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 选题的主要依据

研究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就必须理解叙事。叙事，在今天看来，是我们生活中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在社会交往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人类的生活就是一段段故事，故事的延续就是人类的延续，记录这些故事就是记录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需要记录与传承，叙事文本（叙事诗歌、叙事散文）是记录人类历史的重要精神载体。

西方叙事文学具有自己独特深远的美学史与文化史意义。从《荷马史诗》至今，西方叙事文学蔚为大观。当下的叙事文学给了西方文学以新的契机、新的生命，西方文学在叙事文学的陪伴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叙事方式完善和展现自身的时期。在西方文学史上，叙事的作用是不能替代的。与此相适应的西方叙事理论也是极为发达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更使叙事文学与叙事理论的研究实现了新的跨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在中国文化中，尽管叙事传统悠久而深厚，出现了诸如先秦散文等叙事文学，但比起中国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叙事理论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近年来，随着西方叙事理论的引入，为中国叙事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叙事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叙事诗还是缺少整体认知与把握。其实，叙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它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与把握。

中国叙事诗研究的卓越成果突出体现在唐代与唐代以后叙事诗的系统梳理与总结上。唐代叙事诗研究论著有高永年《唐代叙事诗研究》，对唐代叙事诗进行了品鉴，并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以及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台湾梁荣源《唐代叙事诗研究》、张国相《唐代乐府诗之研究》、田宝玉《中国叙事诗的传承研究——以唐代叙事诗为主》、俞炳礼《白居易研究》、梁国标《白居易及其讽谕诗之探讨》、黄兆康《白居易新乐府研究》、张修蓉《中唐乐府诗研究》、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林明珠《白居易叙事诗研究》、侯配晴《白居易叙事诗美学研究——以讽谕诗、感伤诗为主》、邱晓淳《白居易叙事诗研究》等。他们对唐代叙事诗的研究或是集中于唐代叙事诗的整体面貌进行考察，或者对某些叙事诗进行个案研究，从思想深度和艺术领域等方面进行剖析，从各个角度与侧面考量与研究唐代叙事诗。

唐代以后叙事诗在中国叙事诗史上已然成熟。诸如程相占《吴伟业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介绍了以清代吴伟业为代表的唐后叙事诗的典型特质。吴诗大量描写沧桑变革之际的重大事件和风流人物，取材广泛，叙述真实，叙事诗反映重大家国兴亡之事。在艺术上，其诗近体大抵与陈子龙相似，取径盛唐，古体特别是七言歌行，则摒弃盛唐，学习初唐四杰和中唐元白，陶冶熔铸，形成“梅村体”。“梅村体”的艺术特点，是采用长篇叙事的体例，使典用事的技巧，平仄协调的声律，华美佚丽的语言。吴伟业的叙事诗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臻于相对完美的境界，可以说达到了古代叙事诗的高峰。清代叙事诗实际上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当然，对于叙事诗而言，整体研究中国叙事诗也不乏论著。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理论框架以及不同寻常的历史分期，对中国古代叙事诗进行了宏观研究，力求探索中国诗学研究与著述的新途径，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 的学术口号作出了切实的回应。论著侧重于方法论的尝试，未对叙事诗史总体描绘。高永年《中国叙事诗研究》，主要以唐代叙事诗为主，探讨了先秦至当代的叙事诗。台湾吴国荣《中国叙事诗研究》等等。他们的论著皆侧重某个方面，或选择某个角度，但整体上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介绍都相对薄弱或有所忽略。

较之唐后叙事诗，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多为专题研究，缺少对叙事诗史的整体梳理与把握。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张永鑫《汉乐府研究》、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台湾黄羡惠《两汉乐府古辞研究》、林彩淑《汉魏叙事诗研究》等也是成绩斐然之作，都是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重要总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前辈学者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有所把握，但是迄今为止，还未见一部比较完备齐整的、整体性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专著。

上述因素是笔者选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当然从研究领域空间而言，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留给我们无尽的研究空间，它的意义与价值值得我们后学开掘与整理、研究与传承。

首先，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原始歌谣、《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歌）是中国叙事诗的源头。任何事物都有其逻辑的起点，中国叙事诗从远古走到今天，自然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诗歌作为最早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人类生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叙事诗因着人类的劳动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成熟。它记录着原始先民简朴的生活，表述着原始先民丰富的内心情感，传递着原始先民对生活的美好希冀。早期叙事诗是中国诗歌的开端，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歌唱。解读与研究中国叙事诗，就必须从它的源头开始。早期叙事诗奠定了中国叙事诗的特色，它的叙事不以情节取胜，常常在叙事中抒情，形成中国叙事诗独有的叙事形态。呈现经由狩猎歌、宗教祭祀歌、历史和民间故事到关注国家命运的演进轨迹，在此过程中，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内容无所不包、题材无所不容，在内容上，关注与描写社会民生、反映现实，中国古典叙事诗清晰地展示了古代诗人们那种直面现实人生，以反映民生疾苦为己任的审美意识，以及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一定的社会政治联系之中。正是这种审美主体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对历史的理解，才构成了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传统与西方古典叙事诗艺术的鲜明差别，即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主题追求。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决定了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主题追求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人文理想及价值理念。在形式上，从齐整的四言、五言、杂言到七言，合辙押韵，语言流畅，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不断地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滋养了后代的诗人，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5]的审美意识，是古代诗人对历史进行反省、对现实进行思考的结果。同时，这也使古典叙事诗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凝聚了沉重深厚的历史感，并产生了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这种精神直接影响后世。这在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与白居易以及后代文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促使他们创作出了《三吏》《三别》《长恨歌》等一系列著名的叙事诗篇，从而使叙事诗以其独特的视野与风格、富有魅力的情节与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古代诗歌史上与数目众多的抒情诗相映生辉。可以说，没有早期叙事诗提供的内容与形式诸方面的范本，就不会有唐代及以后中国叙事诗的辉煌。

其次，从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正如上面我们所论及的那样，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尽管对以后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文学的研究中时常存在种种误区，“因时光流逝而‘遗忘’”的情况比比皆是。对此，陈平原先生在“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中，特别强调及要求“回到现场”“回到历史”去“触摸历史”的阐释方法，[6]选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追本溯源，回到原典，回望历史，才能把握今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在方法论上也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之处，但是后学也未能很好地全部跟进与总结，大部分学人是抱着当下的需要，而去阐释历史，理解古代的。对此，葛兆光先生曾说过，历史阐释的方法论，不仅关键在于所谓的“顺着讲”，而且其合理及合法性，还在于它的尺度、理论及标准都来自历史的感觉，而不像意义阐释那样，仅出自于当下的需要。[7]黄修己先生也指出，为了避免这种学术研究的误区，应该“通过史实自然地流露出来，当为上乘之作”[8]。也就是说，只有以史实为依据，正确地解读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阐释方法，才有可能通过对中国叙事诗公正、全面、整体的考察，了解与把握中国叙事诗的内在理路，描绘出中国叙事诗发展的清晰脉络。而这些恰恰是抒情诗难以传达与表述的。

基于上述原因，选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可行的，而且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以往研究成果也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悠悠千古叙事诗，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世事变迁，从稚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一路走到今天。在这些优美的叙事诗中，我们见到了祖辈真切的生活、亲切的身影、深情的呼唤，它是一个民族不能割舍的历史，流淌在我们后辈的血液里，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走到今天，又将如何走向未来！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一）研究的主要目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远古至今，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今天，历史远去了，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历经世事沧桑，岁月磨砺，那些历史记忆已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褪色，也许物质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精神却永远不会随风逝去，它会以另一种载体永存，记录下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记录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欢乐与悲伤，记录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心灵世界，描写他们的悲与喜、苦与乐，讲述他们真实的生存境况，聆听他们真实的情感诉求，抒写他们真正的心灵史，这就是诗。卡西尔说诗是人类的母语，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歌开始的，那时的历史也就是诗。诗歌是人类精神的璀璨花朵，是人类艺苑的亮丽风景，它能带给人无尽的精神享受，让人们暂时超越熙熙攘攘的现实，而升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境界，达到一种审美的体验。尤其是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而急剧转型的时代，一个缺失了信仰与崇高的时代，一个缺失了爱与美的时代，一个缺失了诗意的时代，一个平面化、虚无化的时代，一个精神分裂、意义紊乱的时代，一个非理性的、商业媚俗的时代，一个精神生活越来越粗俗化的时代，一个不尚思辨的时代。大众文艺和文化为了商业利益，不惜媚俗，这使我们缺失了许多这个民族灵魂深处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而诗歌恰恰能够帮助我们重拾对真善美的向往，能够使我们诗意地生存，使我们拥有形而上的追求，拥有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研究，是从起点开始探索古典诗人的心灵世界，寻找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单要研究抒情诗，还要努力总结自己的叙事诗。这样才能在回归故土、缅怀家园的时候聆听古老世界的声音，进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因为人类选择了文学和艺术，意味着人超越了本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实在，从肉体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而文学又以自己特殊的魅力，慰藉着人的心灵，观照着人的生存，成为与物质世界比肩而立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正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滋养，从而达到对人们日益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反拨与修正，对人们空荡失落的灵魂的解放与救赎。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人类早期瑰丽的文化遗产，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这块独特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土壤上，中华民族度过了自己稚嫩而健康的童年。同样也是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学艺术，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如梦般的童年时光。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宗教活动、田园耕作、体育竞技、家庭生活、商品交换、风俗礼仪都作了生动的描绘。它不仅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也是诸如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种言说或者文本的形成都是各种关系的必然产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生成，有其社会的文化的外部原因，诸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但从艺术内部来讲，它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叙事诗发展的历史，早期叙事诗虽然简单，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缘事而发”对现实审美的结果，而且叙事的诸种要素都是齐备的。随着艺术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认识的深入，叙事诗在内容蕴涵、篇章结构、艺术手法上不断丰富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研究目的就是试图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进行系统整体的梳理。本书首先确定叙事诗的内涵，分析叙事诗产生的原因。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剖析包括先秦叙事诗、汉代叙事诗、曹魏时期叙事诗、两晋时期叙事诗、南北朝时期叙事诗在内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

先秦叙事诗主要探究先秦时代的原始劳动歌谣、《诗经》中的史诗和民间唱事、以屈原为代表的神话叙事诗；汉代叙事诗主要探究汉乐府诗与文人叙事诗；曹魏时期叙事诗主要探究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的“拟乐府”叙事诗；两晋时期叙事诗主要探究异于前代的注重形式的“拟乐府”和以田园诗著称的陶渊明的叙事诗；南北朝叙事诗主要探究南朝抒情风味浓郁的咏史诗和北朝以《木兰诗》为代表的纪传诗。在历时性的梳理中，把握从《诗经》发源，经汉乐府叙事诗，至南北朝时期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并分析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叙事模式。在共时上，借鉴西方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否定主观批评，要求理性认识文学，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运用文化研究探究文学。但他们对于作者、读者、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关注甚少，它着重研究的是文学作品的层面，而在对文学作品的研讨中，注重对作品结构作客观分析，叙事作品的结构要比抒情作品复杂，因此对叙事作品的研究在结构主义文论中占有很大分量。借用叙事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叙事模式也是本书所做的一种有益尝试。

前人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诸多方面都已作了较为深入的独立研究，只是我们一再强调，这种研究还没有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前辈学人的翔实的资料储备和研究成果将是本书研究的不尽源泉，也是本书研究的坚实基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发现与总结，这就是本书想要达到的一个基本目的。

（二）研究的主要意义

正如前文所论及的那样，诗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伟大精神瑰宝。叙事诗更是记录人类成长的重要载体，研究叙事诗就是在观照与回顾前辈的足迹，寻找我们民族的根。西方人说，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割裂我们对过去的热情，热爱历史也正是热爱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进行研究，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益的。

童庆炳先生曾指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体验。审美体验是人性的一种潜能，将这种潜能发挥出来是人性的完全表现。因此，审美体验是真正的人必须有的体验，“这也就是说，在审美体验中，人们暂时超越了周围的纷扰的现实，而升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审美是自由在瞬间的实现，审美是苦难人生的节日”。[9]在审美的瞬间，人的以情感为中心的全部心灵世界都打开了门窗，实现了完全的舒展、自由与和谐。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说：“在这些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之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悄然消逝。他们不再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任何距离而相互隔绝，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属于这一世界，而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观者。”[10]美国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说：“审美的欣赏和美在艺术上的体验，是属于我们暇时生活的活动，那时我们暂时摆脱了灾难的愁云和忧恐的奴役，随着我们性之所好，任它引向何方。”[11]学者们在这里传递出的意思无外乎是只有文学可以给生活在浮世中的人们带来希望与未来。实际上，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体裁——诗歌，尤其是叙事诗，是我们认知世界、认知先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参照，也是我们寻找塑造这个民族灵魂的重要依据。叙事诗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审美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研究，无论怎样评价它的意义都不为过。

古今学者本应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这一最能代表也最能使我们了解古老中国的文体给予过多的关注，但实际上在学术上对它的关注与投入却是远远不够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与梳理这一时期的叙事诗，正如曹书杰先生所言：“我们不敢奢望能圆满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学术纠缠、矛盾纷争变得清晰起来——梳理出一条线索，一条便于把握的线索，使未来的研究者在涉及这些问题时能够稍稍轻松一些，这也是我们愿意做的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12]

本书不仅在历时性上具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而且富有现实价值。本身对叙事诗的系统研究就是一次尝试，西方叙事学引入中国后，人们尝试着用这种理论解构中国的叙事文本，但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在诗歌方面，学者曾做过各种诗论研究，但大多是抒情诗，而用西方的叙事理论阐释中国魏晋以前的叙事诗，目前学术界尚乏人问津。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分析中国叙事文学和叙事理论，使中西文学艺术、中西文艺理论碰撞与交融，并使之出新，这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历史选择，也是中国未来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走向，同时为我们分析、建设中国审美文化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照系，成为我们建构21世纪中国审美文化的一种思想资源。至于能否实现这种目的，虽然是本书不一定能完全达到的，却是本书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