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路翎小说研究综述

对路翎小说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路翎初登文坛到1949年，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路翎小说研究状况

20世纪40年代对路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思想价值等方面，重要的文章主要出自胡风、邵荃麟和胡绳，此外刘西渭、冯亦代、唐湜等也有评论文章。

作为“七月派”的灵魂人物，胡风的评论文章对路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1942年，胡风为《饥饿的郭素娥》写序言《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1]，这是介绍和研究路翎的最早的重要文献。胡风肯定了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新颖和成功，“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出底层人民的精神动向和他们身上蕴藏的“原始强力”，体现了路翎追求人物精神深度的艺术特色。胡风同时也指出，作家结构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能力还有所欠缺，理性分析不足。胡风的另外一篇重要评论文章是《财主底儿女们》的序《青春底诗》[2]，写于1945年。胡风高度赞扬了小说所展现的广阔的生活场景“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和“现象底巨大俱收的罗列”，而是提炼出“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真实地刻画了各类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的痛苦和挣扎。胡风站在新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角度，认为《财主底儿女们》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开创的传统，同时吸收了外国现实主义的优秀资源，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胡风的评价对《财主底儿女们》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文章对小说的人物形象、思想意义、文学史地位的概括切中肯綮，显示了论者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但他的论断和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续研究的视野和拓展。

胡风也是最早从文学史的角度阐释路翎文学价值的批评家。首先，路翎在塑造人物上的创新和深化，“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3]。其次，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关注，他认为路翎的作品不只提供了“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和“只把主要特征的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还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的潜力的深度和立体”。[4]胡风准确地抓住了路翎20世纪40年代中前期创作的艺术特点。胡风的推介与评述不仅奠定了路翎研究的高起点，也为路翎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成熟并为读者接受创造了条件。

20世纪40年代对路翎小说做出评价的另外两位革命文艺理论家是邵荃麟和胡绳。邵荃麟在同名文章《饥饿的郭素娥》中[5]，站在“新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上肯定了《饥饿的郭素娥》的历史地位，认为作品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力”和“人类灵魂的呼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内涵空间，通过郭素娥、魏海清“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邵荃麟还特别注意到了路翎文学所特有的高密度、强力度的心理描写。而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6]则对路翎创作提出全面批判，批判的重点集中在：（1）没有写出“真实”的工人、农民，路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特征强加到农民、工人身上，有失真实；（2）关于知识分子的出路，路翎作品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茫、颓废的气息，没有写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和人民的结合，改造自我的过程；（3）人物心理描写的不真实，为了配合作者所强调的“原始强力”“精神奴役的创伤”而偏执于描写“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的精神世界，这说明作者的创作“那就是越来越离开真实的生活。作者所‘寻求’的是那些空洞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胡绳虽然对路翎创作持否定意见，但其对路翎创作特色和精神内涵的把握却不失敏锐、准确。胡绳与胡风、邵荃麟的意见分歧既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坛政治走向的“风向”，也是革命文艺内部一直存在的分歧与论争的反映。

刘西渭和唐湜主要对路翎小说的美学形式和风格予以分析评价，他们都注意到路翎作品中情感浓烈的特点。刘西渭的文章《三个中篇》认为[7]，“拙”和“冲”构成了路翎小说强大的冲击力，“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同时也指出了路翎创作中两个重要问题：语言“机械化”“欧化”带来的阅读的“涩窒之感”；人物性格超出生活真实，“‘满足于一个孤立的人格’——作者自己，艺术因而有所损失……每每有一部分不在生活以内”。唐湜的文章《路翎与他的〈求爱〉》[8]，比较早地观察到路翎创作上的变化和成熟，认为路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在艺术形态上更加细腻、洗练、自然，内容上更具“生活的实感”。冯亦代的文章《评〈蜗牛在荆棘上〉》认为[9]，路翎的“故事”有“深湛的人情味”，擅于写出生活和人物的多面和深度，在路翎笔下，“即令只是人生场景的一角，也总是兼容并蓄，旖旎而又瑰丽的。……平易地他执着了他的人物，把他们罗织在一些动人的故事里，给予他们必需的生命。看来这些人物多孤单伶仃，可就从这些孤单的人物身边，感到了生活滔滔的洪流”。

比较而言，胡风、邵荃麟、胡绳等革命文艺理论家对路翎的评述多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出发，以作家是否写出革命的发展趋势、进步力量和时代精神为首要的评判标准。刘西渭、冯亦代等则侧重于对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特质的分析、阐释。整体上，这一阶段的路翎小说研究集中于对单篇作品的分析，对路翎小说创作特色的把握比较客观，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但也存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价值立场单一化的倾向，缺少对路翎小说整体及演进的研究分析。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路翎小说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是路翎创作的剧本《祖国在前进》遭到批评，《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重要报刊发表了多篇批评文章，紧接着批判的范围扩大到工人题材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

1953年，路翎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发表了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了较大反响，但这组作品遭到了更密集猛烈的批判，侯金镜、陈涌、宋之的、魏巍、杨朔等文艺界重要理论家和作家均撰文，批评小说“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把他们崇高的品质，写成庸俗的、不健康的、甚至是丑恶的”，是“宣传了个人主义的有害的作品”[10]；小说中爱情描写的作用是“松懈战斗意志、妨碍战斗”，“不仅是歌颂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11]。对路翎小说的批评是1948年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的延续与扩大，及至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胡风集团”的大规模批判，政治斗争已经完全取代了文学批评、学术讨论。

这一阶段的路翎小说研究除个别篇章外，都以极“左”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话语对作品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批评，以庸俗社会学批评替代文艺问题的讨论，进而上升到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斗争，这些批评已经丧失了学术价值和意义。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路翎小说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方法的转变和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研究者开放的学术视野、多样化的视角及所持价值尺度的多元性使路翎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这一阶段，路翎小说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

（一）整体研究

钱理群的《探索者的得与失——路翎小说创作漫谈》[12]比较早对路翎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和评价。文章既肯定了路翎创作中三个重要方面——“原始的强力”、知识分子道路、对灵魂的开掘——所具有的独创性和文学史价值，也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昌切的《路翎的小说世界》[13]认为，痛苦是作家情感和小说世界共同的精神特征，也是形成作品文体风格与审美特征的根本原因。

新时期以来，赵园发表了一组路翎小说研究的文章。《路翎小说的形象和美感》[14]从审美主体感受出发，对路翎小说的美学风格进行分析和研究。文章认为，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意象世界呈现出“犷放”“雄强”的特征，文学整体风格体现出强烈的“悲壮美”，小说意象中涌动的“渴欲”和“追求”的心理倾向，共同形成了文本“狂躁不安”的情绪氛围。通过对作品的细读，赵园发现了路翎创作倾向上的一个缓慢变化：作者在创作中不断修正着对“原始强力”的强调，增强了时代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内容和品质。文章肯定了路翎文学在反映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活和产业工人精神品格方面的突破。在另一篇文章《路翎：未完成的探索》[15]中，赵园将路翎的创作与外国文学相联系，重点分析了路翎创作与外国文学的精神“共通”，同时指出了路翎创作中存在的重要缺陷：“意象”超出“生活”，由“观念”出发的性格损害了人物“个性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赵园的研究准确地把握了路翎文学的整体美学风格、精神特质和创作演进，对理解路翎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作用。

路翎是“七月派”的重要作家，其坚持的主观现实主义与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学的现实主义构成了革命文学的两个分支，昌切的《赵树理与路翎：现实主义小说潮流中的两脉流向》[16]，朱珩青的《路翎小说新论》[17]，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为路翎的创作定位。昌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路翎和赵树理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作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潮流中的两脉流向，比较了两者创作中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精神世界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创作思想取向、创作背景上存在的差异。通过对比，追踪考察革命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流变，从“史”的角度把握路翎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朱珩青则认为路翎的小说在“现实主义”中发出“别一种声音”，小说不拘泥于现实主义固有的规定，强调对心理的刻画、情绪的设计、环境的渲染，呈现出现代主义的特质，后期创作逐渐转向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品质。

从整体上把握路翎小说的文章还有：张新颖的《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18]从路翎文学创作与胡风理论之间的“重合、引证、支持、启迪和偏差、抵触、冲突、遮蔽的复杂关系”入手，辨析双方之间的“错位”，路翎文学中的人物是没有任何支撑、凭借地与“纠结的很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搏斗”，作品呈现出的凌乱、唐突的精神特征和语言的欧化是这种与“历史和现实进行搏斗”的反映。郝亦民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路翎的小说创作》[19]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路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方法论指导，使路翎的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超越了当时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对主观战斗精神和感觉的强调也让路翎的创作因为缺少必要的理性调整而失之粗放。高旭东的《现代性：鲁迅、胡风与路翎》[20]认为，胡风的文学理论和路翎的文学创作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的正脉，矫正了20世纪40年代文坛民间化与传统化倾向，批驳了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

（二）专题研究

1.人物形象研究

路翎小说为现代文学提供了蒋纯组、蒋少祖等一批经典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了富有独特精神品格的流浪汉形象。知识分子和流浪汉也构成了路翎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

赵园的《蒋纯组论》[21]是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重要成果。文章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下，考察作者思想发展的路径及偏差，通过蒋纯祖与重大历史活动、社会思潮之间的疏离与联系，提炼出对中国历史发展、现代革命与个体命运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要由怎样的道路，才可能使历史的进步不至于以个性的牺牲为代价，怎样的革命才能在自己的任务中包含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钱理群的《展示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史诗——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简论》[22]认为，小说继承了鲁迅开创的“灵魂的写实主义”的传统，展现了动荡时代中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来根去向”，实现了社会结构剖析与心理结构分析的统一，艺术家、心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统一。秦弓的《〈财主底儿女们〉：苦吟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23]另辟蹊径，重新审视被普遍认为是“反面”人物的蒋少祖，挖掘人物的精神历程和思想立场所具有的合理性，肯定其对独立思考、思想自由的坚持，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反思知识分子角色定位与生存方式的借鉴意义。邓腾克在《路翎笔下的蒋纯祖与浪漫个人主义话语》[24]中，主要讨论的是蒋纯祖与西方浪漫个人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人主义是抗衡战争语境中的政治压迫，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实现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唯一资源。作者将这部小说视为中国式成长小说，蒋纯祖的精神历程是自我意识觉醒与确立的过程。

邓姿的《论路翎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25]和马燕的《路翎小说中的流浪者形象解读》[26]对路翎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进行分析阐释。两篇文章分析了流浪汉产生的社会环境原因，并描述了流浪汉群体的性格特征和生活形态，但未对流浪汉精神世界的构成、意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孙萍萍的《论七月派小说的“流浪汉意识”的文化内涵》[27]，认为流浪汉精神是路翎文学和七月派共同的文化基调，是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掘的文学精神”，是批判传统文化、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意识的切入点，同时又契合了七月派的文学理念和美学追求。

2.艺术特色研究

语言风格研究。文贵良的《路翎的欧化：语言创伤与生命开放》[28]以路翎语言的欧化现象为切入点，从汉语的现代生长角度探讨路翎“欧化”语言中“语言创伤”的文学意义，文章分析了路翎语言的结构特点，认为欧化的语言和“语言创伤”是塑造人物复杂精神世界、建构人物自我意识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通达人物生命开放的存在状态。郜元宝的《“给他们许多话”：胡风、路翎与鲁迅传统》[29]从现代文学白话文发展的角度考察路翎语言的欧化现象，认为路翎和胡风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坚持是与鲁迅一致的启蒙传统，语言欧化的目的在于破除“语言奴役创伤”的禁锢，解除底层人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路翎的“欧化”与延安文学的“白话”背后隐藏的是七月派与《讲话》对知识分子主体、文艺与大众等问题的分歧。谢伟民的《路翎小说两题》[30]认为，路翎语言多运用名词、形容词与他对社会凝滞状态的认识、偏好表达主观情感有关，他对语言独特的使用方式既是对语言的突破和创新，也是造成晦涩、不规范的弊端。

心理分析研究。路翎擅长挖掘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杨义的《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31]认为，路翎把灵魂的探索作为艺术创作的核心，擅于表现人物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与“原始强力”之间的交织、纠缠、搏斗的过程，侧重于探索人物内心深处的潜隐意识和大起大落的心理变化，刻画人物痛苦的灵魂搏斗的过程，塑造立体、多层次的人物性格。文章把路翎与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及罗曼·罗兰等人加以比较，为以后的路翎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开了先河。谢慧英的《“心灵危机情境”：路翎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32]认为，路翎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通过持续营造“心灵危机情境”和表现人物心理发展的过程结构文本，将人物推向高强度的心理冲突和灵魂极端紧张的状态中，而路翎小说中的这种独特的情节结构模式是构成其“心理小说”的重要因素。

3.其他研究

刘云的《从“思想式写作”到“马克思主义式写作”》[33]讨论了《财主底儿女们》与《战争，为了和平》美学风格上的差异，认为两部作品中场景、文风、人物的变化是作家主体独立精神被意识形态规范取代的过程。秦弓的《论四十年代中后期路翎的小说创作》[34]认为，路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扩大了题材选择的范围，通过日常生活场景表现各类人物的喜怒哀乐及精神弱点，这一阶段的创作增强了对社会各种丑陋现象的嘲讽和揭露。商金林的《“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35]以新中国成立后路翎创作志愿军题材小说的前后遭遇为例，通过分析路翎创作与文艺规范间的碰撞、文坛批判的来龙去脉，讨论作家主体、文学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思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政策的得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研究路翎的专著。刘挺生的《一个神秘的文学天才——路翎》[36]是较早的研究路翎的专著，从思想研究、创作研究、影响研究三个方面对路翎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材料翔实，论述结合，努力展示路翎完整而又深厚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朱珩青的《路翎传》[37]以“时间蒙太奇”的手法对路翎的人生历程和文学之路做了全面的追溯，认为路翎不仅是小说家，而且兼具精神界战士、思想者的品格。作者对路翎创作的独创性、精神资源、艺术思维、表现方式，以及前后创作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做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谢慧英的《强力的“挣扎”与主体性的“突围”——路翎创作研究》[38]从作家主体精神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入手，将路翎及其创作状态概括为“挣扎”与“突围”，通过对人物、语言、精神分析等路翎创作中形式方面的异质性特征的分析，找寻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文化内涵上的关联，揭示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及复杂性的内在矛盾与文化内涵。该著作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路翎的心理分析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认为路翎所擅长的心理分析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而且具有结构小说情节的功能，通过“心灵危机”的缘起、发展、高潮、结束建立起“心理小说”的基本结构。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路翎小说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首先，研究范围与研究视角的局限和固化。路翎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百花齐放”，长篇、中篇、短篇创作均有优秀作品问世，但研究多关注于其长篇和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艺术问题则鲜有论及，这无疑是一个缺憾。事实上，路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技术层面上较之前的创作更纯熟，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美学形态和思想内容。研究对这一时期作品的“忽视”必然会影响对路翎小说整体性的把握和考察。同样，在知识分子人物谱系研究中，对蒋纯祖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而对蒋少祖和蒋蔚祖的研究并不充分，为数不多的涉及蒋蔚祖和蒋少祖的研究多局限于“长子”“复古者”的角度，多持批判、否定性意见。站在今天的角度反观，无论是蒋蔚祖在文化转型时期的生活经历，还是蒋少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并不比蒋纯祖少，研究的不足显然忽视了两者的学术价值。

路翎遭遇坎坷，平反后虽然坚持文学创作，但作品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形态，造成这种后果的是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和精神禁锢，其个人经历与文学创作的起起伏伏不失为一类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这段特殊的历史对于路翎和路翎文学的影响都是绕不开的，但很少被研究者关注。目前已有文章关注到路翎晚年的诗歌创作，但对路翎20世纪80年代“复出”后的小说创作鲜有触及。

路翎是胡风最为倚重的七月派作家，两个人一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后世对路翎小说的研究阐释多依托于胡风文艺理论和当年胡风对其的评述，这种角度虽然揭示了路翎创作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作品做出了有效的解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地为牢”，限定了路翎文学的阐释空间，削弱了路翎文学的丰富性。

其次，作品“再解读”与研究深化。当前对路翎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上，有限的关于“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洼地上的“战役”》，而其他工人题材小说和志愿军题材的作品几乎被“遗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到底是由于一种对这些作品缺乏艺术价值的“理所当然”的论断，还是由于一种研究的“惯性”是值得评论界进行反思的。重新深入具体文本，回归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文本所提供的意义与经验显然要比“想象”的丰富，重新认识和讨论这些作品，对于全面理解认识一个作家和那段特殊的历史岁月都不乏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