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

贝塔朗菲曾经如此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西方文明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周期已经结束。也还有人说，人类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真正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当前，“第三次真正的革命”正向我们走来。至于这一“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时代”的名称，人们还没有意见一致的看法，我赞同这样一种提法：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22]

“生态学”（Ecology）在1869年刚由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时，只不过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研究“三叶草”“金龟子”“花斑鸠”“黄鼠狼”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动有趣则又无关宏旨的学问。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却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很快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近年来，随着地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学更加引人注目，似乎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显学”。

在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所研究的课题还仅仅局限在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结果是建立了诸如“昆虫生态学”“草原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湿地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一些专门化的学科。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生态学渐渐形成了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到了20世纪初，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有人开始把生态学的观念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生态学开始渗入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促使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的诞生，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生态学从此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人文色彩。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最早可以追溯到杰出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那里，这是一位孤军奋战的先驱，是他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在生态学领域引进了“文化”因素，并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人类进到生态的场景中……不仅只是以他的身体特征来与其他有机体发生关系的另一个有机体而已。他引进了文化的超机体因素。[23]

在他看来，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主要是靠文化的方式达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主要是借助文化（或文明）的方式实施的。研究地球的生态状况而拒绝研究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这样的生态学已经失去了时代的意义。

1949年，美国林业局的一位普通林务官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遗著《沙乡年鉴》，在他去世后的第一年出版，书中将整个自然界置放于道德视野之中，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诞生铺设下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他睿智地指出：

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已由对历史的生态学认识所证实。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24]

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不过，太多的安全似乎产生的仅仅是长远的危险。也许，这也就是梭罗的名言潜在的涵义。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25]

利奥波德在书中抱怨，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还在微妙地躲避着生态学，艺术和文学、伦理学和宗教、法律和民俗，全都无视自然的存在，他认为这不但是短见的，甚至是愚妄的。因为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动物都同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在这个共同体的阳光下占据一个位置。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才会是和谐的，人以及人类社会才可能是真正安全的。

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中国台湾译为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作者一反常态地把满腔同情倾泻给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并以她生动的笔触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审美体验引向生态学视野。原本属于自然科学中一个小小分支的生态学，从此以后就延伸到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起来。保罗·布鲁克曾经这样评价卡森对于开创生态时代新文明的意义：“她将继续提醒我们，在现今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动力与勇气仍然能发生效用；变化是可以制造的，不是借助战争或暴力性的革命，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26]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一位圣哲式的生态运动活动家奥莱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在全球迅速掀起一场揭示环境危机、拯救地球生态的浪潮。使原本关在大学教科书中的生态学一下子走进世界各个大国政府首脑的议事日程中。“生态”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语汇，甚至成为一个热门的时事话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称是“走向自然、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为促使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撰写了大量论文。他跳出人类中心的认识框架，立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总结出自然在十个方面的价值：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证的价值、宗教象征价值。[27]从而全方位地论述了自然与人类文化的血肉关系。

一个多世纪来，生态学已经确凿地展现出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扩展的轨迹，生态学者的目光也渐渐由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中，“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都已经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一些新的生长点。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

以上我们没有谈到梭罗（Henri David Thoreau），那是因为直到他辞世之日，生态学也还没有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但这并无碍于他在生态思想史中的地位，也无碍于我们将他看作西方“人文生态学”的先驱。他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看出工业文明给自然生态带来的损伤，他说那就像从美妙的夜空里摘去了最亮的星星，从一首优雅的诗歌中删除了最动人的词句，从一曲庄严的交响乐中抽掉了最悦耳的篇章。伫立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苦思冥想的是，如何挽回一个完整的地球，一个完整的上苍！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他的《生态思想史》一书中曾划分出两种不同的生态学：一是“帝国式的生态学”，坚持要通过理性的科学技术“治理”自然，让自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一是“田园式的生态学”，倡导人们克己自制，与自然和谐共处，过一种简单淳朴的生活，一种诗意盎然的生活。沃斯特说这是一种浪漫的生态学，一种更接近审美和文学艺术的生态学。梭罗，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小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如今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更多生态学界、文艺学界人士的热爱，正是因为在他身上近乎完美地展现了自然与诗、生态与艺术的结合。

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什么，文学艺术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将发挥什么作用，文学艺术在当代日益蓬勃发展的生态运动中居于何等地位，在日益深入的生态学研究中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又将发生哪些变化，已成为一些十分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问题。

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论及19世纪英国文学时指出：正是这一时期的诗歌，证明了人类审美直觉和科学机械论之间的矛盾，审美价值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类似，“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自然与人的统一，更多地保留在真正的诗人和诗歌那里。这就是说，诗歌中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一个标志。[28]

在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他把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社会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神话限制着科技的肆意扩张，歌唱命名着万物之母的大地，凡·高画下的一双农妇的鞋子便能够轻易地沟通天、地、神、人之间的美妙关系。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人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诗“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只是一种表达的技巧，“人类此在在其根基处就是‘诗意的’”。“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惟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29]他甚至宣称，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救度我们，那就是诗。

海德格尔的这些表述可能带有他自己的某些偏爱与夸饰，但从那时起，文学艺术的原则、审美的原则与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倒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比如马尔库塞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物化”时就强调指出：艺术比哲学、宗教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与理想的生活，“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做斗争”，惟有艺术有可能“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30]

众所公认，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极为繁荣的时期，各种各样的“学说”“主义”令人眼花缭乱，种种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堪称江河横溢、汹涌澎湃。有人统计过，在20世纪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艺主张就有百种之多，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印象主义、实验主义、实用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达达主义……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两部介绍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的书在中国文坛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一本是英国学者安·杰弗逊（Ann Jefferson）和戴维·罗比（David Robey）编著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一本是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撰写的《西方四大批评家》。被韦勒克选为代表的四大批评家是克罗齐、卢卡奇、瓦勒里、英格尔登。四个人可以分为两大类：前两位属“内容派”，侧重从作家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和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揭示文学艺术的奥秘；后两位属“形式派”，希望从语言符号、形式结构方面阐释文学艺术的确定性。杰弗逊列举可以概括西方现代批评界风貌的文艺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现代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属心理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主要是社会学批评，这两种批评流派都注重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内容：或人的主观的心灵世界，或社会的现实生活。“形式主义批评”“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都倾向于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结构加以研究，批评的对象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叙事的方式、结构的功能。“英美新批评”则介于二者之间，侧重于从“文本”自身出发通过“细读”发现作品所拥有的意义。在这两本书被介绍到我们国内以前，长期以来在我国文艺批评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政治批评”，把文学艺术看作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看作一种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社会生活”又被明确地圈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范围内。在这样的批评框架中，“自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充作人类进行创造历史活动的舞台，更经常的则是作为“攻克”和“掠取”的对象。

通观以上这些广为流播、影响巨大的批评流派，它们批评的视野内有语言、符号、形式、结构、文本、文体，有阶级政治、生产劳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甚至还可以包括进读者、观众，却唯独没有了“自然”。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人的心灵”中，还是在“艺术的结构”中，“自然”都缺席了，成为一个近在眉睫的“盲点”。

不错，在这些流派出现之前，曾经有过以丹纳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批评”，但丹纳很快就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理论。后来，又曾出现过过托马斯·门罗的“新自然主义”，遗憾的是门罗与丹纳一样，都在赞美“自然”的同时，又把“自然”关进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牢笼里面，这反而又成了人们贬抑“自然主义”的把柄。其实，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与英美新批评的实证主义色彩也是很浓重的，在现代文艺批评的王国内却比丹纳、门罗的自然主义享有高得多的声誉。说到底，人们对“自然主义文学批评”的冷淡恐怕还是出自人们对“自然”的漠视。而“新批评派”们对形式、文体、技巧这些实证、实用性的“人工”项目的热衷，却成了人们争相效仿的楷模。这或许真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责的：“甚至艺术也变得像高技术一样：文学中的新批评在小说大师们追求技巧革新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对表面和空间予以新的强调的抽象表现派绘画也表现出自己的复杂意向。”[31]由此看来，“自然”在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本是20世纪痴迷于高新技术的时代精神造成的。

在科学技术耀眼炫目的光芒下，曾经容光焕发的“大自然”在文学艺术家的目光中早已经黯淡下来。“自然”被“科学”从文艺批评界放逐出去。不要说批评家，就连一些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小说家，也不愿意为“自然”多写几个句子。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曾在《审美之维》中为“自然”大声疾呼：

人类与自然的神秘联系，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仍然是他的内在动力。

艺术不可能让自己摆脱出它的本原。它是自由和完善的内在极限的见证，是人类植根于自然的见证。

隐埋在艺术中的这种洞见，或许会粉碎对进步的笃信。但是，它也可以具有其他意向和其他实践目标，这就是说，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32]

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日益紧迫，纷纷扬扬的“纯粹文学批评”的尘埃或泡沫渐渐落定，文学批评开始走出“批评的实验室”，走进现实世界来，正如当代美国批评家米勒指出的：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3]

米勒还多少带着些感伤情绪对那些盛行一时的“新批评”进行了盘点核算：“新批评灾难性地缩小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新批评对于解读行为的过分苛刻的要求，令人一想到阅读和欣赏就畏葸不前，就精疲力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些书斋里的精致的模式化批评走上“极致”之后，批评的视野开始转移到符号与文本之外的广阔天地之中，在这次“大转移”中，涌现出以凯伦·沃伦（Karen Warren）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评”，以赛义德（Edward W.Said）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文化心态史批评”和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这些批评运动或从性别的角度审视工业社会对人的自然天性的压抑、剥夺；或从捍卫民族文化的立场抨击了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殖民主义丑恶本质；或揭露资本主义的理性观念、秩序法则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戕害；或高扬艺术的批判精神抵制人的异化、解放人的本能，恢复潜藏在艺术和审美中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上述这些批评虽然并不就是“生态学批评”，但在它们的批评锋芒闪烁处，已经开始重新恢复“自然”在批评中的位置，已经为“生态学批评”扫平前进的道路。比如“女性主义批评”早已经与“生态运动”结为神圣联盟，重建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之间公正而又和谐的关系，已经成为“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共同使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当代生态批评开始直面文坛，并日益活跃起来，渐渐形成一股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潮。其中，代表性的批评家有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等。2002年劳伦斯·布伊尔教授到中国来，在和我国从事生态批评的青年学者韦清琦的对话中，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生态批评的见解：

一、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

二、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生态批评家不赞成美学上的形式主义，不坚持学科上的自足性。生态批评特别注重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因此，不同的生态批评家之间可能呈现巨大差异。

三、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开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其批评的领域也将不断扩大。它批评的对象不仅是自然写作、环境写作和以生态内容为题材的作品，还将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

在布伊尔看来，生态危机是一种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普遍现象。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mnmentality）意识，使每个人都将认识到“他只是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34]

布伊尔的这番话，大抵代表了当下西方生态批评主要动向。

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