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问题》与“胡东渊来信”

胡万春的短篇小说《家庭问题》原载于《上海文学》1963年第4期[1]，后由傅超武改编为同名电影并于1964年上映，产生了广泛影响。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老钳工杜师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福新一心扑在工厂的生产上，小儿子福民刚从技校毕业，本来被分配到技术组，杜师傅却坚持要求车间主任安排福民当工人，母亲因为心疼小儿子埋怨杜师傅，福民还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安排。最后在杜师傅和福新的帮助下，福民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错误，彻底转变成和哥哥一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一家人的矛盾也就此化解，小说结尾，杜师傅一家人都沉浸在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中。1963年7月《中国青年》刊发的“胡东渊来信”及其讨论中蕴含的矛盾性和悖论在此以一个家庭中的父子矛盾及其和解传递出来，对二者进行互文性解读，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当代个人话语的发生及其结构性问题。

一 帽子问题与青年的幸福观

或许《家庭问题》可以加一个副标题“一顶帽子的故事”，因为小说就是以杜师傅为大儿子福新买帽子开始，以小儿子从不情愿到高兴地接受这顶帽子结束。33岁的大儿子福新“生性笃实，是一个连刮胡子也不积极的人，时髦的帽子是不会喜欢的”，每天都“穿着一套棉的旧列宁装”，他艰苦朴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连星期天也不休息；19岁的小儿子福民从技校冶金机械专业毕业，追求发型和服饰的新潮，“他刚剃好的青年式头发，油光水滑”，满口都是“爱克司”“未知数”“代数”；杜师傅这个55岁的老钳工，“生活过得很简朴，他头上的那顶罗宋帽，戴得连绒毛都磨光了，还舍不得买一顶新的”，他“不喜欢福民那种略带书生气的、卖弄的言谈”，感觉自己和福新更亲近些。杜师傅心疼大儿子一心扑在工作上，抽空给福新买了一顶带护耳的制服呢帽子，不料尺寸小了，满心欢喜转送给福民时却遭到冷遇，福民“竟毫不在意地将帽子往椅子上一放”，还认为这帽子“太俗气了”，不适合他。听小儿子这么说，杜师傅很意外，就“像挨了一记鞭子似的痛苦，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气愤得连手也微微颤抖了”。福民娘拿钱让福民做新衣服，杜师傅也感到不安，因为他觉得“福民身上缺少的并不是衣服之类”。后来，杜师傅这些朦朦胧胧意识到的东西渐渐明朗起来，认为福民身上缺少的就是“福新所具有的一个工人的朴实”，直到福民穿上车间工人的工作服后看起来才“顺眼一些”。显然，福民的学生背景、知识追求和外貌服饰的讲究，在此都构成审视和批判的对象。经过父亲和哥哥的改造及自我改造，福民最后再次面对杜师傅递过来的帽子时，“噙着晶莹的泪花”，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

帽子事小，折射出的问题却很重要。在任何时代，服饰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问题，而是包含着多重价值指向。在1960年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权衡中，是没有物质生活的地位的，一旦和物质追求有关，就会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批判。福民正是在这种观念中露面的，他的长毛绒翻领夹克衫和咖啡色西装裤都和福新的粗糙工作服相去甚远，他的所有装扮和神情都不像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福民亲热地叫了声“爹”，然而杜师傅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儿子的“亲热”与杜师傅的“陌生”无形间构成了一种对峙。这种对峙导致父子之间的亲情被杜师傅坚信的某种价值理念硬生生地拆解掉了。服饰其实只是一种生活趣味的选择问题，但对杜师傅而言却是阶级斗争的战场。福民、嫂子秀英和福民娘都对福民买回的一斤丝棉和一块绸料子爱不释手，甚至一向艰苦朴素的福新也加入进来赞赏有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发自内心的趣味选择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在杜师傅那里，却认为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他感到深深的不安。正因为如此，杜师傅才坚持要求儿子调换到工人岗位接受锻炼，直到福民白皙的手也变得像福新一样粗糙，心甘情愿地接受那顶他曾经认为“俗气”的帽子，符合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属性，才意味着杜师傅对福民的改造完成。此时，生活趣味的差异被一股脑儿地塞进同一条生产线，“物”的焦虑也被更宏大的精神追求所缓解，但问题其实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福民的帽子折射出的巨大时代焦虑，被小说结尾看似温馨的画面掩盖了：“两个儿子走了后，杜师傅和福民娘一起站在窗前看。他们看见，两个儿子戴着同样的帽子，步伐轻捷地向远处走去……”这里的“远处”既是兄弟二人前行的方向，更是杜师傅心中的理想主义信念，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真心向往和深信不疑。在这一宏大愿景面前，由帽子、布料所牵引出来的种种“物”的欲望和趣味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帽子问题”同时也包含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批判。诸如追求舒适工作环境以及物质享用等城市日常生活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和改造。杜师傅和大儿子福新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福新连星期天都还忙着研究图纸，杜师傅就连买帽子也是好不容易在星期天抽空去了一趟商店。他们的生活空间固定在工厂和家之间，没有休闲，没有娱乐，这是杜师傅看来最正常的生活，而福民上街理发、买布料等休闲生活方式则成为让他不安的因素，是需要改造和祛除的。日常生活是极其敏感的，常常附着重大政治问题，以取消或漠视城市生活形态为前提，城市的日常性则是最易遭受恶谥的。在这种趋势中，生活常常是政治化的生活，而普通的日常生活一直都被认为不但不能表现主流意识形态内核，甚至还有可能瓦解既定规范的危险，因此必须被坚决抵制或彻底改造。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在1960年代的《家庭问题》中才出现，早在1950年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就已经呈现出来，但两部作品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大有异趣，或许这种不同也正体现出50年代文学迈向60年代文学的重要变化。萧也牧详细描述了夫妇二人“进城”后的日常生活，夫妻之间因生活趣味相异而引发的矛盾和最终的妥协构成小说的基本框架。服饰、化妆、餐饮、娱乐、小保姆等，这些琐细而乏味的城市日常生活，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也成为小说遭到批判的重要原因。但此时，“物”还是相对中性的概念[2]，生活方式也还在调整之中，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和农村出身的妻子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改造是相互的，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妥协，尽管如此，萧也牧这种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处理却被批判为“丑化干部”，批判纷至沓来。可以说，《我们夫妇之间》将城市日常生活引入小说的同时也终止了这一叙述。到了《家庭问题》，小说里关于城市日常生活的描写已经被最大限度挤压，仅仅从福民的一些生活方式透露一二，且直接被安排为单向接受改造的对象，改编后的电影更是借助增加姨妈等有产阶级的方式，强化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此时不再有《我们夫妇之间》的相互妥协，城市日常生活完全被置于意识形态规约之下进行重新组织，加入两条路线的斗争之中，真实的城市日常生活隐没了。

关于60年代“物”的焦虑与日常休闲生活的隐退，唐小兵[3]和蔡翔[4]都曾有过深入分析，并在1963年《中国青年》关于“胡东渊来信”的讨论中发现了种种症候，从不同层面探讨社会的危机问题。以此为基础，立足于个人话语已经成为常态的当下语境，可以发现“胡东渊来信”在个人价值观念上的丰富性与多重可能性，以及在讨论中被导向单一结论的过程，这种对个人的生产与抑制几乎同时进行的社会进程，是当代个人话语结构性残缺的根源所在。

1963年第7期的《中国青年》以青年学生胡东渊的来信为契机，发起了一场关于“幸福观”的大讨论，题为“青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向雷锋同志学习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讨论主要是为配合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教育青年要以雷锋式的幸福观，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编者按指出，讨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青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应该怎样看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否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物质生活享受好？一个革命青年应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为什么说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好才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可不可以说为自己生活得更好也是最大的幸福？”[5]胡东渊的来信紧接着这篇编者按一同刊出，引导读者思考和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观。

当时在校读书的胡东渊在来信中首先以雷锋同志的日记作为幸福的标准：“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能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解放军，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6]等等。此处雷锋所言的种种幸福观正是当时的青年们所接受的普遍教育。但胡东渊在热情地谈论到这种“大多数同学”的幸福观后，着重谈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在“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上，有部分同学认为“幸福=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的关系上，一些同学认为“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精神生活是来源于物质生活的，物质生活的好坏，是是否幸福的第一标志”；在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上，有的同学认为既然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每个人及其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自然都要共同分享这一革命成果，“那么说我们为自己生活得更好也是最大幸福，又有什么不对呢？”[7]这些困惑显然昭示着某种价值观念上的紧张，也透露出当时的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不同声音，吸引了上万件读者来信参加讨论。

事实上，在这次规模浩大的讨论之前，《中国青年》已经有过类似的一次讨论。1960年，湖北读者肖文曾给《中国青年》编辑部来信说：“如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为了别人，共产主义者每天只是劳动和学习，把生活搞得干巴巴的，那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做什么呢？”[8]《中国青年》借此展开了“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的大讨论，“在差不多只倡导精神生活的建国后十年，肖文恐怕可以算作公开道出青年也需要注重物质生活的第一人”[9]，但在当年，肖文的观点在讨论后毫无悬念地被否定了[10]。

连续几次讨论中青年的困惑说明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过于关注青年“无我”的革命精神，而忽略了同时滋生出来的“自我”念头和日常生活诉求。在相当长时间的历史语境中，集体对个人欲望的控制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并以此重新组织社会乃至个人生活。但问题是，正是在这种控制过程中，它的反面也不断被生产出来。胡东渊在来信中提到的“有的同学”“部分同学”“有些同学”虽然没有明确指向，却又无疑表明这样的“同学”有很多，他们关于个人幸福和物质享受的观念也很普遍，甚至胡东渊自己也有可能被说服，不然怎么会有困惑要倾诉？但在讨论中，这些普通学生的观点被导向“资产阶级的幸福观”，当个人的幸福观被整合进阶级斗争的敌对面时，批判这一假想的敌对思想则成为教育青年的有效方式。蔡翔对此有清醒的反思：“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强调集体而认为个人在这一时代已经消失，情况可能相反，社会主义在生产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在生产个人。问题只是，这一被社会主义生产出来的‘个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合法性。因此，—方面社会主义在源源不绝地生产‘个人’，同时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评抑制着这一被自己生产出来的‘个人’。”[11]胡东渊来信讨论最后的定论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将社会中已经出现的不同声音和情绪加以整合，统一为一个声音，而这一整合的方式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原本具有丰富现实意义和未来指向的“个人”被简单排除在思想史的视野之外，却显然又潜伏着重重危机。历经两年之后讨论结束，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不过暂时“悬置”而已。

在这次长达两年时间的讨论中，青年的幸福观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回避了已然滋生的个人危机。这种看似存疑实则结论明确的讨论所构建的模式，基本控制了当时文学作品的写作，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在大一统的答案中被完全遮蔽了。胡东渊信中所谈到的那些青年的困惑所包蕴的复杂性与结论明确的倾向性，可以视为当时文学中关于青年形象塑造的重要前提。小说《家庭问题》非常明确地对这一主流观点进行了阐释，杜师傅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就是投身于国家和集体的生活赋予他们的幸福，这也是一种在当时社会中普遍被认可的幸福观。

60年代生产社会的节俭型消费直接导致对休闲日常生活的漠视，但80年代以后消费社会的形成则构成彻底的翻转。在80年代物质逐渐丰裕后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批判前三十年对个人的漠视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欢呼改革开放对个人的解放及其明显的现代化成果。但是，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从物的焦虑到享乐主义盛行，看似换了人间，其实并非截然对立。在一个长时段的观察中，可以发现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即个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对于前者，我们已经谈得太多；对于后者，我们却常常视而不见。后文关于“蛇口风波”的解读中将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分析。

二 个人的脱嵌与再嵌入

《家庭问题》讨论的绝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本身，而是关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重大社会问题。传统的“个人—家庭”模式为新型的“个人—国家”模式所取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设置人物关系时的普遍选择，《家庭问题》则因聚焦于八小时之外的家庭生活，尤其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新型伦理关系，“家庭”这一最具私密性的个人空间，在《家庭问题》中扮演的是路线斗争的政治空间。延续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伦理和情感维系被打断，传统的人伦亲子关系转移到国家话语体系中，人与人的亲情关系也变为人与国家的政治关系。

导演傅超武曾经谈道：“胡万春同志的短篇小说《家庭问题》，提出了一个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重要主题，它告诉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思想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护。”[12]正因如此，小说中杜师傅和妻子、小儿子福民之间的矛盾，就“不仅仅是父子或夫妻的矛盾，而是两种阶级思想的矛盾”[13]，家庭琐事关涉革命接班人的大是大非问题。此时的父子关系不是家庭亲情伦理意义上的亲疏远近，而是各自都被置于严格的组织系统中来处理人物关系，杜师傅首先是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头人和坚决的捍卫者而存在，福新首先是作为这个组织的楷模和学习榜样而存在，福民首先是作为这个组织改造并吸纳的对象而存在，至于“父亲”“哥哥”和“弟弟”这样的家庭角色则是退居其次的。当福民的手在工作中被榔头砸中后，福民娘心疼儿子，埋怨杜师傅把福民从技术员调到工人岗位，是不想儿子“成龙”倒要儿子“成虫”，杜师傅却教训福民娘说她是想将福民培养成“大少爷”“小开”。“技术员”和“工人”原本只是分工不同，但在此亦被奇怪地冠之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符号。为了深挖思想根源，改编后的电影中又增加了大姨妈、小姨妈、外婆等人物，她们出身于旧的小有产者，而正是这种背景成为诱使福民堕落的阶级原因，她们和福民娘结成统一战线“围攻”杜师傅，试图说服杜师傅让儿子从事技术员工作。正如电影中这些小有产者是被凭空生造出来的一样，这个被批判的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也是基于阶级斗争的现实生造出来的，而“不断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是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14]。这样，家庭这一私密场所迅速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福民也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自我改造，从瞧不起哥哥“没文化、粗里粗气”到佩服哥哥成为厂里“不可缺少”的“小杜师傅”，从图省事去其他车间“捡来”皮带盘到在家苦苦钻研图纸，福民焕然一新，成长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父子冲突最终以子认同父结束，但并非血缘亲情的自然生成，而是主流意识形态以父权的方式渗透到家庭生活对子一辈进行教育和改造的结果，亲情不过是生产关系的附属物。

“五四”以来的年轻人以反抗家庭和离家出走作为反传统的重要策略和实践，走出家庭的个人大胆追求恋爱和婚姻自主，热切向往自由和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像子君所宣称的那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成为年轻人追求自我的最强音，但无论如何，在高调的抗争中，作为藩篱的家庭依然是有效的存在。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介入中被轻松瓦解掉了，很多矛盾和斗争虽然仍在家庭内部展开，但是却以超越血缘亲情的集体和国家利益作为判定的依据。《家庭生活》中无论是福民，还是福新和杜师傅，最终都是发自内心认同在国家和集体中的身份，家庭亲情退居幕后。这一现象表面看是集体对个人的遮蔽和压抑，从深层次分析则会发现它恰恰以原子化的方式催生了中国式的个人。

阎云翔在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研究中发现，传统中国家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那一套运转体系正是在集体化时期从根本上被瓦解掉了，而这一摧毁性力量主要来自国家意志，因为国家需要个人直接投身于家庭之外的集体建设，家庭亲情伦理和孝道原则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利益，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农民对集体主义生产方式所指向的共产主义信念及其最终实现成为最高处事原则。这样，家庭原本作为维系人与人关系最基础单位的功能就逐步被取代了，原本存在于家庭中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要求都在无形中被替换了，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个人就变成原子化公民[15]。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杜师傅这样的工人家庭，甚至因为在传统更为淡漠的城市，杜师傅家庭成员的原子化过程可能会更为彻底。也就是说，激进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反而有可能推动某种形式的个体化进程，促使个人从家庭及其传统脱嵌。当然，此时的脱嵌是为了另一种嵌入，即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再次无缝嵌入，正如当福民娘因为母子情深心疼福民时，她被杜师傅批评说：“儿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他是国家的……”换言之，国家将个人从个体—家庭的轴线上抽离出来而嵌入在个体—党/国家的轴线上[16]，而这种再次嵌入的精神资源则是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信念。

如果将视野放开至1980年代集体解体后的中国现实，这一改变的另一未能预见的影响会更加凸显出来，因为当集体在80年代逐渐消隐之后，“个人”再也回不到早已被破坏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80年代“潘晓”的困惑因此无法诉诸家庭，因为传统和家庭皈依已在“十七年”以来的集体化生产和历次运动中被不断拆解掉了，而当时曾经促成另一种嵌入的革命理想主义资源则在经历了挫败后也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此时的“潘晓”自然就会陷入一种无解的困惑之中[17]。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新人和革命接班人的塑造是如何被整合进入一体化叙述的，也可以窥见“个人”身上发生了怎样戏剧性的转换，其中包含着青年们怎样的困惑和个人危机。首先，将家庭这一日常生活场所的私密性解除，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思想阵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有效实践场所。这种教育方式也就是要求人们超越传统的亲情伦理全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各种关系的处理则都要以集体道德观念为准则。传统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人际关系被新生的阶级关系所取代，家庭的意义发生了显著位移。当家庭作为政治动员的最小单位被组织起来之后，家庭的传统功能就一一被消解了，国家有意识地引导个人从家庭中脱嵌，同时阻隔了公共社会作为缓冲地带的建设，个人直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1980年代以后的个人正是在这种原子化个人的意义上展开的。其次，除了工作岗位被阶级标签化，服装、帽子这些日常生活物品和城市生活方式在《家庭问题》中也具有明显的阶级意味，成为改造对象的象征性载体，呈现出某种焦虑，而焦虑的解除则是与生活方式的合法性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汪晖所指出的那样，此时推行的其实是一种悖论式的发展思路，即在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活作风和思想观念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18]，因此一方面个人不断生出对“物”的欲望和对日常生活的个人趣味选择，另一方面却通通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幸福观”加以批判，掩盖了青年一代生活原本的丰富性，直接促成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千篇一律的刻板化模式。蔡翔也发现：“在‘革命后’的语境中，‘革命’和‘建设’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悖论，一方面，革命要求建设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而另一方面，这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却又令人产生某种恐惧，因为某种摧毁性力量正孕育其中。”[19]历史进入80年代后，曾经只是假想的敌对思想“资产阶级幸福观”享乐主义却日渐深入人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自我观念大行其道，“潘晓”要寻找新的精神共同体由此也变得更加困难重重，“北极光”的救赎也注定是无效的。因为当代个人话语的结构性残缺已然生成，并将持续发生影响，“潘晓”的困惑，“蛇口青年”[20]的金钱观，都被囿于其中。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自有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