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总结与感悟

采访者：您能总结一下龙湾开发8年里的体会吗？

孙成堪：龙湾开发8年的体会，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一口咬定，八年不放”。那么“一口咬定”到底咬在哪里？第一个咬就是咬住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第二个咬就是坚持“自费开发”这一个方针。这两点在上面已经讲了，这里不再重复。第三个咬就是咬住我们坚持大开发的工作思路，开发一定要志向高远。比方说茅竹岭的东边，就是原来谷牧同志定的开发区位置，因为开发条件不成熟，我们一直严格控制不建。在这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8年当中我们没有让一个企业在里面建厂房，没有批准一个农民在这里建住宅。一旦条件成熟，我们就开始大面积开发，所以后来的扶贫开发区一下子开发出来了。同时我们又让乡镇政府利用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的投资环境，水电什么的都解决了，可以共享的，要求镇政府把市里的一些项目积极地引进来。比如当时蒲州镇就搞了一个工业区，由此引进了许多项目。机场通航的那天，我向他们的镇长了解情况，镇长说当时已经引进20多个项目。这样的话，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就带动了状元、蒲州两个镇的经济发展。第四个咬就是咬定人的拼搏精神。龙湾当时的条件是非常差的，差到什么程度呢？从温州老南站到状元桥坐车通常要坐一个多小时，当时路正在那边翻建，车堵得很厉害。我们集体上下班，总是带几张报纸在身边，堵车了就看报纸。有一次班子成员召开办公会议，就因为堵车而改在车上召开。后来市政府给了一辆替换下来的12座汽车，当这辆旧车第一次开进海军大院时，备受公交车颠簸之苦的区机关干部像迎候贵客似的夹道欢迎。

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在海军大院。建区初期我上班要打农邮电话，就是要通过总机转到农村邮电局，再转到市里面。有时候上班挂出来一个电话到下班还没有接通，这个情况都是经常有的，很不方便的。还有，那个军营里面都是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同志上厕所很不方便。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拼搏精神，不把人的精神开发出来的话，龙湾的开发是不可能的。

采访者：您能谈谈龙湾开发对温州发展所起的作用吗？

孙成堪：龙湾开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1992年之前由龙湾区委、区政府负责开发。1992年以后由龙湾区委、区政府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开发，我是首任区委书记，又是首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命运注定我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日后的发展做好铺垫。开发性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前期投入大、产出少，看不到效果，只有长期努力才能看到效果。2014年是龙湾建区30周年，市委老干部局组织我们这些老同志到龙湾参观，看了以后我感触很多，也深深感到开发龙湾意义重大。

第一，龙湾原来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通过这30年的努力，现在是一个经济发达、城市基础设施齐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新城区，所以龙湾开发不但迎来了三个开发区的建立，促进了温州对外开放窗口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新城区的建设，这是来之不易的成果。

第二，龙湾开发拉动了温州城市向东发展。城市发展的规律是沿江从上游向下游发展，一岸向两岸发展，所以龙湾的开发，对于我们温州城市向东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城市的发展是靠经济发展去推动的，没有经济的发展，这座城市是发展不了的。世界上许多城市为什么会衰落？主要就是经济衰落带来的。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龙湾区GDP为434亿元，开发区GDP为175亿元，现在温州东边出现年GDP为600多亿元的经济体，它的人、财、物大流动，怎么不会强而有力地拉动城市向东发展？

第三，龙湾开发促进了温州更好地发挥港口城市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向港者兴，背港者衰。”就是说发挥港口优势，城市就会兴旺，假如违背了，这个城市就会衰败。实际上龙湾的开发，使我们温州港口的作用体现得更充分了。假如龙湾没有开发到现在这个地步，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邮电，没有铁路，也没有机场，那么洞头港口码头建设和瓯江口新区建设是怎么也不可能的。龙湾开发是它们建设的基石。

所以，龙湾开发对促进温州对外开放、新城区建设、城市向东发展、港口城市作用的发挥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龙湾开发之所以带来这些积极作用，原因在于，一是30年前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高瞻远瞩的正确决策，3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温州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的支持；二是龙湾人民百折不挠的开发热情；三是龙湾区历届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开发区历届领导的努力。

采访者：开发区审批后不久，您就离开了龙湾？

孙成堪：是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扶贫开发区、农业示范区的建立，意味着龙湾作为温州对外开放的“窗口”的形成，意味着1984年时温州市委、市政府交给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同时也意味着龙湾开发起步的阶段性任务告一段落。对任何一个领导来说，在阶段性工作结束后调走，那是最合适的时候。同时，到1992年时，我在第一把手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9年，这对一把手来讲，任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不能再做下去了。所以在1993年年初，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张友余同志把我调回市里，担任市委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交给我一个为温州第二次创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艰巨任务。

在离开龙湾时，我说：“我首先为自己在开发区‘不宜动工’情况下，坚持走对外开放的路子、坚持‘自费开发’的方针、坚持大开发的工作思路而庆幸。同时我也为自己和龙湾的同志通过9年的共同努力，迎来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扶贫经济开发区和温州农业新技术开发示范区的建立而高兴，使龙湾成为温州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些工作为日后龙湾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采访者：您离开辛勤工作了9年的龙湾时一定有很多感悟，能谈谈吗？

孙成堪：1992年，“三个开发区”得到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审批后，它们对龙湾经济的驱动作用发挥出来了，使龙湾经济进入了比较快速发展的轨道，同时我们在批复之后的许多做法也越来越被肯定，虽然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龙湾，但每当我看到龙湾的发展成就，心里是很高兴的。2002年建区18周年时，龙湾区领导请温州日报社资深记者沈绍真同志对我进行专题采访。为此，我通过龙湾区经济部门了解到，2001年龙湾区原61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不包括滨海园区）的工业产值达到了153亿元，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扶贫开发区、农业示范区的工业产值的总和达到102亿元，占全区工业产值的67%。当我看到这组数据时，真的和1992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得到国务院审批时一样高兴，这些数据展现了龙湾开发带来的硕果，也验证了我们在批复“不宜动工”之后所坚持的开发思路的正确。1984年龙湾建区时的工业产值只有1600多万元，在龙湾开发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工业产值增长了900多倍，这是很鼓舞人心的。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在离开龙湾近20年后的2010年，龙湾区领导给我寄来了《龙湾60年发展纪实》一书。这本书对龙湾每年社会发展情况都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述。对1992年的评述是：“1992年，国家级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省级的农业新技术示范区、温州扶贫经济开发区在龙湾境内建立。这一年成了龙湾区乃至温州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读了这段评述后，我感想很多。龙湾的同志为什么用“里程碑”这样浓墨重彩的文字去描述1992年社会发展状况？我想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60年社会实践的检验得出的历史性结论，同时也是龙湾的干部和群众对我们第一届领导集体坚持走对外开放路子的充分肯定。

在离开龙湾后，我也经常静心地反思龙湾开发思路是否正确。经过反复思考，我始终认为龙湾开发必须通过开发区的审批，促进投资环境的形成，然后积极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引进项目来发展经济，这是唯一正确的路，但也是一条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路，尤其像龙湾这样的地方，原来的经济基础很差，经济发展所需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根据这个开发思路，我们必须志向高远，对土地必须做到开发和控制相结合。扶贫开发区那块土地我们控制了8年，8年里不允许建一个企业，也不允许农户建一座房子。从近期来说，这对经济发展肯定有影响，但从长远来讲，却是负责任的做法。假如我们当时也一味跟着GDP的潮流走，任凭乡镇去滥用土地，不管是经济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龙湾开发犹如建造一座高楼大厦，我的历史使命是打好地基。打地基虽然重要，但总是在地上和地下爬来爬去，不可能有赏心悦目的形象，也不可能有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在那个以GDP作为衡量干部政绩唯一标准的年代，你不跟着GDP大潮流走，肯定就会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谁叫你“一口咬定，八年不放”。这就是我离开龙湾时的感受。

采访者：李涛先生写的《温州形象》这本书中，“自费行动”这一章节里有许多关于您在开发龙湾时的感人故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这次采访，您还有记忆吗？

孙成堪：当然有记忆。李涛先生与我原不认识，但因为这次采访，我开始对他比较关注，了解到近几年里他一直为挖掘和宣传温州传统文化而努力，而且做得很出色，他很有才气。他还是电视剧《温州两家人》的编剧之一，这部电视剧在中央一台播出后，温州市民反映很好，一致认为这部电视剧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精气神儿，同时这部电视剧的对话中还有非常多的温州方言俚语。这部电视剧能获得成功，李涛功不可没。

1992年，李涛要写《温州形象》这本书，采访了很多人。他在采访过程中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对我进行采访，于是三番五次和龙湾区委办公室主任张立新联系。当时我正在省委党校学习，那时开发区已批，我认为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会很快离开龙湾，不想接受采访。后来盛情难却，我安排了在坐飞机回省委党校学习前的几个小时接受采访，打算应付一下。我按时到达采访地点，坐下来后，李涛说了一下采访的意图。他的讲话使我心里暗暗吃惊，温州文化界怎么会有这么熟悉温州经济的人！大概是他的讲话很有“磁性”，我本来不想多讲，但话匣子一下子被他打开了。于是我们两人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直到我非要离开不可时，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李涛的爱人唯敏是温州日报社的资深记者。有一次她碰见我说：“李涛在写‘自费行动’这一章节时非常激动，是把衣服都脱掉来写的。”他用15页的篇幅写了“自费行动”，最后一句结束语是：“中国正期待着更多的开发者，他就是其中的一位。”我相信这是李涛采访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李涛采访我时，我已在龙湾整整工作了8年，心中关于龙湾开发的故事确实很多，而且很鲜活。如果让我现在去讲，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不可能讲得那么全面、那么生动、那么深入。这本书里的确有龙湾“自费开发”宝贵的历史资料，是我在那么多次采访中记录最全面的。《温州形象》出版以后，我发现该书中很多地方不但点滴不漏地记录了我当时讲话的内容，而且连语气都和我讲时一样。于是我问李涛：“你采访时有没有带录音机？”他坦率地说：“有，是微型的，就放在口袋里，您看不见。”

十来年之后，时任温州市市长的钱兴中要到浙江省委党校学习，他带足了有关温州的书到省委党校阅读，《温州形象》自然是其中的一本。从浙江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钱市长对我说：“《温州形象》这本书中有那么多的篇幅写你，你在龙湾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是的，在龙湾的9年工作经历，酸甜苦辣都有，却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