”融合的方式进入研究，以南北两所典型大学的文学教育作个案比较，沈卫威从文学的细节中透视了文化的“历史”。

三 “教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的关系研究中，“教育文化”“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实际上，这其中的某些问题已经隐现在“大学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探讨中。教育文化并非是两个名词的简单堆砌，而是一种传播社会经验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是一种教育理念、教育精神，也可以是一种教育方式。教育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现代作家对西方教育文化的推崇与教育本土化实践完成的。如果说蔡元培主政北大是通过对德国教育文化的认同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理念，那么胡适则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在现代中国开启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先河，进步主义教育反对形式主义的传统教育，构成了新式教育民主与实用的风格。1999年，翟瑞青通过对现代作家的受教育经历和从事教育的经历作了详细梳理考证后得出结论：“现代作家就是这样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且把它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去，体现在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构成了现代作家和教育之间一种特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确立了现代作家在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30]与“现代作家与教育”研究相反相成的另一类研究是从教育对作家的影响角度出发，探讨“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1997年，王富仁在《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20世纪文化就是留学生文化”的观点，王富仁认为西方现代教育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意识更是决定现代中国文化的整体转型的根本原因。目前对留学教育探索的专著并不多见，有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2001年）、郑春《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2002年）、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03年）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重视现代作家留学国家的文学思潮、政治思潮的背景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这些国家教育思潮、留学政策的变化，因为这种教育政策与理念转变的过程，影响了现代作家对文学、文化的选择与接纳，它对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影响与“新文学”进课堂是一样重要的。另外，留学教育中所结识的精神导师也是影响现代作家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以“甲午战争”为界，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成为教育中两组重要的力量，而传统教育向民国教育的转型，莫不是从教育理念的转变开始，形式主义的教育文化的式微以及实用主义的教育文化的兴起，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向民国教育转型的标志，科举制的取消与学堂教育的兴起，使新式教育很快在朝廷政治溃败中确立起来，它对文学形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现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与民国教育兴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一个时代的“教育之变”观照文学的发生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2006年，李宗刚在《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一书中以“科举制废除”为历史节点，从新式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以及科学品格等几个方面对“新式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作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对文学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五四文学发生时期这样紧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之间构成了复杂的连锁互动关系。正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也正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五四文学接受主体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而五四文学则又促成了新式教育的发展。”[31]从教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五四文学发生问题，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它同时也为我们探讨教育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转变——“新中国文学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2015年，李宗刚在《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一文中对留学文化作了更具体的补充，文章认为：“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2]由于教育永远承担着知识传播与精神熏陶的作用，不论现代作家在留学生涯中所接纳的是何种教育，亲近的是哪一位精神导师，这些潜在的精神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文学实践。分析这些因素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思想，也能够从中发现更多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息息相关的教育因素。

四 “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体制”或者说“制度”向来是文学“自治”与“控制”研究中的重要一项。在罗岗当年设定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方法——“制度、教育与作家”这一体系中，制度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现代性社会、现代民族国家确立的基础上，分析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身。因为研究教育体制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关乎当下文学的发展，也关乎一国教育的良性发展。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政府教育体制和大学教育体制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民国时期并非绝对的一致。民国大学对文学教育的学科划分，课程设置有着一定的自主权。早在1930年，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一文中就对当年北大增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的做法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33]。实际上，周作人这里提及的文科改制，添设外国文学系，是一种大学内部的体制改革。而在大学体制之外，尚有政府教育体制对文学教育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白话文的合法性建立，也影响着新文学进课堂、作家兼课等一系列文学教育活动的生成。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的关系研究，从发生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依然存在着深入探讨的空间，尤其是制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尚未有人进行系统研究。自2002年以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虽然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制度之间关系的探讨引向深入，但是涉及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却并不多见。钱理群认为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都进入了一个“定型化”与“建立规范”的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李兴华在《民国教育史》中认为：“特别是在南京政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以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模式，强化了思想控制，渗透了独裁精神。反映到教育方面，便是强调集权和统一，并通过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把国民教育纳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轨道。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局的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渐次完善。”[34]钱理群认为：“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那样的相对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已不可能存在，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已不再为中国的追求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五四时期曾经提供过的自由的精神空间；另一方面，大学里的教授随着教育本身的体制化，也逐渐被吸纳到体制内，而日益显示出保守性的文化品格。在这种情况下，更具有独立意识、自由意志，坚持民间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与体制化的大学、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教授）发生冲突。”[35]尽管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在钱理群提出后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是在相应的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研究作家经济生活为主要学术方向的陈明远在《文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触及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数十位现代作家在大学担任教职中所涉及的教育经费问题。[36]沈卫威在《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2005年）和《现代大学的新文学空间 ——以二三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为视点》（2007年）两篇文章中考察了新文学课程的开设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影响。2007年，李宗刚在《文学教育与大学的文学传承》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得到传承的原因是大学和作家“双向选择”的结果，大学体制给予了作家以物质生活的保障和必要的社会声誉，而作家则在文学教育中传播了新文学思想，完善了教育体制。[37]2001年，陈平原在《阅读“南开”》一文的附记中写道：“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38]实际上，在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最容易被遮蔽的是对教育体制的研究。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民国教育体制往往被打上“现代性”和“创新”的烙印，而忽视了体制建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因此，在关注民国教育体制对民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更应该详细考察体制本身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