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的“大环境”——“土司子弟入学”制度

在展开对容美文学交往的讨论之前，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即容美田氏从何时开始具备了基本的文学交往能力（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是什么使得容美田氏具有了文学交往能力？根据文献的记载来看，容美土司具备文学交往能力始于明代，而明代为何能成为田氏家族文学交往的起点乃至整个田氏文学世家的起点？有人将之归于田世爵在家族中推行汉文化教育，但如此回答显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即为何田世爵是第一个在家族内部推行汉文化教育的人？《田世爵世家》给出的解释是，家族内部因夺权而产生的弑父杀兄的惨祸让田世爵感到，要防止类似惨剧的再次发生，只有对后代进行思想教化，在家族内部建立儒家伦理观。面对这样的回答，又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如果田世爵没有一定的汉文化教育的背景的话，他如何会认识到汉文化教育对于改良思想和家风的作用？而且，如果田氏家族的文化教育确实是从田世爵才白手起家的话，其文学创作水平应该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仅仅一代之后，到了田世爵之子田九龄之时，其诗作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其文学交往也已经非常活跃。另外，一个传承数百年的文学世家绝不可能突然就在一片“文化的荒漠”中建立起来。同时，《田子寿诗集》中明人杨邦宪对于田氏家族的文化氛围的描述，也不像是一个刚刚才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家族应有的状态（详见本书第162—163页）：

容司密迩兰州，衣冠文物与荆澧不相上下，世氏镕鼓铸，俱以文字为命脉，世不贵异物，仅仅古籍裒然。东楼西室，掺觚无问；寒暑夜分，犹炙火光。童儿幼学时，师氏即授以史鉴一部，渐长，愈益融通，口津津不落世俗一语。嗟嗟，此子寿公之所由来远也。[1]

杨邦宪写这篇序言时，如果真以田世爵为文化发展的起点，则容美田氏家族内部的文化教育严格意义上而言才进行了一代，但是文中描述的文化场景和氛围显然不是一个刚刚接受了一代教育的家族能营造出来的。另外，文中“世氏镕鼓铸，俱以文字为命脉”“世不贵异物，仅仅古籍裒然”诸语，也显然不是针对一个刚刚起步的家族而言的，而是显示出容美田氏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文化积淀。《田世爵世家》在评论田世爵的成就时亦云：“虽文事武功，在前不乏，而自兹更为振起！”[2]所谓“文事武功，在前不乏”，显然是说在田世爵之前，田氏家族就已经有“文事”方面的成就，这个“文事”应该主要是指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而田世爵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振兴了这一事业。据此可以看出，想要精确地找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来作为容美田氏文学、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并将这个人、这件事作为一个标志，在此之前则是野蛮无文，在此之后就是弦歌不辍，这既不符合文献记载，也不符合教育规律，当然也就不是史实。那么，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容美田氏家族在明代开始接受汉文化的教育，要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应在一人、一事上寻觅摸索，而是应该将视野放大，在整个历史和文化大背景中去寻找。笔者寻找的结果是：明代推行的“土司子弟入学”制度才是容美土司乃至南方诸多土司家族成为文学世家或者产生诗人群体的真正深层原因。

所谓“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即要求土司子弟（主要是应袭子弟）在继承土司之位前，必须进入国子监或府学、县学等官方学校学习汉文化，以达到“渐染风化，以格顽冥”的目的，凡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土司之位。这一制度的正式推行是在明弘治年间（1488—1505），但是其雏形早在明太祖时就已经提出。总体而言，“土司子弟入学”制度是在“以夏变夷”这样的大文化观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经过逐步探索，制定出的具有极深远影响和意义的文化制度。“土司子弟入学”制度依凭中央的威权，得以在土司统治地区强力推行，使得众多土司开始接触汉文化，并进而转为自觉追求汉文化，不仅在文化层面提升了土司的汉文化素养，在心理层面加强了土司对于中华族群的认同，在政治层面促进了土司向中央政权的靠拢，在经济层面推动了土司由农奴经济向封建经济的转型，而且由于土司家族世代对汉文化及文学自觉而热情的学习，还催生了一批“土司文学世家”，较为有名的就有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五峰张氏土司文学世家、永顺彭氏土司文学世家、酉阳冉氏土司文学世家、石砫马氏土司文学世家、丽江木氏土司文学世家等。可以说，“土司子弟入学”制度为土司的文学交往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有力推动了土司文学世家的形成，对土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持续而深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