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多夫·库尔卡40在奥斯维辛 OTTO DOV KULKA IN AUSCHIWITZ
在“大屠杀”这件事上，我们常常会感到语塞。语言，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直在争取将不可识别、难以名状的暴行，记录为有情感意识的人类行为。然而，无论这项任务是多么艰巨，作家们仍在竭力给予不可捉摸的硝烟以实体形状，使理性或感性的文字与纯粹的狂乱相匹配。有时，小说家难免会错误地用文学化的暴力行为来包庇极恶暴行，这或许情有可原。从血腥泥沼中传出的每一声惊悚尖叫，只会让披着“韵律”之名的怪兽们知晓，自己离原本的目的地到底偏离了多远。
但是，沉默是遗忘的女仆，对于后者而言，沉默总是多多益善的。与日俱增的否认者的谎言很快就会填补记忆的真空。因此，那些记录奥托・多夫・库尔卡所言的“大规模死亡”的编者们，只会继续在冗余和徒劳之间反复挣扎。这种两难的处境在数量越来越少的幸存者中尤为突出，他们的个人证词无法用二手资料来取代，他们却饱受大量不雅形容词句所造成的二次创伤。对他们而言，任何与那个事件有关的写作，不过是对深埋在自身噩梦中的榴弹碎片进行了一场人工模拟罢了。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犹太历史专业名誉教授库尔卡就是这样的幸存者。在《死亡之都的风景》中，他回忆道，自己曾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阅读了一部广受赞誉的关于种族灭绝的叙述，但这本读物对他而言没有丝毫价值——那只会让他不断回忆起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灭绝营时的所见所感、切肤之痛。
人们不禁要问，这本书会是普里莫・莱维41的作品吗？他本人是否便是这场文字与记忆的争斗所创造的致命牺牲品？与莱维和汉斯・金特・阿德勒42一样，库尔卡长期以来一直在承受回忆的重负，有些记忆的片段，比如被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的画面，总是像潮水般不断向他席卷而去。像阿德勒的纪实类文学作品一样，库尔卡也选择极力避免任何类似自传的内容，并使用历史学家的分析工具来面对那些惊骇的画面。可事实证明，那仍然无法为他带来平静。因此，在过去的许多年间，他不断向录音机倾诉着自己的梦境、噩梦与回忆。至今，这些梦境、噩梦与回忆仍未成为迷雾般不可捉摸的幻影，它们依然在毫不吝啬、一丝不苟地展现所有细节，不论好坏。
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幸运的是，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那令人敬佩的正派作风说服了他，把这些口头的回忆和沉思变成了一本令人惊叹的书，那就是《死亡之都的风景》。从本质上讲，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作品，不如说是一本关于如何面对生存冲击的书。就像11岁的库尔卡，他曾来到离火葬场不到几百米的地方，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他用文字在焚化场周围徘徊，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就像飞蛾扑火”。
这本书的诞生，源自库尔卡耐心但严格的自我审问，源自他与战后创伤的周旋与对抗，源自他与同样幸存下来的父亲到集中营的故地重游，源自为了把自己从不断循环的噩梦中解放出来——以上种种的最终结果，就是库尔卡那骨感而严肃的文风，在他那上百页的书中几乎没有一点“文艺”的做派或加工。他的散文总是断断续续、恰如其分地与主题相符；文中穿插着黑白照片像是由业余摄影师拍下的，并未尝试去勾勒出任何意境，未曾考究过大画幅的构图，似乎也没打算表达任何超脱画面的含义：火葬场的焚化残骸，那些曾缠绕着带刺铁丝网，并把囚犯们与世隔绝的“混凝土森林”。
W. G. 泽巴尔德43是鼓励库尔卡进行写作和出版的人之一，他本人便是一位曾沉默地与炼狱相搏斗的人。卡夫卡也曾对深陷困境的库尔卡感到惺惺相惜。然而，抛开书中那零散而分离的表象，揭露给我们的却是一幅幅宛若实质的恐怖诗意画面：将镜头聚焦到“死亡行军”44中的黑色污点上，那是被德国人射杀的尸体，他们时不时地被随意扔在路边的雪堆中；将画面转到他的母亲身上，她身着“一条在风中荡漾的薄裙”向着劳改营走去，哪怕已化作视网膜上难以分辨的一个“小斑点”，她也未曾再回过头，向自己的儿子看去最后一眼；还有那边，一个囚犯试图通过一种“扭曲怪异的舞蹈”来避免党卫军对他的毒打。
归根结底，库尔卡的书之所以和其他关于集中营的一手资料不同，是因为它来自一位11岁男孩的真实视野。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作者在书的末尾对此事有解释），奥托和他的母亲，曾自愿从臭名昭著的虚伪“新家园”45搬往奥斯维辛，在那里，他们没有像通常那样，被无情地划分为要迅速送往火葬场的人。火葬场中，“生者们进入了长长的通道……他们变成了火焰，变成了光和烟，然后消失了，消失在黑暗的天空中”。他们也不像那些适合被奴役的人，在六个月后，这些人纷纷缩成了覆盖着蜡黄皮肤的骨架，奥托每天都能看到这些“骷髅”被从集中营运往垃圾场。与这些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库尔卡和他的母亲，以及上千名其他囚徒，被神秘地安置在一个家庭营46里，在这个仿佛是专门为家庭准备的营地中，他们不需要被剃光头，也不必穿集中营的制服，仍是小男孩的奥托甚至可以睡在自己的母亲身旁。这几个营地甚至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学校。这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在这里首次学到了塞莫皮莱战役47和萨拉米斯海战48，小孩们在这里表演歌剧，他们带着对命运的极大蔑视去演绎席勒49所写的剧本，高声歌唱贝多芬的《欢乐颂》。
不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内这种奇特的生存舱，显然是纳粹精心设计的蛊惑宣传方式之一，旨在说服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的囚犯，让他们以为这是重新定居到东部后便能够拥有的生活；同时，也用来说服国际红十字会的核查人员，让他们以为有关酷刑和献祭的报告只是毫无根据的诽谤。当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员相信了特莱西恩施塔的谎言后，这个位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家庭营自然也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必要。与库尔卡同住这个营地的5000名母子被一口气带到了毒气室，这为下一批“家庭”留出了空间；六个月后，他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处境。幸运的是，同时也被库尔卡当作命运的是，他和他的母亲因罹患白喉病而留在营地医院中；与此同时，其他的家庭营成员则被集体杀害了。
库尔卡也曾遇到过其他幸运时刻，它们最终让库尔卡认为，自己不过是被命运判处了缓刑，而不是被彻底排除在外。有次，他端着一碗汤，想要穿过高压电围栏的缝隙递给自己的父亲。或许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的双手碰触到了电围栏，并被吸附在了上面。小男孩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他惊讶地发现，哪怕已经来到了死后的世界，眼前依然是比克瑙的景象。接着，他必须确保自己的烧伤不会被发现，他必须掩盖住手上的撕裂伤口和脓疱，否则他会被判定为不适宜劳动，并被立即送去火葬场。
所有的这些都是寻常人难以想象的可怕梦魇，然而，通过小奥托的双眼，我们可以再次感受这种恐怖。在一段尤其令人心神颤抖的文字中，库尔卡自认为没有受到“每一个从文明世界里被驱逐出境的成年囚犯所遭受的凶残而充满破坏性的折磨，这几乎是在短时间内摧毁掉他们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写道，对他来说，这种打击“并不存在，因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世界，也是我所知道的第一种秩序——物竞天择的秩序，而这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便是死亡”。
将过往的所见所思所梦付诸文字记录于白纸上，有没有稍稍减轻“死亡之都”对他的无情束缚呢？还是说，这反而让他身上的负担更加沉重呢？库尔卡并没有说。但是，我们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应承蒙他和他的书所给予的恩惠，因此，让我们祝愿他能得到些许的平静与释然吧。在书的结尾，库尔卡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将要“与约伯50的儿女们一起迎接安息日”。在电闪雷鸣的黑夜中，他成为那束穿透乌云的微弱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