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内容框架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当代西方政治化文学理论，主要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文论流派。不同于纯粹的追踪式、描述式的“西方文论”研究，笔者着重从“文学基本原理”的角度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突出问题意识，特别关注其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新学说。在理论立场上，笔者也始终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以“对话”的态度，参与研究和讨论，并且最终以构建和完善当代中国特色文学政治学为旨归。因此，本书的整体思路可以概括为“描述——批判——建构”这三大逻辑环节。在“描述”部分（本书的第一、第二两大部分），笔者力求深入对象，深度犁耕，在“主体位置”“心理分析”“文本形式”“文学叙事”“文学经典”“文学价值”“文学阅读”“文学‘机构/制度’”等文学活动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上，去辨析文学与政治之间发生的深层纠葛。在“批判”部分（本书的第三部分），笔者力求依据文学政治学的基本学理，指出其在“文学观念”“文学阐释”“文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并提出改进的措施。在“建构”部分（本书“第三部分”中的部分内容和全书结语），笔者基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理解，主张重建“文学性”“文学情感”“审美阅读”“诗的正义”等概念、范畴，并且以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参照，对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

全书前有“引论”，后有“结语”，中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第二部分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文论”；第三部分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批判”。各章节内容概述如下。

引论：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广泛兴起新社会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文化政治的兴起。文学理论发生了向文化理论的范式转换，进而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就学理层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五人的理论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最大。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分别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联盟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但都采取了反本质主义和边缘化叙述这两种策略。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也存在着缺乏宏大政治关怀，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等缺陷。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热潮之后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趋向。

第一部分：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

第一章：“权力论”视域下的文学与政治。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布尔迪厄等人的“权力”理论促使后现代文论思潮走向泛权力化和泛政治化。后现代文论思潮开启了一个“权力”的新视角，发掘出“文本形式”“文学经典”“文学阅读”“文学‘机构/制度’”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与文化权力或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纠葛，解构和颠覆了“文学自主性”的美学神话，凸显文学的功利性、目的性、政治性、批判性、公共性和实践性。后现代文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们呈现了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政治之间在微观层面的复杂关联，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和角度。

第二章：“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第三章：走向叙事政治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政治转向。20世纪后期，由于当代西方文论整体地“向外转”和“政治化”，以及语言理论的语用学转向，后现代叙事学实际上已经走向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其中，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的文化政治特征尤其明显。叙事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叙事设计和叙事接受设计中的叙事形式、叙述话语、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与文化政治或意识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当今的“叙事”概念已经变得极其宽泛，叙事政治学正在走出文学政治学的疆界，汇入更为广阔的文化政治批评。

第四章：从心理分析走向政治批评：后精神分析文论的政治转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的精神分析文论从单纯的心理分析模式拓展为泛政治化的后精神分析文论范式。有两点成因：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和改造；二是后现代政治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广泛应用。后精神分析文论的政治化进程是从拉康再出发的，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重读弗洛伊德，打开了心理分析走向文化、社会、政治批评的通道。政治化后精神分析文论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走学科综合创新之路；二是建立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相结合的文论范式。

第五章：走向文学阅读政治学：文学接受理论的政治转向。20世纪后半叶，在后结构主义哲学和后现代文化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学接受理论发生了政治转向，更加强调“阅读”“读者”和“文本”的政治之维。作为“阅读构形”的意识形态话语网络或政治制度条件决定了阅读对象、读者位置、阅读行为和阅读策略的选择；“读者”的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国别等身份差异将诸种后现代微观政治渗入文学阅读；“文本”则成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语境刻记过的意义累积物。尽管后现代文学阅读政治学有忽略审美性的弊病，但它会在底层阅读、边缘阅读、性别阅读、族裔阅读中发挥出重要的文化批判功能。

第二部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文论

第六章：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逻辑。后马克思主义以“语言建构主义”为哲学基础，认为文化是意义表征，同时又是意指实践，是文化建构了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主题位置或身份/认同，从而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框架中构建的反映论文化观。究其实质，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致的“语言唯心主义”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解也是非常片面的。但是，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于反思、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形势的最新发展要求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文化的建构功能，并借鉴建构主义思维和符号学方法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创新路径。

第七章：后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本章旨在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国内影响颇大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隶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当代西方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则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前者的哲学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的是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前者的理论路径是“反映论”和“观念论”，后者的是“建构论”和“实践论”。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不再停留于“形而上”的语言、文化、符号层面，而与“形而下”的物质系统、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寄生于“机构/制度”（institutions）之内，从而具备了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比，后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功能，更加强调其社会功能，即政治干预功能、文化治理功能和社会区隔功能。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哲学基础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之弊，但启示我们建构“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八章：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学。约翰·弗娄和托尼·本尼特用后结构主义方法全面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本章梳理出他们建构的一套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即话语建构论、文学体制论、文学话语论和阅读构形论。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打破了本质主义的审美观和文本观，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向外转”和“政治化”。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元论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启示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宏观社会框架中拓展文学研究的微观层面，但又可能堕入一种新型的“话语唯心主义”。它回避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具有反美学倾向。它还是反人文主义的，失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第九章：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摆脱了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简单性思维模式，运用复杂性的辩证思维，重新理解了“文学反映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揭示出文学文本与历史或社会现实、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内部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已经被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进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进行了两大革新：一是批评路径的逆转；二是对其他批评方法的穿越和综合，从而打破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中长期存在的隔离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僵局，实现了文本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有机融合，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辩证统一。如何构建能够吸引新一代学者的，有魅力、有活力的，复杂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和新形态，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第十章：“实在界”：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视角。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无意识层面，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确立“实在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便构成了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穿越幻象—认同症候”是其基本方法。从实在界的“无”来勘破符号界的“有”是这一方法的超越性所在。但是，偏执于实在界的否定，沉迷于哲学化的玄思，又成为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两大重要缺陷。

第三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批判

第十一章：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构建与转型。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了“理论”，其内核是“建构”，形成了“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这种范式的构建有其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等理论渊源，一大批具有“范例”意义的建构主义文论著作的面世是其成形的标志。笔者从学术共同体、理论纲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话语形式五个方面阐述了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存在方式及其总体特征。自20世纪末以来，进入了“范式竞争”和“范式转型”时期。笔者提出了三条“理论之后”的诗学重建策略：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重建文学的美学和人学价值标准；重释“文学性”（架构文学性的圈层结构图式）。

第十二章：文学情感肌质的存在论根基：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批判。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在其起源语境中就遮蔽了文学的人文性、情感性、体验性、超越性等特性。文学本质问题要落实到文学的情感肌质上来探讨。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借鉴存在论哲学的理论资源，可以从“此在—生存”“共在—交往”“存在—超越”这三个层面为文学情感的生存体验性、生命交往性和精神超越性寻得本体论证明。

第十三章：走出“强制阐释”：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强制阐释”是在“理论时期”被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去审美化”的阅读模式，其弊端是将文学阅读的关注点引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为了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首先必须解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论文学观”，而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基本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始于“审美判断”、关注“文学的质量”和重提“审美溶解”作为重建理论之后审美阅读的三大策略，由此克服强制阐释所造成的始于“认识判断”、忽视文学价值的差异、不能以审美为本位等几大缺陷，最终有效地突破强制阐释的困局。

第十四章：反对“强制阐释”与中国审美阅读学的兴起。“强制阐释”是一种“去审美化”“去文学化”和高度“理论化”的文学阅读模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并引发“中国审美阅读学”的研究热潮，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批评、赵宪章的“形式美学”批评、孙绍振的“文学文本解读学”、王一川的“感兴修辞批评”展示出“中国审美阅读学”的现有成就。它实现了三大理论创新：坚持以审美为本位，贯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发掘民族资源进而创建中国气派。“中国审美阅读学”的构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论复兴的希望，使我们找到了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路径。

第十五章：“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文学性”新论。后现代理论家们不但解构了“文学”，也曲解了“文学性”的原意。在重返审美的后理论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构“文学性”。依据康德的“纯粹美”与“依存美”，我们可以将“文学性”划分为“纯粹文学性”和“依存文学性”，前者致力于研究文学的形式特性，后者致力于研究文学的内容特性。文章指出，可以将“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坚守文学的人学本体论，以及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而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新论。

第十六章：“诗的正义”：一个亟须重建的文学研究视角。“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是17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托马斯·赖默创造的一个文学理论术语或文学研究视角，但有两大缺陷：没有处理好道德（正义）法则与审美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正义”内涵的理解过于狭隘。文章从克服“诗的正义”的缺陷入手，来重释这一术语：一是坚持“审美法则优先于道德（正义）法则”的原则，将“诗的正义”的呈现方式从“惩恶扬善”转变为“以美显善”；二是论证“诗的正义”的内涵应当是对道德正义、法律正义、政治正义、社会正义、全球正义、生态正义等“正义”诸多义素的糅合、兼容、超越和升华，并强调“情感正义”“想象正义”“生命正义”是其独特品性。在当今这个迫切需要“正义”的时代，审美优先、扩大内涵的“诗的正义”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文学伦理学、文学政治学、文学法律学、文学社会学、文学生态学、文化批评等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超越性视角和最终价值判断标准。这对“理论之后”的文学基本价值理念的修复和重建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结语：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异质辨析

“文学政治学”已经成为当代中西文论中的学术热点之一，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合流”而非“同质”，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就“历史生成”来说，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形成路线是“去政治化→政治化”，中国文学政治学的构建历程为“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在“哲学基础”层面，中国建基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内涵”层面，中西有“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之别；在“文学观念”层面，就其主流而言，西方是“去审美化”的，中国则是“审美化”的。两相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政治学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逻辑链条的历练，显然更加合理。笔者最后指出，有必要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但须坚持三项理论原则：审美优先原则、以人为本原则、价值范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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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2] Antony Easthope，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129.

[3]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4]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5] 所谓“后革命”，即“在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结束了的一段时期，在‘后革命’时代，各种势力既相互斗争，但更多的则是相互渗透，相互妥协和对话”。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6] 周穗明：《西方新社会运动与新马克思主义》，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7] [美]L.兰格曼：《西方新社会运动40年发展的理论总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8]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

[9]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页。

[10] [英]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11] [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2] Glenn Jordan and Chris Weedon，Cultural Politics：Class，Gender，Race，and the Postmodern World，Oxford，UK：B.Blackwell，1995，p.4.

[13] [澳]克利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73页。

[14] [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5]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6]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17]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18] [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译序》，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9] [澳]格拉姆·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页。

[20] [澳]格拉姆·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21] [法]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22] [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3] [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24]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5] 包亚明主编：《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6] Simon During，Foucault and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237.

[27]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8]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9] 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116.

[30]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31] [英]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9页。

[32]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8页。

[33]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34] 伊格尔顿曾持有泛政治观：“我用政治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种种权力关系。”（见[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35] [英]特里·伊格尔顿：《赛义德、文化政治与批评理论——伊格尔顿访谈》，吴格非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8期。

[36]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37]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8] 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载《天涯》2003年第5期。

[39]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eds.），Political Shakespea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4.

[40] 李欧梵：《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41] Valentine Cunningham，Reading After Theory，Oxford：Blackwell，2002，pp.123-124.

[42] Valentine Cunningham，Reading After Theory，Oxford：Blackwell，2002，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