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活政治的兴起
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自身的剧烈转型，促使文学不断滋生新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及其现代性特征，凸显出种种生活政治问题，也为新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
一 生活政治概念的提出
生活政治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一般意义上，人们总是认为，个人生活中再大的事情也不过是生活小事，不能提到政治的高度，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业，与日常生活有什么关联？但是，生活政治这一概念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变化中的日常生活隐含着特殊的政治内容，正如吉登斯借用桑多·罗扎克所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3]
生活政治理论源自西方学者对现代化过程及其现代性后果的思考。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实现物质财富的激增，现代性则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形成的与传统不同的现代观念和价值。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性，最初主要致力于用理性将作为启蒙主体的人解放出来。人类追求解放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把人类从对自然和传统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既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表现，也是追求自由、发挥个人潜能的体现。但人们很快发现，在追求物质进步和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以精神追求为旨归的价值理性却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道德的崩坏，加上以人类经济利益优先的原则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自然灾害、贫富分化、道德沦陷等一系列问题。发展主义策动下的进步和繁荣并没有使人们获得更大的确定性、安全感和幸福感，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增长不但没有消除自然风险，反而不断制造出种种新的“人为风险”[4]，再加上“历史进化论的终结，历史目的论的隐没，对现代一以贯之的结构性反思的认识，以及西方特权地位的消亡——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而纷乱的情境”[5]。解放的自由生发出的是更多的不自由，每一个进步都会制造一个反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与人的自我认同相连，造成种种认同危机，最后人们发现，突飞猛进的科学发展和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并没有促成最终的自我实现。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吉登斯、鲍曼、贝克、拉什等学者作出这样的判断：现代化已从第一阶段的简单现代化发展到第二阶段的自反性现代化[6]，西方社会已进入晚期现代性或曰后传统社会[7]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对应于工业社会，“工业化—物质繁荣”是其发展逻辑，表现为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的形态；第二阶段则对应于风险社会，解放政治引发的现代性后果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不再能够像第一阶段那样凭借财富的增加而得以解决，表现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形态。
所谓解放政治，主要关注国家、阶级和社会等宏观范畴，贯穿着“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8]，“关心的是摆脱压迫的自由，社会正义以及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9]。自由、平等和正义是解放政治期待实现的重要目标，“所有解放政治的目标，都是要把无特权群体从它们所不幸的状况中摆脱出去，或者是要消除他们之间相对的差别”，“解放政治是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在此，这种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群体将其意志加于他人之上的能力”[10]。具体说来，解放政治的目标一方面呈现为将人类从传统和自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重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性和控制能力，致力于消除传统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以人类为中心来审视世界，另一方面表现为将人们从不平等和被剥削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实践的“解放政治”模式，以征服自然、消解传统、打破专制、寻求正义和自由为主要目标，在简单现代性阶段具有广泛影响，它着眼于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面对后传统社会里在生活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解放政治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它从根本上忽视了个体的、内在的微观解放。晚期现代性阶段出现的问题无法按照解放政治的思路来解决。“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11]
生活政治是在反思解放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政治模式，是在现代化发展中解决其现代性后果的政治策略，生活政治“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12]，它的目标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基础上促进自我实现、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反思重新处理人与自己、他人及自然的关系。吉登斯对此有明确表述：“‘生活政治’中的‘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呢？在政治学理论中，习惯上都承认存在狭义和广义的政治概念。前者指的是国家的政府领域中的决策过程；后者则把用以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都看作是政治性的。生活政治所包含的意义兼及此二者意义上的政治。”[13]虽然“兼及此二者意义”，但生活政治更多从自我层面切入，也就是说，哪怕是前者，也重在考察政府领域的决策对个人自我实现的影响。因此，生活政治关涉的对象主要是自我实现、日常生活中的秩序规范以及道德困境的形成等。换言之，在生活政治中，“权力是一种产生式的而不是等级式的”[14]，“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15]。与简单现代化阶段不同，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全球化和城市化在带来物质世界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新的风险和矛盾，时时刻刻重构和形塑着新的个人，生活政治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解放”产生了新的个人、新的生活，也产生了日益深重的危机。在吉登斯等人那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不在于消极地摧毁现代性，而在于积极地重建现代性。生活政治就是吉登斯针对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现实提出的一种重建现代性的理论构想。生活政治的提出，旨在培育对话民主的协商机制，以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单凭经济增长和知识创新是解决不了的，现代人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重新思考和协调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物质进步与精神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活政治的兴起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主旨已经由经济发展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转向注重微观世界的个人自我实现的揭示。
二 生活政治的主要议题
生活政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每个人最细微的现代性体验中呈现出来，它的议题包括自我认同、亲密关系、性别政治、生态政治、身体政治等。显然，新世纪小说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和描写与这些生活政治议题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生活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在后传统社会的自我实现问题。这个问题既关系到人们切身的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也关系到个体存在的意义等终极关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如此生活”之类的古老问题，在新的社会形态中被重新提了出来。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也意味着“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16]。在传统社会，这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理所当然镶嵌在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但在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传统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保护一种世俗性的‘当地生活’而不受较大的社会系统和组织的影响”[17]，传统的丧失和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个人无法获得一种自然而然的安全感。吉登斯从社会结构转型进入个体心理结构变化的研究，指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引起个体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变化了的个体又反过来去重构现代社会：“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2003年爆发的“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生活政治事件，“非典”发生的原因、传播的途径、对社会和人们心理的影响及其后的反思都不是传统社会伦理和秩序能够解释的。例如源自动物的病毒传播给人类与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病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则是因为现代人流动的生活方式；“非典”过后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休闲方式的变化则是人们反思的结果。人们以往对人对世界某些深信不疑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深入个体生活和自我实现中，直接影响到自我认同。这类事件无疑昭示着“在传统和自然界终结之后，我们如何生活”[19]这个核心问题，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应对，生活政治则可以提供另一种全新的视角。
第二，生活政治强调“个人的伦理”。“正如那业已牢固建立起来的公正与平等属于解放政治的理念一样，‘个人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20]生活在高度现代化条件下，传统生活方式的丧失也意味着失去一种权威的控制，此时的个体也就会被迫面对多样化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此时就不仅仅关涉个体本身，而且有可能关涉全球范围内每一个体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这种“个人的伦理”明显有别于解放政治打破被压迫和被奴役状态的个人解放，它把解放后的个体的生活方式选择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注重私人生活的品质，尤其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边缘和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因为“生活政治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边缘和底层，在于个体的生存感受和生存质量”[21]。当然，强调个人伦理并不意味着排斥公共生活与国家。那些表面看来不过是私人性质的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公共领域中共同讨论的议题。譬如女性主义运动就被吉登斯视为生活政治的先驱，女性从最私密的个人经验出发寻求解放的实践将性别这一曾经被解放政治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19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蔚为风潮，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写作中反复出现的身体问题、认同问题、同性恋问题、生殖问题等，都是重要的生活政治主题。2004年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的底层叙事热潮，关注中国大地上沉默的大多数，从历史资源与现实问题多层面探讨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复活了现实主义介入现实的公共关怀，也是生活政治的重要体现。
第三，生活政治是基于对话民主的协商政治。吉登斯架构了一个基于“纯粹关系”的自我规划的理论模型，以实现个人生活的民主化，这是将政治的民主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的一种积极尝试。在理想情况下，这种亲密关系不仅在性的领域，而且在亲情及友谊等关系领域中出现，进而自下而上促成整个社会民主机制的建立。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因素制约着这种亲密关系的发展，新世纪小说中大量探讨两性关系及父子关系的作品就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相当驳杂的面貌。整体上来看，曾经被父权和夫权压抑的女性与子一辈更容易进入协商关系，但人口的流动、商业的侵袭等种种现实困境又制约着这种新型伦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生活政治是没有他者的政治。生活政治的基本宗旨是在后匮乏社会里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追求，以注重生活质量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标。生活政治仍然重视解放政治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核心价值，但显著的区别在于，这些价值不再从与他者的对立和冲突的角度去寻求。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体共同面对世界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也要面对共同的风险，需要促进联合来化解纷争和矛盾，处理好人与自然、传统、历史和他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自我认同，这也是重构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吉登斯称之为“重新道德化”，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曾经被视为压抑的因素作为道德源泉重新得到正视，这也是新世纪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压抑的回潮”变成现代人寻求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于是，自然不再作为单一被改造的对象，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成为人们的共识，新世纪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异军突起；传统也并非面目可憎的现代化障碍，反而是现代人自我认同的重要源泉，复兴传统成为新世纪文学的自觉追求；历史的总体性和连续性并非不能接受，也可能是现代自我前行的动力，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反思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主题。
最后，生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它立足于现实世界，主张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人类在风险社会面临的困境，暗含对未来社会的乐观想象。与前人不同的是，它不是像尼采那样寄希望于超人，也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求助于上帝，更不是像胡塞尔的先验性分析，它既不同意哈贝马斯所言生活世界已完全被殖民化，更不同意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力主从积极乐观的视野去看待现代性的后果及其困境，既不讳言后传统社会的风险，直面社会存在的问题，又要以面向未来的姿态保持乌托邦式的理想，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他认为“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22]。吉登斯显然也意识到其中暗含的矛盾，但他更想强调的是理想与现实间的“平衡”，他相信现代人具有足够的反思能力和行动能力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与世界的积极互动中达成自我实现。吉登斯当然是乐观的，但他的乐观并非虚妄，而是建基于他对现代制度周密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三 生活政治的现实语境
强调生活政治并非否认解放政治的重要性，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并非是对立的，因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旧有的政治形态彻底消除影响，尤其是那些有关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解放政治的问题对仍在探索途中的地区来说，生活政治常常与解放政治相互缠绕，共同作用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就正处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境之中，毫无疑问，那些传统的解放政治目标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在很多领域作为主导型价值标准而存在，此时生活政治的提前“登场”则主要是为了发出“预警”，试图解决那些在解放政治框架内不是问题却不能解决的问题。
吉登斯使用“后传统社会”对生活政治产生的背景加以阐释，其中“后匮乏经济”这一概念是其重要基础，意味着是在晚期现代性物质的极大丰富后，再思考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生活质量问题。而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均衡，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在中国更具典型意义。那么“生活政治”这一概念是否适合谈论中国问题？显然，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对生活政治的思考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政治的思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显然与吉登斯构想的高度现代性社会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后匮乏经济”所指并非整个社会完全消除了匮乏，而是指某些领域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并不能由于更加富裕而得到解决，意味着财富积累的过程变得事与愿违，常常威胁和毁灭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现了生活政治。在生活政治的领域里，人们有关生活方式的决定有可能限制或积极地反对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以避免这种后果。[23]从这一思路出发，当下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都已出现类似问题，譬如生态、道德、性别等问题，都不能以解放政治模式下经济和物质的进一步丰富来解决，必须转换思路，生活政治模式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生活政治的另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个人的高度解放和自由。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以诉诸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政治运动，号召每一个人行动起来，抹平差异，批判传统，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建设人化自然。小说中则以二元对立模式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为其呼应，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福新（《家庭问题》）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而像福民（《家庭问题》）这样的青年则作为被改造的对象最终纳入和哥哥福新同一队伍。19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中，过去那种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运行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人具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1980年的“潘晓讨论”就出现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有自我是绝对的”这样关于个人的强势话语，虽然最后“潘晓”的困惑仍被导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寻求答案，但“自我”第一次如此显眼地出现在当代思想史上，令潘晓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张抗抗的《北极光》中陆芩芩关于人生意义的追问正是潘晓困惑的文学演绎，而她最终找到的领路人曾储作为一个理想主义青年，与梁生宝、萧长春、福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那些在过去的政治信仰坍塌之后寻求新的共同体的努力被成功纳入国家改变积弱贫穷状态的现代化建设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1986年底刘西鸿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和1988年初的“蛇口风波”毫不掩饰地为“淘金者”正名，就是在改革的前沿地带发出的重要信号，个人自我实现的愿望成为改革最大的动力。历史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个人欲望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经济逐渐成为最有力的杠杆，无论是极“左”时期的政治理想还是1980年代的现代化宏图，对于个人来说，都因强大的个人欲望而有所变化。此时的个人看似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但无限膨胀的欲望又将个人纳入无形的控制体系，远离真正的自我实现。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社会中的个人面临一种结构性残缺所带来的问题，亦即表面上高度自由的个人实际上被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在集体主义年代，相对于集体的个人是一种无差别的存在，它存在于每个人都要遵循的大一统规约之中。1980年代以后，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逐渐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构成高度同质化社会，此时真正的个人仍然处于一种消隐状态，过去政治对人的压抑转移到经济社会里永无止境的欲望对个人的另一种规训。这就造成当下社会一种奇怪的组合：一方面，自由、平等、正义等解放政治的诉求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单一的经济发展思路而导致的一系列现代性后果，如环境污染、高风险社会、自我认同危机等生活政治问题又集中爆发出来。也就是说，在当下复杂的现代化处境中，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相互依存、相互缠绕的关系。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现代化始终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到目前为止，高度发达的现代性社会仍然还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现代性问题就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反思我们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我们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式就很有必要。中国社会的真正良性发展不仅依赖于现代化的推动，而且依赖于对现代性的充分认识和反思，因此，作为一种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方式，生活政治对于思考中国已经出现的现代性问题的借鉴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虽然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形态目前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日常生活的兴起和个人伦理的凸显是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宏大政治转向微观形态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西方路径和进度并不完全相同，但吉登斯论述中的有关社会条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逐步展开，也为生活政治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兴起提供了某种契机。因为中国同样走在现代性的进路上，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及其相伴生的问题同样存在，也要面对同样的现代性后果，现代性的“通病”依然存在，现代性后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因此，虽然解放政治主题仍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经济的发展仍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反思解放政治的得失。它首先体现在发展理念上的变化。政治经济学者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中倡议建立一门与“全球问题学”相对应的“中国问题学”专门学科，讨论中国发展中可能面临的诸多危机[24]，后来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也是对解放政治化的运动型市场经济的批评和反思[25]。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当下社会也日益陷入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二元关系的尖锐对立，似乎社会每前进一步，对立冲突的风险也就进一步加剧，个体的恐慌日益加剧，并逐步上升为全社会的普遍焦虑。现代性怀有强烈的秩序和确定性情结，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则极大缩短了社会变革周期并使社会结构持续处在不确定和失序状态；现代性反抗传统和专制，而进步的野心和理性的傲慢却导致了新的霸权和专制；现代性强调生产，发达的生产造就了丰裕的物质消费，而消费文化导致了意义的消逝。人们曾经乐观地想象现代性的高度发达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人们曾经以为可以主导自然和世界，进而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些有时不过是奢望，尤其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形下，就会看到人类曾经的狂妄自大是多么无知的表现，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谬误的可笑。在“致富”这一经济理性支配的单一想象的现代性乐观图景中，一些始料未及的现代性后果总是不期而至，人们往往对这种种后果既无防范、也无力应对，人性深处的恶与现实生活的悲常常被无限激发出来，超出既有的生活秩序和道德规范。从经济领域的生活政治理念扩展开来，生态问题也越来越引人重视，一味向自然索取的经济发展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引发自然的报复，中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倡在生态大保护的前提下促发展。性别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都涉及因为性别不平等而产生的一些新问题，19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发展则直接推动了中国人两性关系的重建。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行的一些民生工程，都以人民的幸福生活为最终目标，明确显示出生活政治的内涵，这些问题都构成我们谈论生活政治问题的重要语境。
在以生活政治的兴起为重要标志的现代性转换历程中，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也随之在表现形态上发生重要位移。如果说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配合解放政治的宏伟愿景的话，那么，新世纪文学中的生活政治问题则被置于显著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