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联盟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联盟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32]。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33]。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34]，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35]。笔者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36]。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37]。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38]。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39]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总的看来，当代西方文论政治化兴盛于“理论时期”，但高潮已过，“后理论时代”新近的一个理论动向就是回归文学本身的研究，如李欧梵指出：“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包括兰特里夏在内），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40]卡宁汉在《理论之后的阅读》也反思到：理论正在消解着文学，消解着文本，将它们简约为一套套理论程式或一个个理论模型。“理论在单一化，使文本单一化，使读者单一化。理论建议你像一个女人，一个解构主义者，一个新历史主义者，一个后殖民主义者，或德里达派，或拉康派，或福柯派那样去阅读。”[41]他深刻地指出，理论不但扼杀了文学本身，也将“人”当作攻击的中心，“人文主义”和“主体”都成为肮脏的字眼。所以，他主张恢复人文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古老传统，认为文学阅读应该具备人文性，是一种身体式的对话，要“以良知和情感去接触文本”[42]。所以，笔者认为，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热潮之后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