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精英辅佐——官僚制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嫡长继承”能否取代“兄终弟及”, 除了嫡长继承本身的制度收益外, 还取决于嫡长继承实践可能引发或必须支付的额外代价。嫡长继承也确实隐含了两个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麻烦或风险。

首先是, 如果政治才能有天赋, 且各人天赋不同, 就可以推断, 与前述“兄终弟及”实践中的“弟弟”相比, 嫡长子未必更有政治经验、更明智、更有行政领导和决策能力。也还可以预期, 有些嫡长子本人还可能生性不喜爱政治; 即便不是因为爱美人, 也会有更爱艺术或其它的嫡长子。“兄终弟及”制度下, 有多个弟弟可供选择, 而且更可能双向选择。换言之, 只有那些本人强烈偏好政治的弟弟 (如前分析, 这个弟弟是广义的, 包括宗族中其他年轻人) 才会主动加入, 也只有那些被证明足够贤能的弟弟才有资格进入“兄终弟及”的队列。这还意味着,只有那些最有政治存活力的弟弟才可能继承王位。兄终弟及因此既隐含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竞争, 也尊重了个人的自我选择, 对潜在的继位者,这既是考验, 也是培养, 是有效率的筛选。相比之下, 嫡长继承, 为确保王室政治稳定, 废除了竞争, 独此一家, 别无选择。这意味着, 嫡长继承的继承人选, 一般而言, 要比兄终弟及的继承人选, 在政治能力上会更弱。这对早期国家会是个严峻考验, 前面提过, 早期政治更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远见卓识甚至人格魅力。

但真值得关心的问题不是某个制度是否有欠缺或重大不足, 而是能否有其他制度配套来弥补这一欠缺, 有效化解难题? 换种说法, 问题是, 在一个制度体系中, “嫡长继承”能否总体上优于“兄终弟及”。可能弥补嫡长继承之弱点的重要配套制度是官僚制, 即用一批组织起来的政治精英来辅佐国王治理。

从操作层面看, 至少到西周, 这已大致可行。只需将原先不离国王左右、参与决策和执行并有望继承王位的广义“兄弟”——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政治精英——组织起来, 再挑选其他有治国才能的人, 组建一个官僚系统, 来辅佐政治合法性足够但个人能力可能不足的嫡长子治理国家。这种做法商朝就有了, 前面曾提及武丁时主政的奴隶傅说、商纣王重用蜚廉、恶来等人, 放在历史长河中, 可以视为这类宪制的最早尝试, 即便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

周武王继位后,“太公望为师, 周公旦为辅, 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 ,¹ 其实继续了商纣王的宪制变革。姜子牙, 不属于周王室血缘群体的一位异姓政治精英, 全面参与筹划甚至主谋了推翻殷商建立周朝的重大事项, 成了西周最大功臣。² 进入西周政治核心的周公、召公和毕公等人, 虽然是武王的弟弟, 但应注意, 武王另外两个更年长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却未能进入西周政治决策核心。当时的政治远不是, 也不可能,“任人唯贤”, 却也绝非“任人唯亲”。成王时代继续以“召公为保, 周公为师”。周公旦甚至代理政事, 直到成王长大成人。通过其实践, 周公把商代王室内廷总管的“宰”, 变成了类似后世中央政府百官之长的宰相。

一般研究认为, 西周已有类似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机构, 由政治精英组成, 确保政府常规运转。³ 即便当时政治事务不发达, 这种现象仍持续到西周晚期。⁴ 官僚政治实践大致定型, 成了制度。春秋战国的各诸侯国只是复制、延续并发展了这一宪制实践和传统。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⁵ 的说法则表明, 西周统治已不寄托于,也主要不依赖于, 国王本人的贤能, 而转向依靠政治精英集团的有效合作。在中华文明的政治记忆中, 周公旦几乎是第一位众所周知的、以贤能参与治国的伟大政治家, 尽管他首先因为是武王之弟才获得了施展其才华的地位和机会。由成王代表的“守成”国王, 与以周公代表的贤能忠臣, 有效合作, 成为后世中国——即便在皇帝制下——历代王朝常规政治的理想和典范。

在统治疆域扩大、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社会剩余劳动产品增多、国家税收能力增强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 历史塑造的这一周公形象, 代表了以社会劳动分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特征的, 为优化政治治理而必需的宪制变革。这也是从魅力型政治转向官僚政治, 从人治转向文治/法治的核心制度之一。

1《史记》, 前注 〔6〕, 第120页。

2“于是封功臣谋士, 而师尚父为首封。” 《史记》, 前注 〔6〕, 第127页。

3 李峰: 《西周的政体: 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第2、 43页。

4 不发达的证据之一是, 西周早期曾“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 《史记》, 前注 〔6〕, 第2957页。

5 语出曹操《短歌行》。并参看周公自述, “一沐三捉发, 一饭三吐哺”。 《史记》, 前注〔6〕, 第1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