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王凯

■　方世宽

我的爷爷本名王凯，1948年到解放区后改名方安逸。他192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少时求学，先后考取北大、清华，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立志报国，后服从祖国秘密调动参与铀矿勘探一线的工作，晚年在铀矿产地江西抚州教育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2001年10月5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8岁。

回顾爷爷的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406大队地质工程师，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勘探专家，他的一生是不计名利、无私贡献的一生，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少年求学　危难立志

爷爷小时出生于当地大家族，生活富足，但他勤俭刻苦，毫无少爷习气。中学时，北平已沦入日帝之手，他在教会学校汇文中学上学，因而少受日本奴化教育，1943年考入在北平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学习之余，他经常思考改变时事之路径。当时的北大已有地下党活动，他曾积极参与北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并与友人共同发起《大学周报》刊物，为当时进步同学发表进步见解提供平台，并被选为北大工学院学生会会长。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教职员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和毕业生进行歧视性的甄别审查，甚至称他们为“伪学生”，其实沦陷区学生绝大多数是抗日的。这引发知识群体极大不满，地下党因势利导发起“反甄审”运动，并按照“争取理解，培养信任，发展组织”的路线，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同时揭露了国民党下山摘桃、反人民的恶行。这也使广大学生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我爷爷当时是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会会长，他积极组织和参加了北京大学“反甄审”运动。

当时“反甄审”运动得到了由昆明等大后方复员来的学生们的大力支持，南北学生运动骨干和地下党进行了会师，从此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我爷爷于1946年由北大地质系转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在清华，他不但潜心学业，而且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7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一生奋斗的方向。

学成报国　不计得失

听我的叔公、爷爷的堂弟王浒说，他是1946年由昆明考入清华航空系的，也参加了地下党，因为不是一个系统，虽然互相猜到对方是地下党员，但心照不宣，互不通气。1948年暑假我爷爷毕业，组织通知他去解放区工作，我叔公也正好被通知去解放区参加短训班，为了互相掩护，党组织批准了两人通气。后来我叔公学习后回校，我奶奶还抱着不到周岁的我父亲到清华找爷爷，叔公安排她住在女生宿舍，说我爷爷到保密的地方实习去了，把她劝回了老家。

我爷爷到解放区后便按规定更名为方安逸，解放后也没有改回，所以现在我们全家仍姓方。他先被分配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局机械工业部情报研究所工作；1949年4月太原解放，5月他任太原军管会工业组军代表，参与接收工作，任太原轻重工业管理处地质组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接受任务，对龙烟铁矿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测，确定这里矿石类型为赤铁矿、菱铁矿、磁铁矿，且矿层的厚度和储量丰富实属国内罕见。1950年他调入河北宣化龙烟铁矿任计划科科长，1953年又调入省钢铁局地质处主持地质勘探工作，1954年调入国家重工业部地质局任地质工程师。

1955年，一份神秘的调令下达，选调的条件是家庭出身好、本人政治历史清白、政治面貌党员、初中以上学历。但去哪儿，干什么去，调令上只字未提，只是被告知在规定时间内要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报到后，他们被直接送上专列，整整三天三夜时间，每天每顿饭两个烧饼一杯水，日夜兼程到达了甘肃兰州。在兰州进行后勤补给，给大家配发了皮袄、皮裤和皮靴。看着这些东西，大家开始猜测，应该不是去西藏、青海就是去新疆。果然不出所料，带队的领导宣布了工作地点和目标任务。他说：“同志们！现在要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要挺进新疆寻找铀矿石，为祖国原子能核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时，大家才知道，急切把大家集中起来日夜兼程赶到这里，原来是为了国家发展原子能核工业，创建铀矿地质勘探队。

当时勘探铀矿石采用的是航空放射性测量，先由飞机飞到距地面150~200m的高度，通过仪器接受放射性信号，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就会从飞机上投抛石灰包定位，实现概略找矿。然后再由地面普查队员根据飞机投抛的石灰包定位，进行查找、勘探。由于飞机从高空投抛石灰包会有一定偏差，因此地面搜索工作依然很艰巨。地质队员们硬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飞机空投石灰包的范围内外仔细寻找。准确位置找到后，再由地质工程师和物探工程师绘成详细图纸，最后进行大规模勘探采样。十几斤重的仪器每人背一台，走一走停一分钟，打开仪器进行一次测量。每人一天要数着步子行走20公里，漫山遍野地到处跑着找有价值的矿石，有时跑上几天都没有一点收获。

新疆的地质勘探工作相当艰苦，爷爷带领地质勘探队员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野外寻矿，晚上加班整理资料到12点以后才能睡觉。他们没有休息日，从开春一直忙到大雪封山方才收队，历时三年，夜以继日。

1958年，406大队成立，爷爷任地质科科长、工程师，被分配至江西境内勘探。同年，他们不畏艰苦，勇于探索，发现并勘探明确数以百计的各类放射性异常区域，查明的铀矿床数和探获的铀资源储量名列全国第一。其中不少铀矿床现已被开发利用，为我国国防事业和核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根据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原子能核工业总体战略方针，爷爷服从组织调动，由406大队调到同属核工业系统、正在筹建中的江西抚州地质专科学校（后曾扩大为华东地质学院，现改为东华理工大学），负责培养原子能材料的后备干部，直至2001年去世。

“文革”期间，我奶奶由于家庭出身地主，曾被红卫兵押送回老家批斗。我爷爷全家被扫地出门，落户农村。但由于我爷爷、奶奶干农活非常卖力，又为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受到农民拥戴，我爷爷曾做过乡党总支书记。“文革“后，爷爷一家被平反，返回学校。

我叔公王浒曾说：“20世纪50年代，你爷爷在重工业部工作，安家在北京百万庄，我们常来往。后来听说他去苏联学习，又调到江西工作，就很少联系。‘文革’后才知道，由于他从事的是保密级别很高的原子能材料工作，所以‘文革’前我们联系很少，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有了联系，但他对过去的事仍不多谈。”

安贫乐道　直道而行

1984年，我爷爷获组织批准离休。在学校里，虽然资格老，年纪大，但他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为人低调，作风正派，从不计较职位高低和个人得失，不谋取私利，不向组织提要求。我奶奶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师，后因随爷爷到处奔波，子女又多，就丢了工作，“文革”后在学校烧锅炉当杂工，我爷爷从未为奶奶的事找组织提什么要求。离休后，家中没有特别的私产，也断绝了回老家的想法，长期居住在学校分配的住房，一日三餐，简而有序。

1995年，爷爷因多年的隐疾发作，中风偏瘫在家，学生会组织了互帮互助小组，轮流去照看他。他虽然行动不便，但尽可能不去麻烦同学们。互助小组中有一个学生，每次来照看的时候都非常尽心尽力，她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问其缘由，原来她来自一个贫困县，家中贫穷。爷爷当即表示，她如果愿意，可以免费到家里吃饭，并帮助缴纳了学费。平时如遇到不懂的问题，爷爷便悉心教导，传道授业解惑。事情传出去后，一时间，来请教的同学络绎不绝，他都能不顾身体劳累，耐心讲解，用独有的人格魅力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为人师表，全心奉献，影响并感染了一批年轻师生。

爷爷一生中默默奉献，他没有担任什么高级的职务，但从不计较，是一位平凡而高尚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