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个开发区”的建立

采访者：请问“三个开发区”的含义是什么？

孙成堪：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同年8月和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了温州农业新技术开发示范区和温州扶贫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三个开发区”是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农业新技术开发示范区和温州扶贫经济开发区的总称。

采访者：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后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批下来的吗？

孙成堪：是的。实际上1990年以后我们一直在中央各个部门里面做工作，最后，这些部门都同意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审批。而且，1992年时这个审批报告已经转到李鹏同志那里，所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李鹏同志第一个批的就是温州的开发区。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审批所做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充分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在1992年3月16日批下来了。从批复“不宜动工”到现在同意建立开发区，我们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

采访者：您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任职期间，是不是带领几个人同坐一条小船圈定了开发区最初的面积啊？

孙成堪：是的，这是1991年的事情。我们和国务院特区办经常有沟通，经常促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那件事情。开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面积报上去是“一区两片”，有8.7平方公里。

采访者：“一区两片”是什么意思呢？

孙成堪：龙湾出口工业区原来是2.2平方公里。谷牧同志原来定下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是6.5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本来报的那个“一区两片”，就是把这两个地方都作为开发区的区域。报上去之后，特区办就说这个“一区两片”在我们国家没有先例，意思说“一区两片”这个方案不行，就让我们改正一下，改成“一区一片”，不要“一区两片”。那么“一区一片”要有多大才合适，特区办的有关同志说5平方公里左右。第二天我就叫了几个人划了条小船，大家坐在船上，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划船，所以船也是我划的。我们绕着经济技术开发区划了一圈。一圈之后同志们测算了一下，大概是5.1平方公里，我说够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船上定了开发区的面积。后来国务院批下来，我们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5.11平方公里。5.11平方公里就是我那天上午划着小船划定的。

采访者：关于温州扶贫经济开发区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孙成堪：这应该是1992年的事情，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批了。当时省里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副书记陈荣参加了这个会议。副省长许行贯在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设想，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面划出一个地方作为扶贫开发区。”这个扶贫开发区肯定享受开发区的待遇。陈荣同志会后和我商量，说省里有这个说法，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个扶贫开发区。我说：“做啊，有这个政策我们就做。”当时我的思路就是想把龙湾61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一寸都打上开发的烙印，能有机会开发就尽量把它开发出来。

关于扶贫开发区选址问题，当时陈荣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按照省里面讲的，在开发区里面；第二个方案就是在开发区以外、龙湾区以内这个范围；第三个方案是在龙湾区以外，也就是在其他县（市、区）里面搞扶贫开发区。我是极力主张第二个方案的，把扶贫开发区放在当年谷牧同志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位置上。后来我把这个信息和龙湾区的同志讲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好把图纸挂出来研究扶贫开发区的事宜，市委副书记陈荣突然进来了。其实，他也想看看龙湾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先没有说。正好我们就一起来研究，我就把图纸给他看了，阐述了第二方案的优越性：因为谷牧同志定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还没有开发，但是准备工作一直在做，测量、规划设计等事情都搞得好好的，只要省里一批下来，这里就可以马上动工了。而且我们对这里的土地一直严格控制，都不允许农民在里面建厂建房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建扶贫开发区，不但建得好，而且建得快，比其他地方至少要快一两年。他也听进去了，说就在这个地方建。

当把这个情况向省里报告时，省里对审批这个扶贫开发区很慎重。他们派了一个考察组专门到温州来考察。考察组的组长是当时浙江省计经委的费根楠副主任。他一下飞机就到龙湾。我就把他带到现场，然后再带到办公大楼里面的会议室，把谷牧同志原来定的这个开发区的所有图纸都拿出来给他看。我建议就放在这里来建，我又重复了那句话：“主任啊，在这个地方建肯定要比其他地方快一到两年，你说是不是？”他也同意这个观点。后来意见统一，他回省里去了。但是到了9月都没有批下来。后来我觉得等不及了，当时正好有个三胞联谊会要召开，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和省里面说先举行奠基仪式，再审批，省里同意。

1992年9月16日，我们就举行了奠基仪式。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和副市长江圣德都参加了奠基仪式。那一天也很有意思。我刚从状元办公大楼出来就下大雨了，当时我有点埋怨，这个雨怎么早不下晚不下，在我们要奠基的时候就下了。但到了现场雨就停了，我们的奠基仪式很顺利。后来有个从香港来的同胞和我讲：“香港人认为水就是财，广东也是这个观点。奠基之前能够下雨，绝对是件好事情，意思是这个地方有财，能够发展。”他也是很真心的。第二天，他就到我这里来谈项目，说要到这里来投资。在申报扶贫开发区的过程中，我们无意中还建立了一个农业示范区，批复下来的时间比扶贫开发区要早得多。

图12 扶贫开发区（筹）挂牌仪式（1992年7月23日）

图13 扶贫开发区奠基仪式（1992年9月16日）

采访者：您能给我们讲讲温州农业新技术开发示范区这个“小插曲”吗？

孙成堪：温州农业新技术开发示范区又是怎么一个事情呢？就是在温州扶贫经济开发区还没有批下来之前，我们经常到省里催审批。有一次我和许行贯副省长的秘书联系，说有要事请示汇报，他说领导没有空，没有办法安排时间。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刘锡荣同志，说我想找许副省长。他说：“我帮你联系一下。”后来许行贯副省长说：“这样吧，明天下午5点钟，你去西湖边一个会场等我。我在那边开会，会开完后你来找我。”第二天我们下午4点钟到那边等，等到5点钟，会议没有结束，一直等到差不多6点会议才结束。我就和许行贯副省长讲扶贫开发区审批的事情。讲的过程中大概有个省农业厅的人向许行贯副省长请示工作，内容涉及农业示范区之类的事情。许副省长说：“最近我们把它批了吧，批它几个。”于是，我插话说：“请给温州也批一个吧。”当时龙湾农业示范区的思路已经出来了。许副省长说：“那你们就抓紧报上来吧。”我回温州后就和分管农业的狄乃云副市长说了这事，我们大家一起向省里申报，在1992年8月就批下来了。这个时机就是我在催批扶贫开发区的过程中抓住的。事情也怪，这个农业示范区本来是个插曲，但它8月份就批下来了，比扶贫经济开发区要早一两个月。

1992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丰收之年，也是艰苦奋斗8年后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总共批下来3个开发区。这样，龙湾61平方公里土地上大都打上了开发的烙印，龙湾作为温州对外开放窗口的地位确立了，所以我很开心。这三个开发区对以后龙湾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引擎作用，它是个发动机，引领我们整个龙湾经济的大发展。

采访者：我们了解到，在开发区得到国务院审批之后不久，龙湾区和开发区分设了，请问分设后的龙湾区是否会回到1984年的状态？

孙成堪：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当时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也曾细细想过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分设后的龙湾区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回到1984年的状态。其理由一是龙湾建区后通过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争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审批，得到国务院给开发区的优惠政策；第二个目的就是促进投资环境的完善。1992年，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已经完善，水、电、通信、机场、码头、道路建设都已完备。而投资环境是共享的，这意味着龙湾区的投资环境已经完善。这和1984年相比天差地别。理由二是1992年审批的三个开发区，有两个属分设后的龙湾区，并且文件明确指明这两个开发区享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这在1984年是不可能有的事情。理由三是现在扶贫开发区的所在地，正是谷牧同志在温州确定的开发区位置，现在已经开始建设。待这6.5平方公里开发完毕后，根据规划，在黄石山的南面，仍有12平方公里的开发用地。所以我们开发龙湾的梦想已成为现实。理由四是通过8年的艰苦磨炼，造就了一批“艰苦奋斗、勇于进取、敢于拼搏”的龙湾人，这是开发龙湾的宝贵财富，这在1984年也是不具备的。所以1992年分设后的龙湾区，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也就是龙湾区由原来的对外开放的生地变成了对外开放的热土。所以分设后的龙湾区完全可以以扶贫开发区和农业示范区为引擎，带动全区经济大发展，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回到1984年的状态。

图14 孙成堪在北京参加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介绍会（1992年4月）

采访者：李鹏同志于1992年5月到温州进行视察，您当时作为主要陪同人员，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吗？

孙成堪：李鹏同志那天到温州来是很忙的。早上我们在景山饭店集合，温州市委主要领导把市里面的经济情况向他做了简要汇报，然后他沿路视察了温州几个地方和企业，最后到龙湾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来，视察完毕后他就上飞机走了。他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看龙湾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那天我代表龙湾区和开发区向李鹏同志汇报了基本情况。这次李鹏同志到温州，我和他合照了两次：一次是上午在景山宾馆，李鹏同志接见市里四套班子成员，我也参加了；另一次是下午李鹏同志在龙湾区政府门口同我握手时拍的照片。在我的工作所在地能得到国家总理的亲切接见、握手和合照，并听取我的工作汇报，这是多么弥足珍贵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