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体验南方：身体实践与种族身份建构

历史上，身体被看作是一个斗争的场域，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福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监禁体系的研究，从身体被规训的历史中阐释了人的自由和本质的不可能性，从而强调了主体的建构性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后现代哲学这里，首先，作为物质的身体成为主体性建构的一个场域；其次，身体不再是本质的、非理性的，而是可写性的、可被塑造的实体，其自身具有充分的言说功能。“身体是自我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个自我规划当中，个体通过建构自己的身体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情感需要。”[1]更进一步，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指出，身体作为劳动力的载体在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为例，说明了身体“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是一个积极的策略，但它也是政治抵抗的场所”[2]。身体实践与主体性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是指对身体整体或某个部分的“处置”，这种活动带有强烈的意图。这种身体实践包括被动和主动实践，前者的身体往往处于被压迫状态，由他人实施的一种实践；后者则是行为主体的选择，体现出其更强的主体性。

斯图亚特·霍尔在其1994年编著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一书的导言中对“谁需要身份”的问题做了两种回应。在第二个回应中他谈道：“关于政治，我指的是这个能指（身份）的政治运动的现代形式的意义以及它和地域政治的极为重要的关系——同时也指显而易见的困难和不稳定性，这显著地影响了‘身份政治’的所有当代形式。”[3]霍尔指出了身份与地域之间近乎天然的联系。同年，他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发表在论文合集《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上，后被介绍进中国。文章指出，身份并非是完结的，“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中”[4]。霍尔接着指出，关于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自我：二是强调差异，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5]所以，文化身份具有稳定性、延续性和断裂性。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历史性，尤其是伴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文化身份会发生断裂，新的文化向量开始发生作用并促成另一种形态的身份生成。

正如大部分作家一样，莫里森的创作也是始于个人经验的。出版于1970年的《最蓝的眼睛》和1973年的《秀拉》都将叙事空间置于俄亥俄河沿岸的南部黑人聚居区里。尽管这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南部，但大量北迁黑人造成了黑人文化在此处的延伸。1977年出版的《所罗门之歌》实现了空间描写的结构化，北迁主人公通过南归获得了完整自我并实现了社会身份的追求。无论是《秀拉》中的叛逆女性秀拉，还是《所罗门之歌》中的男性黑人青年奶娃，他们都经历了促成个人主体性建构或者种族身份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发生的场所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南方乡村，它们被塑造为典型的黑人文化存留地，主人公们在此处的个体体验是其成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