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器官移植的历史

（一）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

自古以来，先人们就幻想着能够更换自身功能衰竭的器官，以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这可能是人类对器官移植最原始的冲动。我国古籍《列子》中有记载扁鹊为鲁国的公扈与赵国的齐婴互换心脏以治疗疾病的故事，这是人类最早的有关器官移植神话故事的记载，尽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并不可能真正地实施，也许它仅仅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这个故事也恰恰说明了器官移植是人类从古到今一直以来的梦想，反映了人们千百年来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追求。

移植从幻想变成现实，经历了漫长的实验以及临床探索。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外科医师Sushruta首次尝试自体皮肤移植用于鼻部整形。这项尝试以及此后的组织移植更是成为了今天组织移植的先驱。

1905年奥地利医师Edward Zirm为濒临失明的农场工人进行角膜移植。由于角膜无血管供应，排斥反应风险低，术后患者视力得到了恢复。但是要想实现实体器官移植，仍然有着巨大的鸿沟，医师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血管的缝合技术。法国医师Alexis Carrel向巴黎最好的裁缝学习后发明了三线缝合法，有效地解决了血管吻合时出血和血栓的问题，使临床器官移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该技术因此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自此之后，器官移植技术开始快速发展。1927年Gayei等用同种异体犬套管法为糖尿病犬进行胰腺移植，且术后成功降低血糖达12小时；1938年苏联医师Voronoy为一名肾衰竭女性进行了最早的同种肾移植；1947年Demioov在动物身上实施了第一例肺移植实验；1956年Goodrich进行肝移植动物实验；1956年美国的Donnar Thomas也成功实施了第一例骨髓移植。但遗憾的是，这些患者均因术后的排斥反应而未获得长期存活。为了探寻排斥反应导致移植失败的内在机制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法，多位科学家进行了相关研究。英国科学家Peter Brian Medawar在密切观察异体植皮患者的病情变化后，得出了“异体移植物的排斥是由免疫机制引起的”这一结论，并且在用小牛做实验的过程中观察到同卵双生的小牛之间的皮肤移植并没有发生排斥，从而发现了“获得性免疫耐受”这一现象。在认识到免疫排斥反应机制之后，科学家们先后采用放射线、皮质激素、抗代谢化学药物等对抗器官移植术后免疫排斥反应，直到20世纪80年代强效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严重影响移植疗效的免疫排斥反应终于得到了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器官移植的预后。1954年12月美国医师Joseph Murray第一次在同卵双生子之间成功实施了人类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患者成功康复，器官移植真正从神话变成现实，并且Joseph Murray也因为他对移植医学的重大贡献被誉为“器官移植之父”，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67年美国医师Thomas Earl Starzl完成了人类第一例成功的肝移植，被誉为“肝移植之父”，器官移植自此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二）我国器官移植发展史

我国的器官移植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功，从成功到稳步发展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我国器官移植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受到当时国外器官移植成功的鼓舞，我国科学家开始探索开展动物实验，并逐步过渡到临床实践。尽管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取得了多方面的突出成就。1960年吴阶平院士进行了我国首例肾移植尝试。1972年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梅骅教授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大器官移植（肾脏）手术，移植术后患者存活超过了1年，开创了我国器官移植成功的先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肾移植作为一种治疗慢性肾衰竭、尿毒症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大城市开始逐渐推广。1977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林言箴教授实施了国内也是亚洲第一例肝移植，术后患者成功存活了54天。1978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师张世泽为一名38岁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患者进行了国内乃至亚洲首例心脏移植，患者术后存活了109天。1993年，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黄洁夫教授完成了我国首例体外静脉转流下的肝移植，该壮举发起和推动了我国第二次肝移植的浪潮。此后，国内首例婴儿心脏移植、亚洲首例肝肾联合移植、亚洲首例肝肠联合移植、亚洲首例多器官移植、国际首例“两供肝三受体”肝移植等相继成功地实施。公民器官捐献的器官移植也在国家器官捐献政策大力推动下广泛地实施并取得成功，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走向国际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发展现况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COTRS）的数据显示，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我国成功实施器官捐献已经达到了27 262例，2019年完成捐献5 818例，根据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的统计，截至2021年10月10日，成功登记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2 000 421人①。据有效数据统计，中国已经成为年均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器官移植受者的生存率等指标更是接近甚至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期望到2023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

①　http：//www.cotdf.org.cn/。

器官移植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器官捐赠的有力支持，甚至可以说“没有器官捐赠，就没有器官移植”。黄洁夫教授曾在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发言：“公民自愿捐献是器官捐献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坎坷的发展过程。在将近十年的努力中，我国为器官捐献全面构建起国家层面上的器官捐献移植法律框架，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确保器官捐献移植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并创立了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登记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将器官捐献与移植纳入规范化管理。还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死亡判定的科学标准与流程，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与移植人道主义救助体系。我国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推进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与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改革，涉及文化、司法、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且成功创立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器官捐献逐渐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支持和认可。2019年黄洁夫教授曾在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对接启动仪式上寄望我国器官捐献志愿者在短期内超过1 000万，并在数年后实现1亿人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量。目前我们正在向着这个宏大梦想不断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