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思路与方法
一 研究现状
（一）新世纪小说的“新质”研究
论题是在“新世纪文学”范畴内讨论小说领域的新变，首先要辨析的就是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概念问题。“新世纪文学”这一名称在历史进入21世纪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但其内涵却在不断演变之中。
1.新世纪文学的时间范畴
“新世纪文学”最初主要是作为文学发展的时间概念来使用，但目前对“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已然超出作为一个自然时间对现实文学的描述性范畴，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文学“新质”的文学史概念被建构起来，以这种新质为核心再来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时间范畴，是研究者们一个共同的趋向，因为单纯以时间起点为标准来描述虽然是最便捷的一种表述方式，但有时也是最无效的一种表述。张未民、雷达、於可训、张颐武、陈晓明、程光炜、白烨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辨析。以某些明显不同于新时期的文学“新质”出现为标准，不以新世纪的自然时间范畴讨论新世纪文学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时间界定：雷达将“新世纪文学”的发生定在1992年[26]，於可训也认为新世纪文学应从1990年代初开始[27]，张未民则认为“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并不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反动和抛弃，而是将二者看作一体生长的两面，所以将“新世纪文学”的起点前移与新时期文学同时发生[28]。
2.新世纪文学的现代性新质
显然，“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提出，关键在于如何辨识其“新”。雷达认为当前文学普遍进入都市化情境，同时又体现出新型的民族主义倾向，再加上文学观念不再强求整齐划一，以及审美形式的新变等方面是“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出现的“新质”[29]。於可训强调要从文学实践本身寻找建构“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逻辑和秩序，认为从1990年代初开始，标志新世纪文学的各种“新的要素”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的文学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文学理论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总体出现的“多元格局”、逐步进入一个“脚踏实地注重原创”积累“中国经验”的沉稳平实的发展轨道四个方面[30]。张未民则从现代性理论出发，通过对20世纪中国的三型现代性的辨析，认为作为一种自晚清以来一直为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所压抑而处于潜流的“生活现代性”[31]，可以视作“中国新现代性”，这种“新现代性”从改革开放以来获得解放，自新时期以来逐渐成长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生活现代性”首先便意味着物质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而新世纪文学开拓了文学表现的新对象，新的生活形态、日常欲望和散发巨大能量的物质生活正是“生活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以新世纪展开的自然时段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中，孟繁华认为新世纪文学从“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的终结”“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边缘群体的崛起”[32]三个方面区别于此前的文学。张颐武则从历史意识和现实观念的变化上强调“新世纪文学”相对于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发生的重要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的展开，即80年代和90年代基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精英文学观分别在两个时代对未来呈现出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预测，而新世纪以来“和平崛起”的中国则以“历史的反讽”反证了以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为主要特征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蕴含着“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为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特征在新世纪以来已经全面展开[33]。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敏锐地发现了新世纪文学的“新质”，奠定了“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基础。但问题在于，新的历史叙述在建立的过程中会不会对别的历史叙述产生压抑？程光炜的担忧不无道理，“如何解决在新的历史建构中的历史遗忘问题，如何在提出新的问题时，也能保持应有的警觉，尤其是那种将历史‘重新’简单化的警觉”[34]，是非常重要的。的确，新世纪文学所赖以产生的语境及其生产与消费的方式都产生了变化：“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环境下的‘常态化’运行，是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35]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曾经通行的那些文学史概念已经很难准确呈现当下文学的复杂面貌了，亟须获得新的突破。问题是在讨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中那些已经充分展开的特征时，“‘新时期文学’所讲述的知识者精神的痛苦、探索和心灵史，有可能被挤压和占用，被解释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历史的‘合理性’而做出的牺牲；当年为恢复文学正当权利的斗争，在这种‘现代性’的必然模式中，也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失去了应有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那曾经充满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迂回的‘80年代’，也可能将在‘新世纪’意义上的新的当代文学史中被缩写，被削减了历史容量”[36]。
的确，当我们用当下普遍流行的个人生活视野回望过去的1980年代时，很容易以当下的合理性去批判或者忽略过去的某些重要特征，制造出新的盲点，因此我们在讨论新世纪文学新质的同时，必须具备一种对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生活样态有效的阐释能力。本书采用生活政治视角讨论新世纪小说，正是将上述因素考虑进来的一种策略。
（二）从生活政治视野出发的文学研究
目前从生活政治视野出发的文学研究，主要有蔡翔以生活政治视角研究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翟文铖和陈小碧分别在有关新生代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研究中部分运用了生活政治理论，另外有部分单篇论文从生活政治角度切入女性解放、自我认同、生态政治等生活政治议程，从整体上讨论新世纪小说的生活政治特征并不多见。蔡翔的论文《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生活政治》[37]将1960年代视为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消费时代，讨论《年轻的一代》等作品中由生活趣味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生活政治，摆脱了对“十七年”文学“个人/集体”的习惯性阐释方式，颇有深意，但生活政治的兴起以“后匮乏经济”和“后传统社会”为重要背景，以此讨论19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免牵强。陈小碧的著作《回到事物本身——重读“新写实”小说兼论1990年代文学转型》[38]中“‘生活政治’和‘微观权力’的浮现”一节内容讨论新写实小说中的权力问题，是对新写实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新写实小说涉及的主要是一种匮乏时代的自我关注，缺乏自我反思，并非典型的生活政治，应是一种过渡形态。翟文铖的《生活世界的喧嚣——新生代小说研究》[39]在讨论新生代小说时，将生活政治视作新生代小说的日常叙事深度所在，主要从身体政治、亲密关系以及认同危机等层面讨论新生代小说的贡献，认为它们从全新的角度创造了另一种深度，是对新生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推进。
此外，新世纪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生活论转向”等相关讨论虽然并非在生活政治理论范畴展开，但也都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对当下文学新质研究的重要拓展。“日常生活审美化”最初出现在周宪和陶东风等人的文章中，他们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分别从文化研究和文艺研究的角度讨论新形势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义和启示，提出文化研究的可行性和文艺学必须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40]。大约2003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许多媒体和刊物都加入进来讨论，一时之间形成一股流行的热潮。譬如《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等刊物就都曾推出专栏讨论这一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那就是面对当下社会转型文学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是推动文学走出封闭的状态回到日常生活的重要动力。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思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使高高在上的理论话语直面实用性的生活领域，拓宽了文艺学的边界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相关问题也得以广泛而持久地讨论。但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并非在这个理论脉络之中考察新世纪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而是从个人伦理和自我实现层面展开讨论，认为人的最终解放归根到底是落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个人解放的重要领域，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领域又并非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秩序权力的真空地带，文学与政治曾经的休戚与共正在以另一种隐而不彰的线索继续延伸。正是基于这种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复杂状态，有必要深入日常叙事的内部肌理，探讨这样一种而今已然成为文学创作常态的“日常生活”是以怎样删繁就简的方式进驻文学并一路高歌猛进的，在“日常生活叙事”构成对以往“宏大叙事”的颠覆与反叛的同时，又有哪些固有的意识形态因素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有意无意遮蔽了。
所谓“生活论转向”，主要是以立足当下的视野，充分考虑到现有文学中已经出现且已充分展开的特征而提出来的，是对此前文学史叙述中相对被压抑的有关“生活”的理解的一种纠偏，而且将这一特征上溯到更久远的文学发展历史中以获得其合法性。张未民所强调的是“生活论”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的“整体性”和“本土性”意义，他认为重要的是“生活”，不是“日常生活”，也不是“审美化”[41]。《文艺争鸣》在2010年推出了一个名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的新栏目，此后不断集中编发相关研究文章，提出将“生活论美学”定义为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文艺思想：“我们的新现代性，是全面而综合的‘生活解决’的‘生活现代性’。”[42]这种“生活现代性”中的“生活”，虽然强调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协调，但更强调的是其物质性层面，亦即在以往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忽略和被压抑的这一层面。这种视点下移的变化，是由当下社会转型直接催生的，看似合情合理，但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将当下合理化，在此基础上再重新评价此前的社会和生活。这种分析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缺乏一种历史性视野中的公正和客观，对历史中合乎此观点的内容一一收编，而对其他问题则视而不见；二是容易导致对当下现实的简单化理解，一味以“存在便是合理”的逻辑为当下寻找合法性存在的理由。
由上述有关研究成果的粗略梳理来看，相关研究以各种面目不断被置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带，这无疑为本课题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当然也提供了新的突破的可能。
二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在研究对象上，参考前述学者对新世纪文学的界定，本书主要以新世纪以来书写现实的小说（因背景探源，涉及此前少量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下文学在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和表达趋于常态之后呈现出来的崭新面貌，即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新世纪小说对当下生活的书写中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新质”——“生活政治”。
性别问题、生态问题、亲密关系问题、道德困境问题、身体政治问题……面对新世纪小说中呈现的这些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崭新的现实问题，生活政治及其主要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生活政治”既重视个人的突围和自我认同问题，也重视个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走向他者的必要性；既注意到传统的坍塌和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的自我的困境，也对这种不确定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怀抱审慎乐观的想象；既重视日常生活的敞开带来的种种小叙事的繁荣，也重视曾经被抛弃的种种大叙事的回归；既强调私人生活的变革，也强调公共生活的拓殖。这些都给运用生活政治观点解读新世纪小说提供了理论起点。这样，将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引入当下的文学研究，将不仅仅停留在全球化时代那些浮光掠影的新变中，而是试图以书写当下生活的新世纪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社会中个人话语确立后的“个人”在自我实现层面遭遇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这里探讨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表征，是基于一个预设：虚构的文学其实暗藏着最真实的社会生活。“文学形式不仅是单纯的语言结构，权力、欲望或者意识形态隐秘地交织在语言内部，或显或隐地介入文学形式。”[43]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学渊源已久，曾经因其对文本内部研究的漠视而饱受诟病，但在当下文学日益边缘化、越来越难以针对现实发言的困境下，重启这一视角，无疑会带来更丰富的文学感受。也就是说，文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文学社会学研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在面对当下复杂的社会面貌时，也许可以更加有效地阐释文学。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尽管是一种整体性研究，但无意把生活政治作为统摄一个时代所有文学的唯一特征加以论述，实际上这既不符合复杂多样的新世纪文学实情，也增加了研究的理论风险。本书讨论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无意简单否认解放政治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体现，解放政治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关自由、正义和平等的诉求和将个人从历史与现实的遮蔽中解放出来的主题仍然是文学非常重要的思考对象，但这一现实并不能掩盖生活政治的强势崛起。一方面，生活政治的理想本来就包含解放政治的这些目标，只是在策略上产生了区别，是从微观角度以自我实现为最高目标并自下而上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相对于那些解放政治主题的持续性表达，生活政治在新世纪文学中作为一种新质的出现是更吸引本研究的兴趣所在，即个人在解放以后怎么生活的问题是本书最关心的问题。当然，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都必须突出一些范畴，抑制另外一些范畴。当本书将生活政治作为中心范畴来探讨新世纪文学的转型时，可能仍然无法避免对其他一些因素的“不见”。另外，对于新世纪小说而言，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做到总览全局、包罗万象，因此本书主要选择一些典型的生活政治范畴和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讨论与研究，以突出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主题。
生活政治的核心议题是个人在后传统社会的自我实现问题，本书主要围绕现代人以自我实现为旨归的生活实践这一核心问题，讨论个人解放之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包括自我认同的困境、日常生活的压抑和解放、私人生活的变革、公共生活的拓殖以及重新道德化等新世纪小说在关注自我实现层面的重要生活政治主题，力求从生活政治这一角度把握文学的转型，在既立足当下又反观历史的视野中对新世纪小说提出个人的理解。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首先探讨生活政治理论的缘起及其主要内涵，然后在正视当下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并置的社会现实这一前提下，辨析新世纪小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相互缠绕的中国语境，认为生活政治可视为从整体上把握新世纪小说的现代性新质。
第一章和第二章从历时性探讨当代文学中个人的自我实现面临的困境。
第一章辨析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转移。在个人观念泛滥的今天，回望和反思个人主义话语在集体/个人的解释框架中从被遮蔽到逐渐被释放出来的过程及其问题。在讨论新世纪小说中以自我实现为重要特征的生活政治问题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这个过程。以“胡东渊来信”“潘晓来信”“蛇口风波”为中心，突破“个人/集体”的二元解释框架，辨析当代个人话语变化的轨迹，可以发现集体化时期意外加速了个人的原子化过程，集体逐步解体后的个人主义话语看似走强，实际上仍然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形塑，这一过程在胡万春的《家庭问题》、张抗抗的《北极光》和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中，与前述三个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讨论以互文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二章论述新世纪小说中自我认同的困境。传统丧失和风险社会来临的生存现实使现代人面临自我认同的危机。个体在欢呼解放或自由的时候，突然发现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根基和文化依托，故乡的消逝和历史的迷失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破坏了自我认同的同一性与连续性。知识者返乡和农民进城两种主题共同揭示出的故乡的沦陷是传统消失的最直接感受，这里的“故乡”既是精神意义上消逝的家园感和归宿感，也是现实生活中溃败的乡村，二者一虚一实，共同勾画出传统不可抗拒的消逝。城市题材的小说则深入陌生人社会，发现在风险到来和信任缺失的现代社会，人们大都已被抽象化系统和同质化社会所控制，在获得现代生活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不断产生新的风险和认同危机。
第三、四、五章分别从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书写探讨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主题。
第三章探讨新世纪小说中日常生活的压抑与解放。日常生活叙事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常态化的书写方式，是疏离解放政治宏大叙事的审美策略。这一变化一方面突出了长期受到压抑和漠视的个人价值，并将个人伦理以裂变的方式传导开来；另一方面也催生出由个人话语的膨胀引起的价值危机，被刺激出来的无比强大的个人欲望，既可以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也可以成为个人实现“尊严、自主、隐私和自我发展”的障碍。
第四章讨论新世纪小说中私人生活的变革。主要从新世纪小说中的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大量探讨两性关系及父子关系的作品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相当驳杂的面貌。亲密关系的理想是两性交往不再看重经济、地位等外在条件，而是注重开诚布公的交流和彼此的信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顺从传统的父权制或等级制，而是遵从相互信任的平等相处。这是生活政治从微观层面为现代人应对认同危机和生存困境寻求努力的一种策略，它的理想是可以自下而上形成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氛围，但亲密关系对“纯粹关系”的设定显然具有理想化色彩，爱欲因而面临可望而不可即的困境，代际关系的民主也面临重重困难。
第五章讨论新世纪小说中公共生活的拓殖。纯粹个人的解放，充其量只能说是暂时的解脱。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面对世界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需要促进联合来化解纷争和矛盾，走向他者，敞开心扉，是在现代社会里获得自我救赎，进而走向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策略。基于上述反思，新世纪小说在底层叙事和现实主义的复兴、个人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融合、让诗性正义重回文学想象等层面重构文学世界，在走向他者的视域中重回公共生活，开启了文学新的可能性。
第六章探讨反思与重建的路径。要突破后传统社会自我实现的种种困境，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重新道德化。重新道德化即重新整合后传统秩序下的道德秩序。在正视个人主义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启动道德转型，而重建道德秩序，则需要个人与曾经被视为他者和障碍的传统和自然、历史和现实之间进行长期的沟通、协商和努力。新世纪小说中传统的复兴、生态意识的兴起正是从文学层面对这些生活政治问题的回应。
结语辨析当代中国个人话语的生成及其影响，进一步明确从前三十年着重书写政治生活到近四十年来逐渐转向日常生活乃至私人生活，以及近年来公共生活的拓殖，文学的观念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政治生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
[1] 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2] 任剑涛：《政治的疏离与回归——近三十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天涯》2007年第6期。
[3]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6页。
[4] “风险社会”起初是贝克的用语，贝克和吉登斯对这一概念都非常重视，他们借助这个概念进一步阐明了自反性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即后传统社会并非比过去风险更大，而是说风险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自然日益成为人类所干预的自然，我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因而人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受到外部不可知的自然力量的影响，反而受人类自身活动的影响更大。这种由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风险就是“人为风险”，现代人正置身于以人为风险为重要特征的风险社会中。风险社会恰如一把双刃剑，因为风险既意味着可能的消极后果，又区别于危害和危险，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试图避免其消极方面，而积极地承担和管理风险则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促进人们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参见[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6] 吉登斯将现代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目前世界上有两种形式的现代化，在某些方面它们相互冲突”。“‘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指的是沿着直线推动社会财富增加的现代化过程，像过去发生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繁荣、安全以及生活整体质量的改善会同步进行。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就发生了，在这个阶段中，现代化还意味着对现代化的局限性、紧张和困难的缓解。”“不能用第一阶段的方法解决第二阶段出现的问题。”这里“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即为“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强调现代性的“自我对抗”和“现代化的基础与现代化的后果之间的冲突”，这一概念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和贝克的《风险社会：新现代性初探》及贝克、吉登斯、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等著作中都有解释。“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即简单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些难以预见的副作用。贝克说：“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和最传统的行动情境的撤离的双重过程是‘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改变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参见[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3页。[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20页。
[7] 吉登斯弃用“后现代”而使用“后传统”或“晚期现代性”的原因在于，“‘后现代’通常含有不可能对历史有秩序、有连续性的概括”，他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并非最终将滑向虚无、终结的后现代性，他强调的反而是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后传统社会”与现代性和传统双重的紧密联系。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6页。“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参见[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2—73页。
[8]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248页。
[9]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5页。
[10]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8页。
[11] [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12]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页。
[13]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页。
[14]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15]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
[16] [加]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18]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19] [英]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20]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21] 红苇：《“生活政治”是一种什么政治》，《读书》2002年第6期。
[22]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23] [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24]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26] 雷达：《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27] 於可训：《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28] 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29] 雷达：《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30] 於可训：《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31] 张未民：《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几点认识》，《东岳论丛》2011年第9期。
[32] 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33] 张颐武：《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34] 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35] 张颐武：《重新想象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新空间》，《文艺争鸣》2011年第2期。
[36] 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37] 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生活政治》，《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38] 陈小碧：《回到事物本身——重读“新写实”小说兼论1990年代文学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9] 翟文铖：《生活世界的喧嚣——新生代小说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40] 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1] 张未民：《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42] 张未民：《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几点认识》，《东岳论丛》2011年第9期。
[43] 南帆：《历史与语言：文学的四个层面》，《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