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篇

“乡土中国”在永济

张力[1]

摘要：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社会的特征总结为乡土性的，那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变迁，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14年5月末，山西大学永济市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借此机会，我们对永济市开张镇和城北街道进行了田野考察。此次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具体区域去理解“乡土中国”及其发生的变迁。

关键词：永济；乡土；变迁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开篇便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一个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历程。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在经过几十年的变化之后，乡土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14年5月末，山西大学永济市校外实践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借此机会，我与赵中亚老师和研究生董秋伶、张爱明两位同学为一个小组，对永济市开张镇和城北街道进行了为期6天的田野考察。在此过程中，一些感悟与思考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过几十年变迁之后的“乡土中国”。本文便是根据此次团队田野考察撰写而成，其中包括文化、移民与记忆、教育和基础工程建设等几个方面，以此来总结本次考察的思考与感悟。笔者深知开篇提到的问题实为宏大，短暂的6天考察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找到答案，但在点滴之间仍然让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面貌。

一 初到永济

“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三代学人的努力下形成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行龙教授经常跟我们讲，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将史料、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的研究路径，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能够在历史的现场接触到最原始的资料，能够通过亲身感受获得历史现场感，能够在不断的思考中产生问题意识和写作灵感。此次田野考察中，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对永济市整个市域范围内各个村庄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普查，使隐没在民间历史文献资料不致进一步的遗失与毁坏。同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实地体验和解读文献发现的基础上寻找学术灵感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书斋中的理论学习总是充满新奇与困惑，真正要走进“历史现场”则多了一份兴奋与期待。

从太原到永济452公里，坐大巴全程需要5个多小时，8月25日下午两点从山西大学出发奔赴永济，由于限速，我们抵达永济已是傍晚。带着几分兴奋与几分倦意，晚饭后就休息了，期待着第二天的调查。

我的家乡在运城市芮城县，与永济仅一山之隔。从永济市向南看去，中条山赫然矗立，再往南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由于距离很近，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方言风俗等几乎一样，加上之前也来过永济，所以感到很亲切。在这里，我能够用方言毫无障碍地与当地人交流，并且能够利用家乡的地缘优势很快与访谈对象及联络人搭上关系，这成为我在此次田野调查中的最大优势。即便如此，一山之隔仍然造成了山南山北的差异。历史时期，永济位于秦晋交通大道之上，扼蒲津关口，是河东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由于交通区位的优势，永济市至今仍是整个运城市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而历史文化遗产也成为永济市开发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资本。不同于永济便利的交通条件，芮城北依中条、被大山阻隔，且南临黄河，造成了该县交通不便，即使现在依然落后闭塞。对比可见，交通位置的优越地位造就了永济历史时期的繁荣和今天的发展。这种地理位置上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该区域的历史。从初步案头工作来看，由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以及位处交通大道，这一地区的移民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与东部运城盐池的关系也是该地社会变迁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而永济市区东部的伍姓湖的开发与利用也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总之，这些是到达田野点之前的一些简单印象。

8月26日早，我们一行20人参观了普救寺、铁牛和鹳雀楼三个旅游景点。关于普救寺以及其中的故事，爱情和寺庙的结合很有意思，从中古郡望的角度来看，博陵崔氏和寒族张氏的坎坷爱情也表现出门第的重要性。同时，张氏在永济市的起源说和庞大的张姓群体也似乎让寒族张氏的故事有了更深层的意涵。这三个旅游景点所利用的资源都是在唐朝遗留下来的。而蒲州在唐朝的辉煌，大胆的爱情、规模宏大的铁牛和高耸入云的鹳雀楼无不彰显着盛唐的气象。在鹳雀楼有一个河东物产的展厅，里面分别展览了古河东地区的四大产业，盐、铁、桑落酒和纺织。桑落为桑葚所作，这又与当地桑树的种植有关。此外，纺织也与桑树有密切关系。因为桑叶用来喂蚕，桑葚用来酿酒，这也是对资源充分利用的一种表现。关于永济的物产，很值得一提的是柿子。曾在《晋绥土货一览》中看到有关永济柿霜的记载，其中讲到由于永济柿霜有名，销路也好，便有柿霜中掺糖假冒销售的情形，可见永济柿霜生产的历史较长。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若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察这些物产的空间分布及原因也是很有价值的。

当天下午，在永济市教育局参加了山西大学永济市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挂牌仪式。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双方领导分别作了讲话。活动结束后，提前分好的各个小组便开始与对应的乡镇负责人进行接洽。我们小组四人本该要先去开张镇，但由于派车方面出现问题，遂决定先挑一个较近的村子，自己去看一看。我们选择了位于伍姓湖北面的东伍姓村。进村后，我们首先对村子的大体情况进行了了解，然后奔赴伍姓湖。从村子往南走，穿过运（城）风（陵渡）高速路，一眼望去便是伍姓湖。湖体面积看上去不大，但周围长满了芦苇和荒草，荒地面积不小。下午五点多，恰好有老人在此地放羊，我们便对他进行了访谈。从他的表述中我们了解到，伍姓湖周边土地盐碱化严重，前几年，这里经过改造还能够种些庄稼，这些年全部荒废了。老人在这里养了一些羊，离村子很近，也便于赶出来在荒地上吃草，卖羊的收入是他经济的重要来源。问及盐碱地的改造，老人说之前有排水治碱沟，也听说过有人熬盐，现在没有了。如今伍姓湖周边的荒地已经被伍姓湖监狱和农场征去。这个监狱是省管监狱，成立有三四十年，农场提供了犯人劳动的场所。

由于地势低洼平坦，极目望去一片开阔风光，伍姓湖夹在中间，使南边的中条山显得山体高大，气势磅礴，不时有水鸟从天空飞过，习习吹来的凉风让人倍感清新。听说，伍姓湖正在洽谈旅游开发事宜，历史时期的伍姓湖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不少文人士子也曾留下不少唯美的诗文雅作。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利用起来，永济市必会再增一处美景佳胜。

结束伍姓湖的考察，我们重回村庄，在村口随即进行访谈。伍姓村是革命老区，现在的村委会有一个抗战爱国纪念碑。从碑文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村中有人在太原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在此期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抗日动员，并且加入党组织，回来后在村中组建了党支部，形成了抗日组织。正当参观之时，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近，给我们当起“导游”，所言与碑文无异，后来得知这是镇上的武装部长，下来开会正好碰到我们。他又将我们引荐给村委会主任，简单访谈后，主任送给我们一本《伍姓村志》。村志主要以口述访谈和一些个人收集保存的资料作为支撑，内容较为丰富，基本介绍了村庄的历史情况和一些家族情况，我们较为感兴趣的是村名的由来，伍姓村是因伍姓湖而命名还是伍姓湖因伍姓村得名？按照村志叙述，伍姓村曾经确为五个家族，可见伍姓村名字来源于五个家族姓氏，那么按照这一逻辑伍姓湖也是因村中五个姓氏而命名的。更有意思的是伍姓村究竟是哪五个姓氏也存在不同的说法，其中可能是历史发展变迁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家族之间资源争夺的结果。不论怎样，从五姓入手，可以进一步了解伍姓湖及其周边地域开发的历史。

二 “送戏下乡”——文化站里的国家与社会

8月27日是正式考察的第一天，按照之前的安排，我们前往位于永济市区东北18公里的开张镇。开张镇共26个行政村，人口约4.2万人，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农业。由于时间紧凑，我们的调查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向导的带领下进行田野考察，而与当地政府的协作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否与向导——文化站长形成良好的合作将决定我们的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从早上八点镇里派车接我们开始，我们和当地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度过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行程的安排、村庄联络人的联系、村庄的基本情况以及饮食等方面都离不开文化站长。因此我们也最先和文化站长熟悉起来。

引起我注意的是，文化站这个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这一机构设置的历史延续性。在同热心的文化站长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工作范围和他对农村文化工作的认识。文化站的工作包括闭路电视的安装、网线的安装、村庄图书室的管理、村庄“送戏下乡”及一些文娱活动的组织等。从制度层面上看，文化站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研究文化活动规律，创作文艺作品，组织、辅导群众开展文体活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并提供活动场所，公益性的文化传播与管理的文化事业机构。通过几天的接触，更加直观地让我了解到文化站的工作内容和方式。

前述5月26日下午的校外实践基地揭牌仪式以后，我们小组和开张镇的文化站张站长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匆匆见了一面后，他便要离开，因为最近正在举行一次文化节活动，开张镇要出两个节目，所以他要进行安排。第二天接我们的时候，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文化节的活动。开张镇的节目之一是广场舞。张站长向我们神采飞扬地讲述某一乡镇的节目只有两个演员，但是全镇却去了40多个“亲友团”，表演完后大家大吃一顿才回的家。张站长的描述让人感觉到“文化节”的活动确实能带给很多人一个放松和娱乐的机会。张站长还给我们介绍了最近举办过的一些其他文化娱乐活动，“送戏下乡”活动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当时从平陆（运城市南部一个县）请来蒲剧团，在全镇各个村庄进行轮流演出。花销出自国家下拨的文化经费，村庄只管接送剧团人马。这种活动每年都有，而且相当受欢迎。这不禁让人想到，在传统时期，举行庙会、请戏班唱戏也是民众文化娱乐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现在，这种文化活动以新的方式重新兴起，但是从组织方面来看这一活动实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抛开戏剧内容不谈，经费问题从传统时代的乡绅富户筹钱到改革开放后乡村自筹，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按照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2]的概念来看，请戏班这样看似轻松娱乐的文化活动其实也是乡村权力寻求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一个途径。但是新的方式为乡村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这样的结果是戏曲成为“送”“下”来的东西，进一步将文化活动整合到大的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后来走访的某村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村人口3000—4000人，是一个较大的村子，姓氏结构也比较多元。由于复杂的村庄内部关系使该村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村庄。一个村中文化人向我们介绍，每到换届选举的时候，村庄总有一股风波。各大势力都想在选举中获胜，所以贿选之风盛行。被选举人通常采用分组负责的方式，选取信任之人负责分区域的拉票。香烟针对男性选举人，洗衣粉针对女性选举人。但是被选举人权威的建立并非仅仅是物质利益的结果，家族势力、工作经验、个人品行以及是否经常在村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有一个商人近年赚了一些钱，在上次的换届选举中利用强大的资金支持和各种力量的斗争妥协成功当选，但是由于个人能力和业务关系，并不能为村庄带来实际利益。他将村庄事务交给另一个干部负责，自己则忙于生意上的事情，但是村民并不服从这位代理人的管理，觉得他没有权威。村民说，下次选举不再选不在村的干部。

让人深思的是，在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被国家的力量摧毁以后，村庄树立的权威受到了威胁，“送戏下乡”和“送书下乡”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表面上是国家为地方社会提供了文化建设的巨大支持，但是也是国家权力从各个方面深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方式。这种渗入的结果使村庄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庄里的各势力不能运用这些传统的方式生成和稳固自己的权威，所以村庄民主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来看，乡镇一级地方正式机构的设立是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表现。虽然早在秦末，中国在县以下已经有了亭乡制，但是直到宋代以前，国家在广大农村的控制仍然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到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保甲制的大力推行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其实际成效如何却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深入在清末民国以后进一步加强。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使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大大加强，这一方面是对税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完成各项现代化任务的需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县以下国家政权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从吉登斯[3]的理论还是杜赞奇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考察，都说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如何使国家和社会逐渐形成一个同一的实体是必须面对的难题。事实表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下延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内卷化”困境。杜赞奇用“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来解释农村社会的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按照杜赞奇的解释，20世纪国家政权在进入农村社会的时候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所以必定面临失败。杜赞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式是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终结了“内卷化”的扩张，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清末民国便开始的农民文化宣讲与教育工作，都是通过摧毁旧的“文化网络”来建立国家权威的过程。然而真正取得成功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化站等形式的文化组织，建立起与国家组织一致的文化形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根本上整合。

改革开放之后，“七站八所”之一的文化站仍是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一环。[4]但是，我们的观察发现，现在的文化站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些诸如安装网线、组织一些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上。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似乎表明，传统文化只是在某一时段蛰伏起来，一旦有机会，传统文化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也表明了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送戏下乡”和村庄选举是其中一例，各种祠堂的修建，家谱的重修都可以看作“文化网络”的复兴。

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我想面对诸如“送戏下乡”“送书下乡”之类的文化建设活动应该更多地去培养文化自觉，而非仅仅是在经费支持上的“上下关系”。

三 村庄的迁移——记忆与集体认同

在永济市第一天的考察虽然经验还不丰富，存在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一些发现仍让我们感到收获很大。热心的向导张站长根据自己对开张镇的了解，在第一时间就把我们带到能够代表开张镇整体特征的村庄。第一天我们一共去了三个行政村，分别是古城村、杜村和王店村。通过访谈老人和资料搜集，我们发现三个村庄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均经历过一个迁移的过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成语表现了古代黄河河道的变迁对永济一带的影响，其中“变动”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除此，位于永济市境的伍姓湖的变迁也是形成永济地区变动特征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三个村庄从更直观的角度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的“变动”特质的印象。古城村是解梁古城所在地，如今由村中向南北望去，夯土城墙残迹依然默默耸立。据老人讲述，由于这里地势低洼，水患常发，所以解梁古城向东迁往今运城市盐湖区的解州镇；杜村曾经因为瘟疫从原来村南迁至现所在地；王店村更为特殊，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原村所在地（今韩阳镇双店村）位于三门峡库区，全村约700人整体迁移至此，这一迁移的记忆至今对村庄仍然影响巨大。

我们首先到达了位于解梁古城所在地的开张镇最西端的古城村。进村以后我们发现村里正在修下水道，站长说这是全镇正在进行的一个工程，现在推进到古城村。从与我们同车的两位开张镇政府办事员的访谈中得知，许多没有进行下水道修建的村庄正在等待或者关注这一工程的进展，他们作为政府职员经常会碰到村民询问何时能够修到自己所在村庄的问题。我们没有详细询问关于下水道修建的各种细节，但是走过的很多村庄都在进行这项工程，有时候会碰到修下水道的工人围在一起吃饭或休息的情景。这些工人每天收入有200多元，不过晚上不能回家，过着集体饮食起居的生活，这便是我们进入古城村的第一印象。之后，我们走进了乔会计家中，精干但话少的乔会计很信任我们，将他收藏的一些老账册交给我们，愿意让我们保管。根据我们的进一步了解，得知该村有户姓智的人家对解梁古城的历史比较清楚。乔会计带我们走了进去，当时仅一个妇女在家，她说老伴很小的时候就从另一个镇子搬过来，真正的智家在现在智家宝村，那里的村民全部姓智。关于解梁古城，据村中老人介绍，南面伍姓湖和周边河流的影响是古城迁移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我们去了东面的杜村。在这个村里，我们遇到了对村庄历史较为熟悉的一个人，他有50多岁，是一家肉店的老板。他为我们讲述了父辈流传下来的关于瘟疫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次瘟疫，村民从现在村庄的南边迁到现在杜村所在的地方，而这里曾经就是解梁古城所在地。由于没有进行更加详细的访谈，我们无法确认这次瘟疫发生的确切年代，但是通过这个“老板”和他年轻的儿子的回忆，我们还是大致了解了这里发生的重大事情。

我们去的第三个村庄与上述两个村庄在地理位置上并不相连，因为站长向我们介绍该村有一名非常热爱历史文化的老人申元山，他保留了许多我们或许感兴趣的东西。我们首先在镇上的文化站见到了王店村村民申强强。他是开张镇农机站的站长，他很熟练地在电脑上为我们展现了放在网上的几张地契的照片，并且向我们介绍了他为宣传申元山老人所做的一些事情。申强强衣着朴素，但是对于电脑的熟悉程度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后来才了解到，他在80年代曾就读重庆某大学计算机专业，到1989年才回到开张镇从事农机站的工作，说起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他很熟悉地跟我们讲起DOS系统之前的操作系统和汉字输入法应用的过程。乡村社会隐藏着这样的“高人”让我们很吃惊。大概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申强强对于王店村保存的资料很关注，并且将一部分资料上传到网上，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本来打算吃完午饭后再去王店村，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些资料相当感兴趣，所以我们决定午饭前就去看一看。

开车不到20分钟，我们到达了王店村。申元山老先生住在三儿子家中，家里条件不错，房屋建造得相当气派。我们见到老先生的时候，他正在巷口照看着在建的二儿子的新房。他说，这样的新房兴建需要大概30万元。老人一开始好像并不健谈，由于正在施工现场照看，衣服上满是泥土。在申强强的热情招呼下，老人把他收藏的契约拿给了我们看。这些契约被捆作一团，置于一个纸箱里，保存状况很差，有些已经破损不堪，字迹模糊。老人介绍说，这些东西是他从垃圾堆上捡来的。王店村曾经有个人在蒲州县城（应为永济旧县城）做过文书的工作，所以家里就保存了这些资料。前几年，他儿子收拾家的时候就把这些资料扔在了垃圾堆上。幸好有人知道申老先生平时爱收集这些老东西，就告诉了申老，申老才从垃圾堆上捡回来。后来扔掉这批资料的主人听说申老把他扔的东西捡回家了，就上门来要这些东西，可是申老认为这些东西是他捡来的，不应该再归还。所以现在这些资料仍在申老家里保存着。当聊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申老显得十分健谈。他告诉我们他曾经有一百幅轴画，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全部烧掉了，唏嘘不已。当我们问到这些画是从哪里来的时候，老人告诉我们，这些画原来置于韩阳的祠堂里，村庄迁到王店的时候，祠堂拆掉，把这些画就携带过来了。接着，老人给我们讲述了这些画背后更加生动的关于村庄迁移的历史故事。老人拿出他写的《王店村志》（以下简称《村志》）[5]，他说十几年来，一直在书写《村志》。老人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王店村历史上三次迁移的过程。最后一次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次搬迁直至今天对村庄仍然有影响。当时王店村位于三门峡库区，为响应国家号召，全村700余户全部搬迁到现在村址。据老人回忆，当时国家在现在的村址建了一些房子。村民们先坐火车，然后转步行到达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房子还在建造当中，所以村民就分散到周边附近的村子先租房子住下，直到1963年房子建好了才搬到自己的新家。此后我们去了开张镇东北方的三义村，意外地碰到了申元山老人的妹妹，她回忆当时粮食紧缺，有时只能偷吃一点当地人种的苜蓿裹腹。

关于迁入后土地分配的问题，我们从调查中得知，当时主要采取了传递土地的方式。远处的村庄向周边的村庄分地，然后再向更靠近王店的村庄传递，这样周边的村庄都会均等地分给王店村地。这些都给经历过村庄迁移的老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申元山告诉我们他背着干粮，追寻村庄历史的目的就是让村民们认识到村庄王店村曾经的苦难经历，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村庄也富裕起来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知晓富足生活是怎样来的。而他十几年的努力追寻就是为了让人们对过去有一个认识，不至于那段历史随着一代人的逝去而被遗忘。申元山告诉我们，曾经有人花钱要买他收集的这些地契，虽然这些地契曾经不属于他，而属于整个村落，但是他说多少钱他都不会卖掉的。谈到这些，他又跟我们讲，旧的村委会搬迁的时候，村中的档案资料没处保存，有人要卖掉，有人要烧掉，但是他执意要保存下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请求下，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间里，我们看到了保存这些资料的大木柜子。翻开柜盖，里面好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一堆碎屑，我们在里面甚至发现了老鼠的干尸。老人说曾经有人也要买这些档案资料，但是他再一次强调，这是村庄的历史，不论出多少钱他都不卖。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6]一书中说：“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我的想法是，在对这些黄河岸边的村民进行国家政策性移民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各种艰辛，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这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来说无论是个体生命意义上还是村庄整体上都是重要的转变。国家为了安置这部分移民，在迁入地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包括土地划分、房屋建设和国家的贷款等。这些同时又造成了移民和本地人的差异。尤其是在开拓的初始阶段，寄人篱下的经历让王店村的村民记忆尤深。根据老人编撰的《王店村志》记载，直到1963年分散在各村的村民才搬到新建成的村庄中，期间经历了更加让人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难怪有老人依然能够记起当时偷吃当地人自留地上的苜蓿菜来生存的经历。从申元山老人的讲述中得知，几十年来他不仅记录着村庄的历史，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是建立起自己家族的历史。他为了搜集申姓家族资料，走遍了运城地区的多个县份。他给我们讲述了散布在晋南大地不同地方的申姓分支以及不同分支之间相互交往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对过去规模宏大的祠堂、“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烧毁的画卷、移民专列、家族分支间的交往以及寄居在他人家中的情景等一系列记忆中，老人将自身家族的历史和国家叙述下的大历史结合起来，形成了对于整个村庄的整体记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我无法判断出王店村的村民在移民之初艰苦环境的压力下形成集体认同的情况，尤其是在国家进行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中，这种共同开创的历史记忆是否对集体化起到推动的作用。但是从我们走访其他村庄的时候，王店村似乎是一个特殊村庄的代名词，老人们普遍记得当时王店村从他们手上分走土地的事情，并且多数村民认为这些地都是好地。从“他者”的眼光来看，王店迁入的村庄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散居在好几个村庄的村民怎样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当这些散居各处的村民重新组成一个村庄的时候，这村庄又是靠什么力量重新维系起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从开张镇其他的村庄来看，移民可分为像王店村那样的库区移民村和从山东河南逃荒落户形成的移民村两类。这些移民对历史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记忆。可以说移民的历史就是开张镇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长草”的小学

城北街道位于永济市区的北边。由于紧靠着市区，所以这里相对开张镇来说经济状况要好很多。此外，城市建设对村庄影响也较大。两天下来，我们一共走了19个村庄，就档案资料来说我们几乎没有收获。除了在赵伊村所见的完整档案资料外，大多数村庄都经过多次的搬迁，档案资料大多毁于搬迁当中。我站在不断崛起的楼房之间，听着白发苍苍的老者讲述着历史遗迹的遗失，让我不禁产生历史被不断遗忘的伤感。伤感似乎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应有的研究情感，但是有些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城北街道文化站苏站长40多岁，非常热心，而且对于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在我们对有用的资料进行拍照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相机进行拍摄记录，还不时向我们了解资料的相关情况。他能以最快的速度帮我们找到村庄联络人，而且能帮我们找到我们最想见到的人。这些联络人大多是村中的干部，都非常乐意帮助我们去发掘村中的历史。在席村，村干部不仅为我们找来了村中最大的姓氏寇姓家族族谱的保存人，而且为我们找来了几乎走不动的老人，以帮助我们了解情况。在西信昌，为了让我们看清碑文，村干部费了很大力气帮我们把一块巨大石碑上的砖石移走。在下麻坡村，村长带领着我们走进了荒草丛生的废弃院子，打开了荒废房屋的大门，当时还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在另一个叫作下高市的村子，曾经参过军的村长为我们讲述了村庄的历史，还邀请我们到他经营的核桃园参观，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让我感受到了熟悉的农村淳朴的一面。由于我们是历史访谈，所以接触的不是村干部就是老人，这可能是我们不太常见到年轻人的原因。但是，行走在村庄的巷道，我们也常常不见年轻人的身影。这让我很好奇，村庄中的年轻人都去哪里了？文化站长告诉我，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而且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出去开饭店，赚钱后在家盖房买车。大多数的打工者也都努力在城里买房定居，现在永济市的房价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

说起打工的人和房子，另一个相关的现象让我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按照我们的经验，农村集体化时期的档案大多无人管理，如果今天存在，一定会堆放于村集体库房的某个角落，或者置于一个老式的木箱子中。这是我们从开张镇一直到这两天积累的关于农村基层档案保存的最重要的经验。凭借这个经验我们曾经好几次在村庄中发现了档案资料。就村庄的库房来说，一般情况下是在村委会里，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档案资料是在离村委会不远的属于集体的房子里面堆放着。而符合这样条件的库房经常就是废弃的小学。所以，废弃的小学也自然地成为我们必去的一个地方。在下麻坡村，我们从断墙的一角进入崭新的村委会后面的一个小院里，院子里的杂草有一人多高。村长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学校，后来承包给私人做工厂后来也倒闭了，现在就这样荒废着。我们试图能从里面找到之前堆放村中杂物的房间。许多房间的门都开着，玻璃破碎，进去一看，讲台和黑板明显地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教室。黑板上写着一些不堪入目的话，地上能看到排泄物的痕迹。在一个窗口，我们看不清昏暗的房间里放着的是柜子还是桌子。当我们费了好大力气进去以后才发现那是一架脚风琴。

在下高市村，我们的车直接停在了一所小学的门口。学校简陋的大门上写着很有时代感的校名，但是已经没有了门。一眼望去，里面荒草丛生。这里荒废得更加彻底，所有的房间都无门无窗，有些屋顶甚至已经趋于坍塌。里面丝毫没有存放东西的迹象。我们见到了热心的村长。他带我们看了据称曾经有石羊、石马的墓址，虽然只剩下几块方形石基，但是通过他的描述，我们知道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古遗址。他跟我们讲，村里很复杂，尤其是涉及解决问题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更难协调。比如村中的学校问题，当小学荒废以后他曾经多次想在村中建立幼儿园，这可以方便孩子上学。幼儿园只需要对原来的小学进行改造，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即便如此，村里仍然没有人愿意出钱。

其实除了以上两处直接废弃的学校外，还有更多的村庄将学校挪作他用，比如用来堆放杂物。有一些学校建筑很新，像是2000年以后的建筑，但有很多也被改为仓库或住人之所。孩子们都去哪了？站长告诉我们：其一，多年的计划生育，导致村中孩子越来越少；其二，年轻人出去打工把孩子们都带到城市里上学；其三，即使是村子里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地走向集中化，在镇子上或者某个大的村子里有一所小学便可以辐射周边的很多村子。

自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基础教育方面逐渐从私塾制度走向学堂制度。而如何在乡村社会建立起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民国政府曾经在废除封建迷信的运动中，把村中的寺庙祠堂等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场所改造成学校。这样不仅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学校建设的经费问题，而且能够把传统中国村庄的信仰基础从儒释道转变到现代学校制度，使教育成为个人和国家相联系的纽带。按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7]的说法，这样的方式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时期的晋升方式，以与国家进行结合。在具体实施中，为了更好地将教育和地方社会联系起来，国民政府曾经进行中心小学制的试验。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提出“一村一校”的口号，各个村子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并且用中心学校的方式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些基层教育的实践的目的相同，那就是让广大乡村地区的学生更为方便地接受到优质的教育。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商业化需求下更多的是资源的集中，在教育上表现为师资向城镇地区流动的趋势，包括各种教育设施。这种情况下，造成了农村基础教育的颓败景象。

学校通常被比喻为花园，教师被比喻为辛勤的园丁，学生被喻为可爱的花朵。但是现在很多的农村学校确实杂草丛生，不禁让人深思，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事业将如何发展？

五 “集体的力量大”

这次考察，我们一共20位师生，分成5组，每个小组负责两个乡镇（街道），对整个永济市的历史档案文献进行拉网式的普查。这也是中心多年经验积累总结出的一种集体式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集体的力量，加之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就各个小组来说，在进入村庄后能够很快投入工作，各司其职，不至于顾此失彼。总之，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工作量较大、工作任务较为艰巨的工程面前，集体的力量能够使我们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

说到集体化时代，当时的永济引黄渠这个巨大工程让我印象深刻。此工程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从永济市区北部穿过。我们在去开张镇和城北街道一些村庄总要经过引黄渠，沿着引黄渠走上好一段。两个镇的向导都向我们介绍了这个伟大的工程，并且言谈中带有自豪感。这样一个从永济往东贯穿四个县市的工程之浩大，足以让人感到震惊。记得一次在车上，临时担任司机的开张镇纪检委上官书记对赵老师说，他有一个观点不知道正确不正确，看能不能帮他分析分析。他说：“我每次经过引黄渠都感觉到，这样宏大的工程也就是在毛泽东时代集体生产才能做成功，要是现在各个村之间哪里能够进行分工合作，肯定是各据一方不能合作。”他又举出例子，比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秦长城等，进一步认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往往产生在高度集权的时期。权力的集中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各种资源，有利于成就规模宏大的工程。车声嘈杂，当时的讨论我已忘记。但是问题的解答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传统时代大型的社会工程是如何组织动员的？而这与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组织动员有何联系？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又是怎样的一种组织状态？上官书记作为一个基层行政人员，长年与乡民打交道。从他的讲述和提问中似乎表明当下乡村社会的这样一种状况，即想要让大家齐心协力办一件事情很难。

关于引黄渠的故事我们听到了不止一次。5月30日的考察中，我们在赵杏村碰到了退休的曹老师，曹老师是《永济市志》的撰写人之一，所以对永济市的历史了解颇多。我们最初是在村委会见到了曹老师，他衣着朴素大方，非常精神。大致了解到我们的来意以后，他为我们讲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事情。曹老师非常健谈，也非常善于讲故事。在中午吃饭间，他给我们讲起了当时修建引黄渠的故事。他说当时是村里派工去工地，冬天吃不上热饭，男女一同劳动，有的地方要深挖16米，冬天哈的热气在头发上结成了冰。他还讲了一个公社干部因为不识字在劳动的动员大会上闹笑话的故事。这些记忆夹杂在一起构成了他对那段非凡岁月的回忆，可以看出虽然很辛苦，但讲述中也能感受到那份集体劳动的快乐与成就感。曹老师介绍他当时是做宣传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负责工地的简报工作。上面经常会写一些先进的事迹或者有趣的新闻，他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简报。他说下一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撰写一部关于引黄渠的书，来反映当时永济市人民不怕苦难的精神，书名就叫《铁铸的历史》。在任家庄，我们拜访了村中80多岁的老会计，他给我们讲述了开挖引黄渠过程中许多村庄不愿意投入劳力，但是在修成后却要求使用引黄渠的故事。

我所在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有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集体化时代研究。这是一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又难以说清的年代。我们身边的老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对那段过去有着深刻的印象。但是那段过去却慢慢离我们远去，慢慢地被年轻人遗忘。当然，我们无法否认期间的一些过激的行为。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集体化时代不论是农业科技、医疗卫生，还是基础建设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因此，我们不能用二元对立的简单评价来涵盖这段历史。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普通人的观念，往往不同于大的国家叙述，在他们的视野中，并不存在简单的好与坏、正确与否的问题。他们生活在一段历史环境中，无论国家政治怎样变化，人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个体生命酸甜苦辣的各种体验被融入那个时代。集体化时代已经结束30多年，如何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时代问题。我们行走在乡村社会往往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那个时代在当下社会若隐若现，也能够体会到那个时代具有丰富的历史面貌。如何能够真正地深入乡村社会，从底层的视角重新理解集体化时代，并将集体化时代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研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工作结束，回来的路上，汽车沿着引黄渠飞奔，树影飞动，渠水清澈。“集体的力量大”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两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萦绕。

经历过近代变革、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市场经济大潮的“乡土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将来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很大且很有价值的问题。永济一行，让我切身体会到乡间历史的延续性，包括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历史古迹和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这些显性的历史遗产，还包括迁移与开发形成的移民群体、以新形式出现的传统文娱活动等这样隐性的历史传统。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变迁，每一个村庄就像一个层累的叠加，在同一个村庄里我们能够找到明清的戏台，也可以看到革命纪念碑；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久远的家谱，也可以发现很多主人外出打工的荒废院落。在这样一个层累的混合体中，观察“乡土中国”如何发展以及走向何处，这是此次永济之行引发我的最大思考。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进行民间文献资料、集体化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同时走向田野与社会，以人类学式的观察与体验走进历史现场，寻找遗失在乡村社会的历史痕迹。我相信，随着更多真实可信而又丰富多彩的资料的发现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及其变迁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将会不断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