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本书聚焦互联网平台上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从关键词来看，主要有互联网平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等。但是在聚焦到公共政策参与之前，有大量的关于公民政治参与、互联网民主的研究，都可以成为本书的借鉴基础。因此，本书文献梳理介绍上，分为两个部分：关于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研究，包括国外和国内两个部分；关于互联网与公共政策、公民参与的研究，包括广义的互联网公民参与和具体到互联网平台上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分国外和国内进行介绍。

1.3.1 关于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研究

1.3.1.1 国外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研究

国外关于互联网与民主的研究参与一直是现代民主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主张参与式的强势民主，科学技术和通信是进行民主变革的至关重要的调节器，电子技术或许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规模问题，新的公共空间意味着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实现的可能性。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革新影响了全世界，它对政治的影响力也带来了学界对公众参与的重新认识。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平等性、交互性很强，沟通便捷，易于公众与政府沟通，天然具有民主的条件，学界对于互联网条件下的公众参与产生了很大兴趣。学者们从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对互联网和公众参与多有涉及。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已经对互联网技术在政治现实中的应用有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思想。

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有学者就敏锐地感受到互联网可能带给人类社会的新变化。这些乐观派学者用“电子民主”“互联网民主”来描绘互联网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他们认为，互联网创造了公共空间，影响公众对政治的参与能力，具体到政策行为方面，也提高了公众对政策的参与便捷性。这些学者及他们主要观点如表1-3所示。

表1-3 互联网上公众参与乐观派学者及其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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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对互联网的前期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互联网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对于民主政治也有一定影响。表1-4是这些学者的观点。

表1-4 互联网上公众参与谨慎派学者及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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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以后对互联网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基本方向和思考路径，对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最近两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学位论文或文献来探讨相关问题。具体如表1-5所示。

表1-5 近两年有关互联网与民主研究的相关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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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献如表1-6所示。

表1-6 近年来有关互联网与民主研究的相关文章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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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国内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研究

国内对互联网和民主政治的研究，昙花一现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两篇文章介绍到互联网影响下国外民主生活状况：《“电子民主”的破产》《电子民主：美国公众与官方的对话》，此后这一方面的研究中断。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用“网络政治”这一词语来介绍国外相关研究。2000年以后，各种研究蓬勃发展。

2000年以前学者们的观点如表1-7所示。

表1-7 2000年以前互联网与民主研究初期学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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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查询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众多相关书籍和期刊文章出现。这些书籍从电子政务、公众参与、传播学等方面对电子民主多有涉及。这些研究中有的继续介绍国外的电子民主研究，有的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对电子民主进行了实证研究，还有的对电子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定性研究。比如2002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太军的《网络与政府管理》，还出版了胡键、文军的《网络与国家安全》，这些书籍论述了互联网出现后，政府管理和国家安全角度面临的全新问题。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了赵春丽的《网络民主发展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互联网对我国的民主的影响进行了论述。201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小安著的《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他认为，网络民主在西方和在中国有不同的现实功能和定位，网络民主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多方面变化。同时，他认为网络民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认为中国应该培养多元化的民主力量，以网络民主来促进各种民主形式的平衡。

2014年2月，华中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张昆主编的《网络民主与社会管理创新高层论坛（第1卷）》，主要从媒介角度分析在公共事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

通过CNKI查询，以“网络”和“民主”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搜索，关于网络与民主政治的文献有1500多条，其中，从2005年开始，随着波澜壮阔的互联网舆论潮流，关于电子民主的相关研究多了起来。从2008年开始稳定在每年200篇左右。

宋迎法、刘新全在《电子民主：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式》一文中提出要防止互联网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娄成武、张雷在《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一文中论述了互联网技术可能对民主产生的负面影响。张丽红在《试析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互联网舆情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影响。陶文昭在《论电子民主的两种取向》一文中介绍了技术与民主的三种模式，就技术决定论和技术选择论进行了探讨，认为长期而言，技术必然带来民主，但短期而言，传统力量仍可以左右技术的发展。[11]阙天舒在《中西式电子民主的发展：一种现实性比较研究》一文中，对西方网络民主发展的三个阶段做了介绍，介绍了西方网络民主发展的动因及作用，同时对比了中西网络民主发展的不同。[12]金太军、袁建军在《西方电子民主研究及启示》一文中，介绍了西方网络民主发展模式和困境，反思了西方网络民主对中国的启示。[13]向红梅在《电子民主发展现状及战略模型研究》一文中，从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自下而上的实施两个维度，从基础、安全、系统、管理应用、法制、理念等六个层面搭建了网络民主发展战略框架模型。[14] 2015年，王蔚、李骥发表了《网络民主研究综述》，这是比较新的有关网络民主研究的文章。

1.3.2 关于电子民主的研究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浪潮席卷全球，带来了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也带来了学界对公众参与的重新认识。有学者认为，网络带来了直接民主的希望，学者们用“电子民主”“网络民主”来描绘网络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也有学者开始具体探讨公众通过网络对某些具体公共政策的参与。

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1995年提出了“网络民主”一词，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或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民主。1996年，美国学者格雷姆·布朗宁出版的《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一书，正式拉开了世界范围内研究网络民主现象的序幕，他认为，互联网对传统的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并为全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

网络是大众舆论的新媒体和新平台。基于这一认识，曾任美国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的德沃尔特·B.赖斯顿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比特、字节和外交》一文，认为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既定距离，使思想借助电子网络自由地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便利了信息输出大国将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传递给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政治控制。

托夫勒夫妇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认为，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半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将取代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

勃朗宁指出，在网络社会中原本分散的公民个体会因共同的兴趣，或对某一特别事务共同关注而迅速发出群体的声音，并使他们的声音被政府或政治家听到，从而给民主和代议制打下了潜在而又深刻的印记。德图佐斯认为，电子公告板是有用的，它能让人们表达政治立场，并能让他们井然有序地争论，从而成为以电子方式扩大的民主政治的有用工具。

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一书中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

马克·斯劳卡在《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中指出，虚拟现实的政治是“那些有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的技术，将给政治带来影响。可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政治呢？为什么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影响呢？的确，两者之间的差别甚微。我之所以选择政治，是因为我相信，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

除马克·斯劳卡之外，还有曼纽尔·卡斯特、埃德温·布莱克、C.J.亚历山大、奈伊等学者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性均持乐观态度。如加拿大政治学学会主席埃德温·布莱克（Edwin R.Black）为《数字化民主》一书作序时指出，“计算机正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它不仅改变着政党引导选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关注选举的轮换方式，而且还改变着我们选举出的代表为我们所作的选择，以及公务员们为实现这些选择与我们打交道的方式。它虽然就发生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曼纽尔·卡斯特的杰出贡献，关于网络社会研究的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深入分析了网络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变迁及网络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揭示了当代文明系统之逻辑，厘清信息化社会之意义——对社会科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重新发现了贤达社会科学的最高雄心：揭示新技术与经济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与心理转化来代替对人性的研究”，“绝对可以比拟马克斯·韦伯的巨作《经济与社会》 ”。

安德鲁·查德威克的《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一书中提出，网络具有“电子民主”的功能，在提升社区凝聚力、政治协商和政治参与方面有重要作用。

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的民主价值并不是很大，它对民主发展的负效应更大。爱普鲍姆认为“在线民主”往往很少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协商论坛。凯文认为，网络上会出现错误的政治信息，政府甚至可能做到垄断政治信息。而英国学者西蒙兹则坚信，新的信息技术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好处，“它们能够左右和操纵群众的情绪”。“新的技术只不过促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以计算机为主的世界将受到某一阶级的统治。”有的人甚至担心出现“电子法西斯主义”。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指出网络容易产生群体激化现象。他注意到，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15]

而国内对电子民主的研究，最早是1984年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杂志上出现的V.伊利耶斯库的文章《“电子民主”的破产》，1988年王树盛在《国外政治》杂志上发表了《电子民主：美国公众与官方的对话》。此后该项研究在中国陷入沉寂。

后来的学者喜欢用“网络政治”的概念，来研究网络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公众参与的影响。

刘文富先生先后于1999年、2001年发表的题为《网络政治学解读》《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等文章，在我国政治学领域较早地引介了西方学者关于网络政治的研究成果，并对我国网络政治的型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稍后，钱振明先生进一步厘清了网络政治学的学科问题，他指出，“网络政治科学的对象和任务是明确的。它探讨的是社会网络化发展，主要是因特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和信息高速公路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影响；解释的是网络政治问题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矛盾运动规律；指导的是人类通过创造新的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操作，更好地利用网络，发挥人类对自己的命运所具有的主动的创造力和控制力”。在对网络政治科学的对象和任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该作者进一步考察了网络时代政治学与网络政治学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与此同时，朱德米先生又发表了《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进一步考察了网络政治学涉及的一对基本矛盾，即它的虚拟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2003年，刘文富先生出版了名为《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的著作，对网络社会及网络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由于该书采用政治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如政治权力分析法等分析网络社会中的政治现象，进而探讨了网络社会的治理框架及其形制变迁问题。

东北大学政治学者张雷先生、娄成武先生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社会政治动员问题研究》。以该项目为基础，研究者们深入探究了我国网络政治发展的现状及其趋势等一系列问题。2009年，李斌编著的《网络参政》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网络民主框架下公民参与问题。高宏星、张亚勇等在本书中也都对网络环境对政治、政府决策等的影响做了探讨。

除了政治学角度，还有学者从传播学角度来分析网络对于政治、公众参与的影响。1997年，胡泳、范海燕在《网络为王》一书中介绍了电子民主的概念。袁锋、顾铮铮的《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分析了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对于电子民主和深度民主问题，对于公民参与做了分析。胡泳所著《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了共有媒体、公共空间等问题。吴玫《测定非正式公众领域：中国互联网政治论坛量化分析》分析了互联网上非正式公共领域。

1.3.3 关于互联网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1.3.3.1 国外关于公共政策以及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的研究

国外关于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比较多，对于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也有众多研究者，这里只简单列举出本书写作过程中借鉴比较多的书籍。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对于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设计了一个模型。在他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中，根据公共政策的不同限定条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政策参与模型。本书深受他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对他的模型也多有借鉴，试图借鉴他的分析维度来研究当前互联网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托马斯·R.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对本书写作也有很大帮助，该书介绍的政策模型是本书写作中的重要参照系。

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盖伊·彼得斯的《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约翰·金登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对本书都有重大参考价值。布莱恩·琼斯著，刘新胜、张国庆、李丹阳翻译的《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注意力、选择和公共政策》；赫伯特·A.西蒙著，詹正茂译的《管理行为》，这些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美国詹姆斯·E.安德森著，谢明等译的《公共政策制定》；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布莱恩·琼斯著，曹堂哲、文雅译的《美国政治中的议程和不稳定性》，也成为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史蒂文·科恩、威廉·埃米克的《新有效公共管理者》，蒂姆·乔丹的《网络权力：网络空间的文化与政治》对本书写作都有重要影响。美国学者海伦·英格兰姆、斯蒂文·R.史密斯编著的《新公共政策——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探讨了公共政策和公民权的关系。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的《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伊丽莎白·诺依曼著，董璐译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詹姆斯·W.费斯勒和凯特尔著，陈振明、朱芳芳翻译的《公共行政学新论：行政过程的政治》（第2版）；里奇著，潘羽辉等译的《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彼得斯等编，顾建光译的《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等也是本书重要参考文献。

随着互联网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人类社会广泛而深度使用互联网，学者们开始从更多维度研究互联网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这些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互联网对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影响。这些论著中，影响比较大的如表1-8所示。

表1-8 多维度视角下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的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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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国内关于公共政策以及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的研究

1997年张国庆出版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张国庆2009年出版的《公共政策分析》，2004年陈振明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理论、方法和技术》，2008年相继出版的《公共政策学》（严强主编），以及《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陈振明著），2011年陈庆云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2012年谢明编著的《公共政策导论》（第3版），王骚编著的《公共政策学》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读秀上搜索，相关图书有288本，2000年以后是高产期，每年出版数量超过10本。

国内互联网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虽然尚显薄弱，但是自2000年以来关注度逐渐提高，2010年以后每年发表论文超过150篇，发展迅速。

在对期刊文献的检索中发现，以“网络”与“公共政策”为关键词在全部字段中搜索，有1024项有效记录，几乎集中在2000年至今，而且201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占一半以上。以“网络”和“公共政策”为关键词在标题中搜索，有177篇相关文章，集中在2009年至今。以“网络”与“公共政策”为关键词搜索，相关论文有604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132篇。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政治方面，其中有部分是关于公众参与和公共政策的内容。关于网络与公共政策的专题研究还比较少。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网络作为传媒对于公共领域的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政策制定的影响、政策公信力的影响，以及网络与电子政府建设等主题。

对有关网络与公共政策的学术著作按照时间节点来排序。这是因为，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技术在最近十年内日新月异，陆续出现了众多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或沟通方式，对人类的沟通和相处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所以学术研究的时间特点特别明显。因此，本书按照时间节点列出了学者的研究内容。这里面有的只是关于公共政策、公众参与的著作，但是多少涉及新技术条件下的参与，所以也被纳入进来，还有的属于纯粹的公共政策研究的著作，但是由于出版时间比较晚，未能够为本书提供写作参考。

2004年张喜红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团体政治参与问题研究》。2006年翟波出版了《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研究》。2007年出版的有关公众参与的书比较多，包括德国的托马斯·海贝勒和根特·舒伯特与中国学者何增科共同主编的《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陈晓莉的《政治文明视域中的农民政治参与》、王维国编著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陈松友的《当代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魏星河等著的《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2008年，徐锋出版了《政治参与发展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王锡锌主编了《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和《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中央党校张亚勇出版了《党的领导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蔡定剑主编的《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出版，于海青出版了《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研究》。此外，还有龚志宏的《和谐社会与公民政治参与》，莫吉武、杨长明、蒋余浩的《协商民主与有序参与》，李金河、徐锋合著了《当代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和决策科学化》，对公众参与与决策科学化做了全面探讨。石路2009年出版了《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就我国政府中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能力、机制、发展完善做了探讨。2009年张淑华出版了《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和权力的对话》，就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邱永文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一书梳理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内涵、遇到的问题，提出要完善基层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麻宝斌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政治参与》一书，梳理了中国社会特点，分析了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心理，提出重构社会调节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同年，中央编译局和北京大学联合编写了《公共参与手册：参与改变命运》，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公共参与的指南。该书对公共参与进行了系统介绍，还通过案例、小资料等提供了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的手段和工具。此外，2009年，有外国学者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情况所做的研究成果出现，如托马斯·海贝勒和君特·舒耕德出版了《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

2010年出版的著作包括汪建达的《参与还是分离——从超越性维度看中国公共生活的建设》、陈士玉的《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模式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李拓等人撰写的《中外公众参与体制比较》、赵刚印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等。

2011年，王周户主编的《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出版。

2013年，王法硕著的《公共管理系列：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一书，系统地探讨了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的环节和相关影响因素、内在逻辑。

2014年11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德米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研究》，该书对中国环境里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从有效性和民主性两个维度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从政策科学和民主理论两个学术脉络中总结出公民政策参与的理论。金太军等人出版了《重大公共政策分析》，立足国情，紧密结合学术前沿，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案例来探讨公共治理的时代特征和科学内涵。王春福在《公共政策论——社会转型与政府公共政策》中，试图探讨进一步优化我国公共政策体制、机制和模式的路径，并从学理层面加以总结提升。徐家良、万方在《公民网络参与的政府创新分析——以湖南“献计献策”活动为例》中，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平台上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互联网条件下的公众参与问题也掀起学者关注的高潮。就相关图书而言，2000年以来，有关公众参与研究、传播学研究的，大多关注过互联网条件下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有的是专门研究民主或公众参与的，涉及互联网条件下的公众参与，如原宗丽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有研究具体行业或者领域内的公众参与问题的，对互联网平台出现后的情况进行了专门介绍。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互联网与中国的公共政策或者“公众参与公共政策”问题，比如洪富艳的《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治理模式创新》，探讨了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李春2004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兴起：条件、形态与前景》，赵高辉的《公众视角下网络的政治作为》等。

1.3.3.3 相关分析

总体看来，当前我国关于互联网平台上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学者们开始从学理分析转向更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并且试图通过研究来指导当前的公共政策发展。从现有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于互联网促进民主的认识是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低成本的公众交流、意见表达，加快了政治社会化进程，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政府的监督。同时，关于互联网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等问题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也对这一问题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平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在已经有的研究中，有的着眼于宏观上把握，抓住当前的主要问题，以定性分析居多，实证分析也不少，但是都聚焦于某一具体互联网案例或者某一级政府机关、某一地政府机关。这些研究，都给本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是本书访谈之前的重要参考资料。

公共政策本来是一个涉及范围特别广泛、特别复杂的一项工作，而且涉及政府部门多个层次、多个部门之间的纵横协调。对于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而言，我国当前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值得我们去继续探讨。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建立在以往学者对公共政策、公众参与、民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之上，还建立在很多学者对互联网和公共政策的聚焦研究之上。本书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探索，试图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互联网技术及其社会运用中把握政治以及社会治理的脉动，由此发现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