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马恩列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组文章,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初期状况,对于中国遭受的两次鸦片战争及随后被逼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事实迅速做出了理论反应。1853年5月31日,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揭示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主观原因与客观结果。主观上,英国贩卖鸦片是想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局面;然而鸦片私贩活动却通过贿赂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官员,瓦解了中国的父权家长制,客观上使资本逻辑开始取代封建权力的逻辑:“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1]帝国主义剜殖民地之肉补自己之疮的做法只能延缓自身的深刻矛盾与危机的爆发,由于殖民地市场的扩大赶不上国内工业的迅猛增长,如果因为被压迫民族的奋起革命而丢掉了殖民地市场,那么帝国主义的末日即将到来。因此,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具有反帝性质的中国革命(太平天国运动),认为其将对欧洲革命产生推动作用。
1857年3月22日,马克思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揭穿了英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制造的西罗号划艇事件的假象,并且揭露了英国靠贩卖鸦片填补国库、摧残生命、败坏道德、拐骗华工到海外劳动的种种罪行,特别批评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逐利性与自私性所导致的习惯性的自我欺骗:“……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2]
1857年5月20日,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阐述了中国人对待两次鸦片战争的态度变化,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正在促使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爱国运动此起彼伏:“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据此,恩格斯批评了英国报刊歪曲太平天国运动的报道,将其定性为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
随后,马克思又陆续写成《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指出鸦片战争与鸦片贸易“饮鸩止渴”的本质。鸦片战争式的市场开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内在危机,因为鸦片贸易的增长损害了合法贸易。鸦片战争后,英国商品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在中国倾销,反而是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源源不断地销往英国。实际上,与其说是诉诸“高尚”的自由平等贸易,不如说是英帝国主义通过罪恶与非法的贩毒生意维持着自身的腐朽统治。不平等条约在造成被侵略国的苦难的同时,不断地给侵略国许下一个个虚幻的梦境,而梦境却包裹着更大的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4]
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早期创立者,在还未写就《资本论》的情况下,便已经以中国为例,使用相当成熟的资本理论分析了以经济侵略为中心、以武力征服为辅助手段的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特别是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必然性:首先,经济侵略乃是由于帝国主义自身的深刻矛盾与危机——资本逻辑运行所必然引发的商品过剩与资本过剩——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采取的一种客观形式,而并非出于资产阶级偶然的自私逐利性;其次,帝国主义解决自身矛盾与危机所诉诸的方式——依靠武力开拓殖民地,向殖民地倾销与转移过剩商品与资本,通过压榨殖民地的廉价生产原料与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以增殖自身,只是一种饮鸩止渴、剜肉补疮的权宜之计,这唯一的权宜之计必然为更大的危机爆发预备着条件,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革命运动必然胜利。
半个世纪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基本判断与核心思想,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与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是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种种层面上对殖民地的侵略,无不围绕着“经济侵略”的中心目的而进行。[5]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特征、机制做了全面总结,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成因、机制、矛盾、结果做出了进一步分析,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一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寻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基础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