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英国和我国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对比为例

武 志①

摘 要：我国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英国产生的时间更早，发展的成熟度更高，但为什么英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我国明朝依然处于封建社会这一直是一个需要解答的历史难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方面，通过详细比较科技、地理大发现和郑和下西洋、圈地运动和土地兼并、重商主义和重农抑商政策等对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可以发现其中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方法具有普遍规律。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 科技 地理大发现 圈地运动 重商主义 唯物史观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英国和我国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英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从萌芽到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1688—1689年光荣革命在政权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我国明朝（1368—1644年）同一时期也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当时同英国比较，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根据英国计量经济学家麦迪森研究，160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9.2%,1700年占22.3%。而英国1600年占1.8%,1700年占2.9%[1]226。但为什么英国从欧洲一个落后的国家，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最后通过工业革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而我国明朝作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资本主义萌芽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逐渐由先进国家转为落后国家，直至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形成、发展和必然灭亡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规律。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英国和我国明朝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和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探寻我国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资本主义萌芽在英国和我国明朝的比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做过经典阐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413。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内部中产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3]822

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基本特征包括：①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元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3]47。商品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萌芽表现为利用市场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②工业资本成为“普照的光”。资本主义萌芽就表现为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合方式，资本主义萌芽表现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就我国明朝和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成熟度，我们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生产力发展方面

首先，科技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中国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中世纪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极大地得益于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而不是欧洲本土的发明……几乎直到现代初期，欧洲一直是技术上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采用和提高从更先进社会学习来的东西”[4]87。包括中国的四大发明引入欧洲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和在战胜封建主义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曾高度评价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338。以造船技术和航海规模为例，明朝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船只数量庞大通常有百余艘之多，平均每条船载二三百人，其中大宝船至少可容纳四五百人甚至上千人[6]19-23。而80多年以后欧洲人才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迪亚士1487年从里斯本环绕非洲率领的仅有三艘帆船。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率领的是120人，三艘帆船[1]114-115。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条件。具体体现在：①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我国明朝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繁荣导致农业内部分工和地区分工出现，一是江浙地区大力发展商业性农业，由以往“东南之田，所植惟稻”改为种棉养桑等经济作物，明后期“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7]45-47。二是商品粮基地开始西移，由唐宋以来江浙地区“苏湖熟，天下足”，转移到明后期“湖广熟，天下足”，粮食也成为明后期商业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而英国在16世纪后期也出现了重要变革：一是商品农业成为主流，市场上有更多品种的农产品。二是世界市场扩大带动英国毛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养羊业的高额利润导致耕地改为牧场[8]54-55。②农村工业化发展。农村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雏形，我国明朝中期农家副业经营开始向家庭工业转化，朝着专业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这在江南地区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与新兴的棉纺织经济中非常明显。例如在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府及其周边，乡村从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转为“以织助耕”的商品化经营[1]184。专业纺织户“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1]199。③对外贸易的发展。纺织业不仅是我国明朝当时的主要工业，而且由于技术先进、成本低廉、产量丰富，因而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极其明显。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朝的出口数量优势明显。例如棉布出口量，据吴承明估算，明代后期江南棉布的输出量每年约为1 500万～2 000万匹[1]189。而相比起来，英国每年窄布的出口量在15世纪50年代仅为三四万匹，15世纪50年代的平均出口量超过12万匹[9]115。

（二）生产关系变革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表现为：一方面资本积累的扩大和资本家的初步形成，另一方面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开始出现。我国明朝，首先，民营手工业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在一些行业渐居主要地位。以江南地区纺织业为例，据统计，苏州、杭州、南京、镇江、嘉兴、湖州等城市，江南的民营织机总数约在80 000张以上[10]74。江南因为纺织工业的发达和民营工业的壮大成为国家的赋税重地，《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当时仅苏州府的赋税就占全国近1/10[1]155。其次，随着商品生产的集中和规模的扩大，雇佣劳动开始出现。比如纺织业，江南丝绸业市镇上出现了机坊——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手工作坊。明代成化、弘治以后“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比如绫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受雇于机坊的就达数千人之多[1]177-178。在欧洲包括英国同样如此。因为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手工劳动，工资成本低，使得工业农村化和雇佣关系快速发展。“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位于农村，它雇用专业的工匠和农村家庭”[9]36。如英国在17世纪早期，仅针织袜业就雇用了10万个农村劳力[9]150。

（三）上层建筑方面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并得以孕育和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推动作用。我国明朝从扩大赋税来源的角度考虑，商业环境较为宽松。一方面，商人群体迅速扩大。明朝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的地主、商人将大量组织船队出海贸易视为发财致富的主要途径[6]74。国内晋商、徽商、闽商等地域性商人群体也纷纷崛起。另一方面，商人地位明显提高。官僚、地主过去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但面对丰厚利润也开始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如嘉靖到万历年间，“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10]83。在英国，新兴资产阶级联合南方大封建主通过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建立了都铎王朝[3]949。都铎王朝施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

总的来说，我国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比欧洲包括英国更成熟。这种观点被很多学者所认同，比如美国学者弗兰克指出，1500—1800年即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不是欧洲[1]82-83。当时欧洲各国进行地理大发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开通往东方的航线并抢占贸易先机。

三、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形成的比较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形成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通过寻找明朝的一些关键要素及相关的历史事件，与英国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探寻资本主义萌芽在英国和我国明朝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不同道路的原因。这些关键要素包括：

（一）科技的发明与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科技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资本主义发展中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都会带来产业革命，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会随之相应调整和发展。

工业革命前不仅经济中心在东方而不在欧洲，科技中心同样如此。但近代以后欧洲科技开始飞速发展，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无一不是从欧洲产生，技术同样如此，怀特发明的纺纱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等。究其原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668。同时科学和技术的融合加快，科学应用于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进步又对科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科技的发展最终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英国率先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中国近代科技发明和应用，因为受到落后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开始落伍。仍以造船业和航海技术为例，我国明朝曾领先于世界，这是郑和下西洋的技术基础，但由于统治者闭关锁国，不仅施行海禁政策，而且拆除船厂，成化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资料被职方郎中刘大夏焚毁[6]57。

（二）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对资本主义形成的不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2]32地理大发现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广阔的外部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在广度和深度获得发展，客观上需要市场的不断扩大，因而开拓海外市场对英国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形成极其重要。外部市场的急剧扩大，极大地带动了商品经济和工业资本的发展。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13]270其次，英国通过殖民地掠夺以及同殖民地的不平等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①进行疯狂的殖民地掠夺。欧洲的殖民者通过占领殖民地，“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3]864。②海外市场的扩大推动工业资本的积累。殖民地是欧洲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提供地，同时英国利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附属关系进行不平等的贸易，攫取超额利润。一方面，殖民地成为工业品的输出市场。世界市场需求带动工业的更快发展，从而形成资本积累与市场的“良性”循环。例如，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纺织品有大约一半是出口到非洲。另一方面，殖民地为英国工业迅速发展提供了原材料。比如，到18世纪70年代糖占了英国从美洲进口的60%[9]263。

再看我国明朝。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比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1]11。经过明初的生产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政府财政税收增多，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增加，郑和七次下西洋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海禁政策取消，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显示国家强大，“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在本质上是朝贡贸易，即贸易只是进贡体系的一部分。朝贡贸易服从于政治需要而不考虑经济利润，如皇帝的回赐往往是进贡的数倍[1]14。另一方面，朝贡贸易同时也是配合海禁政策的官方贸易，明初以来只设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管理，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的需求，同时又阻碍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外部需求的减小导致工业发展缓慢。

（三）圈地运动与土地兼并对资本主义形成的不同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和劳动力通过雇佣劳动方式的结合，既要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又要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英国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明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发生土地兼并，然而二者在资本主义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同。

英国的圈地运动对资本主义形成具有促进作用：①通过暴力手段积累了资本。马克思指出，“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3]842。②圈地运动对国内市场的统一和扩大起了关键作用。圈地运动消灭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必须用货币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的统一和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3]857③全国范围内雇佣关系的确立，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且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圈地运动使农民和土地强制分离，农民失去收入来源，被迫转移到城市做雇佣工人。同时也推动英国的产业结构重心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

而我国明朝的土地兼并对资本主义形成的作用非常有限。①明朝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国内市场并没有统一，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口很长时期也没有明显的变化，甚至1850年的贸易量比1843年还要小。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4]601-602。②明朝土地兼并造成的雇佣关系只是局部性而不是全国性的。除了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江南地区和闽粤沿海的工商业吸纳了一部分雇佣劳动者外，更多地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并没有被工业和工厂吸纳，换个地方继续做佃农，或者沦为奴仆，或者走投无路揭竿起义带来社会动荡。王亚南曾深刻指出：“农奴解放，是以容纳农奴到产业方面的前提条件逐渐成熟了才有可能。”[15]82

（四）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不同作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一方面对经济基础起到发展和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在经济领域直接发挥作用。

英国的都铎王朝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利益，国家在资本主义形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①推行鼓励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并为国家利益服务。当时英国工业的竞争力低于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更低于中国和印度。英国的重商主义施行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逐步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积极推动海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16～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②国家通过暴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工业资本家迅速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原始积累可以“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手段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3]861。③政府配合圈地运动，配套在城市制定惩治流浪汉的血腥法律和工厂法，迫使失地农民转为雇佣工人。同时，政府还制定有利于资本家的工作日和工资的法律。比如英国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就先后颁布并实施过三个劳工法[3]313-315，这些法令强制地规定了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日界限。马克思说：“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 ‘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3]847

而我国明朝以农立国，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利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①对内施行重农抑商、对外施行海禁政策，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第一，抑制了工商业发展。一方面，严格控制商人活动范围和取得厚利。比如，商人外出贩运货物必须身带官府签发的“商引”以供验查，商税制度更是政府抑制商人的重要手段，“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16]。另一方面，庞大的官办工业严重阻碍了私人工业的发展，明朝“官僚占有工业，已经不只限于盐业、铁业、酒业几项了，碾米业、制纸业、印刷业、纺织业、制瓷业、采矿业、铸币业……都愈来愈变得重要”[15]152。而且这种官办工业体系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使得消费量最大的政府部门不依赖市场和商品经济，民间工商业发展遇到国内市场狭小的阻碍。第二，国外市场开拓方面。明朝总体上施行海禁，特别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因为海禁还导致东南沿海“倭寇”盛行，而事实上倭寇主要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诸寇特挟倭以为号也，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1]55。倭寇的根源在于海禁，“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1]75。因此，抗倭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斗争。虽然明朝后期也曾顺应形势解除“海禁”，推动了民间海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但和英国的主动、国家扶持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②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传统政治文化体制太过强大，使得工商业市民阶层无法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明朝中后期商人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和政策压制，社会地位的顺序是“士农工商”，工商业市民阶级地位低下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使得社会财富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积累。比如明朝商人们获得丰厚利润后，不是投入工业，而是用来购置田地宅园和开设当铺放高利贷，或者用于买官提高身份和社会地位，商人们的成功更多地表现为官商结合。王亚南认为，新的生产力或新的生产方式，“根本不曾在旧社会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随即被破坏摧毁了”[15]150-151。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英国和我国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到形成过程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技在现代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革或革命的决定力量。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英国科学技术比明朝在生产中的应用范围更广和速度加快，生产中的应用又导致科技向更高水平发展，这种良性的相互推动，导致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导致西欧的崛起和东亚的衰落的主要原因，使得英国和中国迅速拉开距离且越拉越大。同时科技用于装备坚船利炮，对外开拓海外殖民地，包括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海外市场的扩大和内部市场的建立是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国外，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廉价原材料，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在国内，圈地运动使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实现了国内市场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因此，市场需求的增长和生产扩大协调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我国明朝总体上对内重农抑商，对外施行海禁，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外部需求的减小使工业成长缓慢，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第三，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英国借助殖民地开拓的海外市场急剧扩大带动工业迅速发展，继而又带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失地农民绝大部分进入城市作为工厂工人。因此，英国通过外部的殖民地开拓和内部的圈地运动，在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的共同推进下，资本主义得以“良性”和快速发展。而我国明朝的土地兼并，只是在江南发达地区建立了局部性的雇佣关系，商品经济并没有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工业因为缺少内需市场而发展有限，对资本主义的形成造成了阻碍。

第四，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不同作用。国家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中作用极其明显，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对经济基础不仅在法律上保护和政策上支持，而且国家作为直接资源配置的手段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对外扩张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英国通过对外疯狂掠夺殖民地和其他国家，对内圈地运动掠夺本国人民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工业资本家阶级迅速崛起，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只能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得以确立。而我国明朝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形成起到阻碍作用，对内重农抑商，对外强调的是恩泽四方，只是要求臣服，并不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萌芽在英国和我国明朝几乎同时产生，但在发展中却出现了分野。英国借助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开拓、圈地运动、重商主义等，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实现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充分发展到壮大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36。英国最终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而我国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为了统治汉人，推行更加闭关锁国的政策，控制工商业更为严厉，最终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E. E．里奇，C. H．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 [M]．张锦冬，钟和，曼波，编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6]范中义，王振华．郑和下西洋 [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7]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1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M]．朱智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0]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 [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恩格斯．反杜林论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27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6]田培栋．对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探索 [J]．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55-60.

① 武志，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本文原刊发《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内容和文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