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难以忘怀的蹲点岁月

1969年11月撤区并社，泰兴撤销13个区和271个小公社建制，重新设立40个大公社，口岸镇、泰兴镇、黄桥镇3个县属镇不变。公殿、七圩、九圩、桃园、高圩、涌兴、四仙7个小公社并入七圩大公社。我家所在的土桥大队原本属于蒋华，撤区并社时划入七圩。

刘景良同志任七圩公社党委书记，社长史国成，副书记李培芳，副社长李盛华、封佩久、杨怀纪，组织科长沙新良，秘书周登祥，他们都是七圩公社的筹建人。组织希望我留在蒋华公社，情同手足的盛华同志认为我是七圩人，还是到家乡工作生活都比较方便。在他的极力劝说和强烈要求下，徐荣成书记寻思良久，方才松口。于是，我也到了七圩公社，还是做会计辅导员。

刘景良书记今年90岁了，也早已离休在家。他老家是山东平度，他在江苏工作了一辈子，可谓背井离乡干革命的典型。战争年代，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和平时期，他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他不仅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而且团结同志、关心部属，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他的带领下，七圩公社的班子特别团结，特别能吃苦，也特别能战斗。在他的指挥下，没有趟不过的河，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七圩的工作大都走在了泰兴的前列。

20世纪70年代初，“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口号喊得震天响。下乡是各级干部的日常功课，常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吃住在农村大队（如今叫作“村”），称为蹲点。从1970年到1977年，我先后蹲点7个大队8个生产队，8年的蹲点也成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1970年，我分工新丰大队，蹲点新丰八队。新丰大队在香港的人多，其实不是经济条件最差的地方，但支部书记周传兴、大队长吴胜高都是老实人，加上大队班子整体战斗力不强，工作推进困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深入调查之后，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大队班子战斗力上，组织班子成员学政治、找问题、转方式、改方法。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工作重点调整，大家的思想统一了，信心增强了，干劲也鼓起来了。指导农业生产不再靠坐在队部开会，而是深入田间地头；督查工作落实也不再仅仅听听生产队长汇报，大家都到现场核实。大队班子弘扬求真务实的干事作风，推动了新丰落后面貌的逐步转变。那时，我住在八队丁桂芳家，同灶吃饭。生活标准跟群众一个样，除了要完成会计辅导员应该做的事情，还跟大家一起劳动，大家感到更加亲热，从不把我当作干部。干群信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老百姓时常跟我讲：“大家为什么跟你走，就是你把大家当自己人，没架子、没官腔，跟我们大伙儿一个样。”在我的带领下，大家平田整地，高改低、旱改水、挖的挖、挑的挑，忙得不亦乐乎，老百姓一身汗，我也一身泥。每逢劳动结束，大家都相视一笑。新丰九队人少地多，队长陆记芝又不太强势，每逢送公粮都是“牵老牛下井”。那年秋天，我和生产队社员连续送了三四天，每天四趟，每次都要挑上一百几十斤的稻子送粮管所，大汗淋漓，大家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次，九队成为全公社公粮交得最多的队。看着金灿灿的稻谷，数说着流进去的汗水，大家百感交集，总感觉到：甩掉落后帽子，不靠天不靠地，一切都要靠自己。

分工柏木大队的经历是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当时，我住在柏木桥北街张正华家。由于刚出道不久，也没多少经验，凭着一股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政治热情，我干工作只想往前冲，从来不知困难有时真的那么大。北街生产队就在柏木桥北边，这个队有卖肉、卖豆腐、卖豆芽和各种蔬菜的，不少老百姓把精力都放在做生意上，农业反而成了“副业”，集体生产搞不上去。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队就成了重点对象。靴西生产队队长和会计关系不太好、工作不合拍，群众也就选边站、心不齐，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自然比较低。我蹲点柏木大队，重点就是解决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每天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挨家挨户走访，与老百姓交心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办法。几经努力，北街群众抓主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集体主义思想坚定了；靴西的派系关系打破了，干群关系也和睦了。在柏木，我还在樊士忠和陈廷四家住过。樊士忠当时也在柏木大队任大队会计。他是柏木人，情况熟，人品好，给了我很多帮助，曾经帮我做了不少人的思想工作，为我解除了不少困难和烦恼。

水稻防病治虫是提高亩产的关键之一，当时还没有什么农药，主要靠“点灯诱蛾”。晚上在水盆上把带罩的煤油灯点亮，诱来害虫，蛾虫掉进油水里就飞不起来了。有一次我到各个生产队检查点灯诱蛾，半夜十二点到了毛圩生产队。灯在河对面，为了早点查完早点休息，也没多想，就拼命跨过去。满以为年纪轻、脚上有力，不料却掉在了河心。乱划乱舞，终于抓住了一块翘板，好一阵子才爬上了岸。那时的河每年都要剐帮吊底，扒河泥做肥料，因此所有的河都很深，不会游水的一旦掉了进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事后每当想起，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也不会游水啊！

採连大队新西生产队也是一个复杂的队，“老子不服老子叫”，没有一个人镇得住，生产队会计还是外调的。我到採连的时候，正好要开挖新九圩港，整个新西生产队都要搬迁。住宅地安排，事关各家各户，群众意见纷纷，迟迟得不到落实，影响九圩港如期开挖施工，公社党委心急如焚。我挨家挨户核实人口，按照规定计算每户应得的宅基地，按照现状安排好各家宅基地顺序，召开社员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后，逐户丈量落实。由于工作过细，公平公开，群众非常满意。从此，新西生产队也不再那么复杂了。那时，我住在桃园锉刀厂，时任厂长毛荣生给予关照，我在厂里吃午饭，早晚吃在毛德仁和姜永贵家。毛德仁也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他夫妇二人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关心备至。姜永贵当时在大队任大队会计，为人公道正派，工作比较积极，加上他家紧邻新西生产队，人头熟，情况明，许多人的思想工作都是他帮助做的。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三圩大队是“批林批孔”先行队。我和刘登明几个人组成工作队进驻三圩。在运动中，我们坚持学习、生产两不误，以思想教育为主线，以促进生产为目标，以调优配强大队班子为重点，三圩大队各项工作比较平稳。这段时间，我已担任公社组织科长，考察选拔优秀农村干部是我的职责。当时，推荐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群众认可、组织信任，标准和条件都是非常严格的。三圩大队有一个重点培养对象，群众反映他作风上有点不检点，教育后又不思悔改，后来没能得到任用。三圩大队的班子配备遇到了难题，只得从建筑公司借调韦锡惠同志到三圩大队任支部书记。这段时间，我坚持突出重点，着力培植二圩东生产队，为其他生产队提供学习的样板。这个队里顾国庆的父亲顾秉恒是上海原南市区财贸办主任，他见识广、经验多，对于好多事情都有独特见解。只要他回来，我都要去向他请教，和他讨论工作方面的思路和方法。即使后来离开三圩，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新民大队地处七圩、新市和靖江的新桥、红光四个公社交界处，偏僻又闭塞，交通和生产条件差，加上领导班子不得力，工作抓不到点子上，各项工作滞后，特别是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我蹲点的时候，重点关注新民六队，同时在面上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抓点带面，这个大队也顺利甩掉了落后帽子。

念三大队念六生产队男劳力多，又都十分好强能干，干部稍微有点偏、有点弱，就“吃”不住，只有赵章庆和徐文贵蹲得下去。徐文贵有力气，端锹挖土，毫不弱于小伙子，念六的男劳力“服降”；赵章庆当然也是他们服降的一个。有一次，他们开挖河泥塘，看到我矮矮的，估计也没什么大本事，就起哄：“不要说三道四，你来试试。”说着，他们就挖了一担一百七八十斤的泥担子，逼着我挑走。出乎他们意料，我挑起担子就跑，一口气就送到了目的地。回头还跳进塘里，挖了一块泥块，有七八十斤，一把甩上来，放在“笿子”里面。这下他们服了，从那以后，再也不“门缝里看人”了。从此，我的工作也比较得心应手，好几次农业现场会都放在这里召开。当时我住在彭士章家，和在复式小学任教的刘正坤一起用餐。

在八圩大队蹲点的时候，当地种的是双季稻。因为天气还冷，早稻育秧必须采用塑料薄膜搭棚保温。有一天，我和县农工部副部长李竟成同志一起检查育秧情况。看到同兴生产队的小秧田里已经脱水。随即和李竟成两人爬到水车上车水。李竟成边车水边开玩笑：“你哪是什么干部，就是个标标准准的管水员、车水匠。”

我还先后在蒋华公社广福大队蹲点一段时间，住在蒋明道家。这些老房东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但都有一颗淳朴善良的心，都把我这个年轻干部，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一样关心、一样照顾，即使离别多年，仍然牵挂着我、惦念着我，还会经常打来电话拉拉家常。时至今日，他们健在的已经不多，即使健在也已90岁开外了。我始终不能忘记他们的好、他们的恩，有时抽空也去看看他们，带点小礼物，孝敬孝敬他们。毛德仁和他老伴陆纪云相继离世，我都到场，送个花圈，献上哀思。前年广福的蒋明道与邻居有点矛盾，邻家砌了一堵围墙，影响他家出行，通水、通电也大受影响。我通过虹桥镇人大主席孙晓复和广福村的张文兵书记做工作，解决了这个矛盾。我过70岁生日的时候，把所有的老房东请来喝酒、叙旧，略表谢意。但这些与他们给予我的关心、厚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特别是在新丰的时候，丁桂芳的父母对待我比亲儿子还亲，我和她父亲睡大床，她们母女两个挤小床。她父亲去世，我在南京，没能前往吊唁，实在是愧疚，有时想来甚至有些不安。

八年蹲点，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也是党内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蹲点过程中，虽然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我没有整过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虽然也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但我并没有开过一次批判大会，更没有抓右倾翻案的典型；虽然也宣传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但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大抓农业、争取粮食丰收上面。我内心真正企盼的是：农村农民早日脱贫致富，“四个现代化”的梦想早日圆满实现。

蹲点期间，我始终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情如水乳，虽苦犹乐。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几天下来，就能把民情民意了解得一清二楚。一次，公社计划调整部分大队班子，因为我是组织科长，为了选好班子，我便住进这些大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和社员群众促膝谈心，共议组建大队班子的重要性，使大家认识到“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的道理，社员们推荐大队班子人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陆续把一些优秀人才推荐出来，使那次大队班子配备比较顺利，也比较成功。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学到了不少农业生产经验，学会了农村工作的方法，由“外行”终于变成了“内行”，同时也创造了比较优异的实绩：一是基本实现了分工大队农田水利化；二是所在大队粮食生产连年增收；三是建设了一套得力的大小队班子。大小队干部基本呈现了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劲往一处使的新气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大小队干部队伍，才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