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内地”的汉族人口与上京会宁府经济社会的发展
金政权在对辽、宋用兵过程中，曾不断地把中原地区的汉人及辽本土的渤海人、契丹人迁往黑龙江的上京会宁府地方，统称“实内地”。金之“迁徙人口，以实内地”的政策，并非女真人所创，早在辽初时便已有。辽太祖之征渤海，每下一城，即尽徙其民，以实其上京临潢府之地，是为自东而西。女真人仿效契丹之策，将契丹、渤海人自西而东地迁入上京会宁府，更将中原汉人自南而北地实“金源内地”，如此的人口大迁徙，特别是移民中多职官、富户、商贾、工匠、僧道，带来了上京会宁府地方的空前繁荣。
一 “实内地”的汉族人口
早在金建国初时，收国（元年为1115年）“二年正月戊子，（太祖）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16]。在这一政策的导引下，各族人民降金者众，但仅此不够，为了加速上京会宁府经济社会的开发，金太祖阿骨打采取了进一步移民措施，当然是以汉族移民为主，因为上京会宁府“内地”缺少的是先进的汉文化元素。《金史·张觉传》载：“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这是对金初时统治者人口政策的真实写照。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金源内地”，尽管女真人发祥肇兴于此，但在初起之时，这里不过是一个较大的防御性城堡，就这个时期城市功能及作用而言，在许多方面是微不足道的。简陋卑小的“皇帝寨”内，是“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17]至于其他，礼仪不具，商贾不齐，文教不兴，更没有皇宫的内城外郭，与国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求相去甚远。为了尽快引入中原文化元素，对“实内地”的人口的素质提出了要求，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迁入上京会宁府的，只有那些工匠技人、富商大贾、辽宋旧臣、文人墨客、僧尼道姑等在精神和物质文化上有作为的人，才能进入阿骨打等金统治者的“移民队伍”之列。见于历史记载的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有如下几次：天辅六年（1122），金太祖阿骨打“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四千兵护之，处之岭东……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18]天会元年（1123），“师初入燕……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19]
文献典籍记载比较详细的一次强制性移民，发生在宋靖康元年（1126，金天会四年），其时金兵攻克汴京，将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公主、宗室、群臣以及技艺工匠数千人北徙。实际上，金人除掠走人员外，同时掠走的还有代表着中原文化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史载：
乙卯，金人来索内侍、伶官、医工、妓女、后苑作、文思院、修内司、将作监工匠、广固撘材役卒、百工技艺等数千人……
乙未，金人索朝服、祭器、尚方药饵，下至博弈之具，车载而往者，不可数计……
庚申，金人索九鼎八宝，天下图籍，本朝开国登位赦书……[20]
这里所记载的仅是宫中杂役，而跟随徽、钦二帝北迁的皇族宗室仍数以千计。托名（南宋）宇文懋昭撰述的《大金国志·金国检视大宋库藏》《大金国志·金国取去大宋宝印》《大金国志·宗族随二帝北迁》篇里，对此有着更为详细的描述。虽然有人质疑出自宋人传闻，但其内容多为正史所不载，亦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大金国志·金国检视大宋库藏》
绢五千四百万匹 大物缎子一千五百万匹
金三百万锭 银八百万锭
珍宝未见实数
《大金国志·金国取去大宋宝印》
皇帝殿宝十四
承天修，延万亿，永无极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子之宝 天子行宝
天子信宝 皇帝之宝
皇帝行宝 皇帝信宝
御书之宝 御书之印
无字宝 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宣和御书之宝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青玉二
传国宝 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金九
御前之宝 宣和殿宝
御书之宝 天下同文之宝
天下合同之宝印中书下省文字 御前之宝御宣
御前锡赐之宝印赐月茶药合 书诏之宝印诏书
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印香合词表
银一
尚书内省出纳之印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宝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宝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大金国志·宗族随二帝北迁》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钦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谌
郓王楷 夫人朱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肃王枢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杞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济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构不在京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植〕 夫人严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沂王
和王（棫）〔栻〕
信王榛
未出阁王公
安康郡王楃乔贵妃位 建安郡王柍任婉容位
嘉国公椅任婉容位 瀛国公樾乔贵妃位
温国公栋小王婕妤位 相国公梴王贵妃位
昌国公柄王婉容位仪 国公桐大王婕妤位
韩国公相关婉容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都尉曹（寅）〔夤〕 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
（崇）〔荣〕德帝姬都尉
曹（成）〔晟〕 茂德帝姬都尉蔡鞗
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房 洵德帝姬都尉田丕
顺德帝姬都尉向子扆 显德帝姬都尉刘文彦
未出降帝姬
华福帝姬乔贵妃位 惠福帝姬乔贵妃位
令福帝姬王婉容位 纯福帝姬小王婕妤位
宁福帝姬崔美人位 永福帝姬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莘王府位
诸妃嫔
王贵妃 乔贵妃
韦贵妃 王贵妃
王婉容 关婉容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王宫
燕王（偲）〔俣〕 越王（俣）〔偲〕
吴王佖 和义郡王（伟）〔有奕〕
永宁郡王
妃嫔共一千二百人
另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将女真人从燕京、汴京掠回金上京的珠宝、文物、人员整理简记为：
甲、人员——王室、后宫、太学博士、太学生、僧侣、内侍、伶官、医工、伎女、后苑作、将作监工匠、百工、技艺、司天监阴阳官、大晟乐工等数千人。
乙、文物——法驾、仗卫、内库香药犀象、朝服、祭器、天文仪器、尚方药饵、九鼎、八宝、天下图籍、宋朝开国登位诏书、西夏进贡书本、珍宝无数、博弈之具。[21]
靖康元年（1126）金兵克汴京后，以徽、钦二帝为首的强制性移民究竟有多少，难得见到一个准确可靠的数字，数千人有之，数万人亦有之，还有“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22]的记述，更有“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23]的记载。若加以厘清，可以认为“数千人之”说是特指，“十余万之”说、“不下二十万”说亦并非指悉数迁入了金上京会宁府。《靖康稗史·宋俘记》中载：“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与此数字类似的记载，还出自《青宫译语笺证——宋高宗母韦太后北迁纪实》一文中，作者综合《呻吟语》《南征录汇》《宋俘记》《窃愤录》《燕人麈》等著述对《青宫译语》予以笺注，依其所载宋人北迁队伍共分七起：
首起，宋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王，皆预焉，都统阇母押解。
二起，昏德（即宋徽宗）妻韦氏，相国、建安两子，郓、康两王妻妾，富金、嬛嬛两帝姬，郓、康两王女，共五十三人。真珠大王设野母（粘没喝长子）、盖天大王赛里（名宗贤）、千户国禄、千户阿替计押解。
三起，重昏妻妾、珠珠帝姬、柔嘉公主，共三十七人。宝山大王斜保（原注粘没喝次子）押解。天会五年四月初一自斋宫起程，十八日抵燕山，居愍忠祠。十月与昏德会。
四起：昏德公、燕越，郓、肃、景、济、益、莘、徐、沂、和、信十一王、安康、广平、二郡王、瀛、嘉、温、英、仪、昌、润、韩八国公、诸王孙驸马、昏德妻妾奴婢，共一千九百四十余人，万户额鲁观（原注：名宗雋）、左司萧庆，孛菫葛思美押解。
五起，帝姬王妃等一百有三人，侍女一百四十二人，二皇子元帅斡离不（原注：名宗望）押解。
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右监军固新（原注谷神名布衣），左监军达赉（原注即挞懒名昌）。
七起：重昏侯、太子祁王，缨络帝姬及从官十二人，侍女一百四十四人，国相元帅粘没喝（原注即粘罕名宗翰）右司高庆裔，都统余观（原注即伊都）押解。[24]
在这数起的迁徙队伍里，人数已逾万人。迁徙路途遥远，历尽艰辛磨难，《汴都记》载：“初，男女北迁者，以五百人为队，虏以数骑驱之，如驱羊豕。京师人不能徒走远涉，稍不前，即敲杀，遗骸敝野。”《靖康皇族陷虏记》载：“被掠宗室女，见在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国已降赦官中二人换一人，出作百姓，自在居住。”《燕云录》载：御寨“供作唤使，南人居半”。可见，北迁的汉人绝大多数抵达了上京会宁府。
二 上京会宁府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
由于数万名汉族人口的迁入，上京会宁府的经济社会有了长足进步，其中固然有女真民族长期追求封建化的因素，但不可忽视中原文化通过移民作用于其中的结果。女真建国前后的数年间，其国都上京会宁府的礼仪、官制、宫室等是贫乏的，会宁府虽说是都城，然无可观之宫殿楼阁。宣和二年（1120，金天辅四年），北宋马政父子等出使上京，见阿骨打与妻大夫人于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坐。阿骨打对南使说：“我家自祖上留传只有如此风俗，不会奢侈，只有这个房屋冬暖夏凉，不别修宫殿，劳费百姓，南使勿笑。”[25]而时隔数年，金上京会宁府的情况依然如此，《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二》载：
女真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国主晟尝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金主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围而已。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座于（坑）〔炕〕，后妃躬侍饮食。或国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
这里的“国主晟”，应该是金太宗吴乞买，他于1123年（天会元年）即位，也就是说太祖阿骨打时代无暇顾及上京会宁府的建设。天会二年（1124），金人开始营造新城和宫殿，久居于辽后降金的汉人卢彦伦，成为上京会宁府城市建设的规划设计者。《金史·卢彦伦传》载：“天会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有了城市规划设计者，金统治者可以在“金源内地”大兴土木了。天会三年（1125），宋朝廷因金太宗即位，遣龙图阁学士许亢宗往贺，事后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一书记载了金上京皇城宫室的营造状况：
次早，馆伴同行。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民居千余家，星罗棋布。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又三里，命去伞，近阙。北（乍）〔当作行〕百步，有阜宿围绕三数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殿内，以兵数（千）〔十〕人分两壁立。四面兴筑，架屋数千百间。[26]
《三朝北盟会编》又将其记载为，“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伟也”，由此更展现了上京会宁府初建时的规模。在这“日役数千人”之中，肯定有不少是从中原和辽东地方迁来的汉族工匠与渤海、契丹人等。
迄金太宗之世，金建国已20年，政权基本巩固，此间金破辽五京和宋都开封，将无数的金银珠宝珍玩、绫罗绸缎丝帛和人数众多的技艺工匠席卷而东，源源不断地运往“金源内地”，上京会宁府的城市建设亦随之进入了繁荣时期。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诏令“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俭素”[27]。皇统二年（1142）在新一轮的扩建工程中，上京会宁府增加了“五云楼、重明等殿”[28]。皇统六年（1146），上京会宁府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大金国志》载：“春三月，上以上京会宁府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北宋都城东京开封（汴京）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我国著名六大古都之列，上京会宁府虽“仅得十之二三”，但仍不失为北方繁盛的大都会。这应是金统治者对上京会宁府的最后一次营建，因为几年后海陵王完颜亮即迁都燕京。
经过了太祖、太宗、熙宗30余年营建的上京会宁府，已经拥有翠微宫、庆元宫、明德宫、永寿宫、永宁宫，乾元殿、明德殿、敷德殿、宵衣殿、稽古殿、重明殿、五云楼、东华殿、广仁殿、西清殿、明义殿、龙寿殿、奎文殿、凉殿、便殿、时令殿、祥曦殿、泰和殿、勤政殿、武德殿等诸多楼宇宫室，同时还修建了陵寝、宗庙、苑囿等宫廷辅助建筑。这些建筑分布在南北两城，其边长根据1980年黑龙江省测绘局绘制的最新地图测定为11000米，恰为22华里。“其规模是继渤海上京龙泉府后，建在所谓荒漠遐域地区的一代通都大邑。从其废毁之后的数百年间，黑龙江地区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这样规模的古代大城市。”[29]
汉族移民对上京会宁府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上，因为“上京城市形制大体定型于天会初年，主要规划与设计的是汉人。建制和皇城宫禁多受辽上京临潢府影响。熙宗扩建皇城，增广宫室，基本上是仿宋都开封模式营筑的”[30]。而且体现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上，在上京会宁府的南北城近40个“井”字形或“十”字形的里坊中，除了商业市肆外“居住着3万多户居民，按大定间的人口统计（猛安谋克户）和‘牛具税’等推算，平均每户约有10口人，总计人口30余万。如果按每户5口人计算，也在15万以上。上京宗室贵族集中，奴婢数量可观，加上技艺、僧道和驻军以及其他人户，总的人口当可超出20万，这是上京城最盛时期的人口数量”[31]。在这些人口中，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汉族移民。而在一些经营性的里坊中，不仅汉族移民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而且有盛行于中原地方的行会组织的存在。在“金源内地”出土的大批银锭中，许多有“行人王林”“行人唐公源”“行人张德温”等的錾文[32]，还有镌刻着“上京翟家”“邢家记”“□家记”字样的银镯出土。[33]从这些錾文、镌刻的姓氏来看，他们都应该是金银首饰行会中的汉族移民。
而民间的文化交流传播，更是要通过移民进行。《靖康稗史·瓮中人语》载：“靖康二年丁未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月十四日，虏尽索……阴阳、伎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出城。”这些歌舞艺人被迁往“金源内地”后，一部分技艺高超者能在殿堂上鸣钲击鼓、奏曲荐觞，另一部分则是在贵族宗室中充当倡优歌伎，再有一部分沦落为民间歌舞乐妓。关于这三部分人，正史稗史、笔记小说多有记载。《大金国志·许奉使行程录》载其一部分技艺高超者，作为欢迎外交使节的演出者而享受着较优的待遇，许氏一行“至于宿门，就龙台下马，歇定，酒三行。少顷，闻鼙鼓声入，歌引三奏，乐作，阁门使及祗坐班引入，即奉国书及陈礼物于庭下，传进如仪。赞通拜舞、抃蹈讫，使副上殿，依次就坐，余并退”；宋臣吴激靖康末年使金为翰林侍制，一日他与友人会宴，偶遇沦为歌伎的北宋宫姬，触景伤情，感慨万千，写下了《人月圆》一词，记载了另一部分谋生于贵族宗室圈中的倡优歌伎；宋人洪迈的《容斋三记·北狄俘虏之苦》载沦落为民间的歌舞乐妓道：“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借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伎，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正是这些被强制迁徙的歌舞艺人，使中原娱乐文化在“金源内地”得以传播，初步改变了女真人那种“其乐则惟鼓笛，其歌则有鹧鸪之曲，但高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34]粗陋的娱乐习俗。
三 金石记载的移民文化信息
金代碑刻是重要的女真文化符号，如完颜娄室碑、完颜希尹碑和大金得胜陀颂碑等，都透露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下面要谈及的两块石碑，记载着宗教与移民文化在“金源内地”的传播。
一是曹道士碑。曹道士碑发现于松峰山太虚洞，松峰山在阿城东南百余里处，是张广才岭山脉中的一个海拔为600米的山峰，也是一道教圣地。曹道士碑身用汉白玉雕琢而成，碑文正身有270余字，加题记人名姓氏、碑首字等共约460字。碑文字体为楷书，端正遒劲，清秀有力，必是出自对汉文化颇有研究的人之手。依“碑文所记共34人，其中3人重复出现，实为31人，非重姓者20人”[35]。对于碑文所记的“先生姓曹讳道清西楼人”“甫冠辞亲就师茧足千里金源乳峰古洞”“太虚崇道邑”三句话做何解读，学者们的解释见仁见智。“先生姓曹讳道清西楼人”句，言明曹道清是西楼人，西楼系指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而道教源起中原，辽统治者几代人对儒、佛、道兼容并蓄，其信仰态度史有明载，故可推定曹道清是来自道教盛行的辽上京临潢府的汉人或汉化了的渤海人。“甫冠辞亲就师茧足千里金源乳峰古洞”句，“甫”是美男子，“冠”以二十为限，解释为曹道清20岁以前从千里之外的上京临潢府慕名求师来到了“金源内地”。“太虚崇道邑”句，“当是以汉人为主的村社邑落，碑文共有人名姓氏34人，去重姓者为20个姓氏。这些人中，除曹道清以外，仅注3人籍贯，即玄菟道士赵玄明，安东进士刘杰和系籍于金源的杨士才。前两人原籍在今辽宁省境”。[36]800余年前的一块断裂残破的道士碑文，竟然蕴含如此深厚的移民文化元素，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是宝严大师塔铭志。宝严大师塔铭志于1908年发现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北城西北0.25公里的一个土台之上，对其进行研究的中外学者甚多，如日本的白鸟库吉、园田一龟，俄国的А.托尔马切夫、Б.В.包诺索夫以及国内的周家璧等，他们亦取得颇丰的研究成果。“宝严大师墓塔系用花岗岩雕琢而成，六角顶盖呈六角形，系仿我国古典建筑形式而做，檐部雕有出露的檩、椽，底座亦雕成六角形。塔身呈六棱柱状体，上微细而下微粗，增强了稳定感。高92、上宽56、下宽62厘米，六面皆刻有汉字楷体铭文。每面7行，每行平均20字，全文633字。总的看，该座墓塔采取了佛教的石幢的形式。”[37]依其塔铭志所载及前人研究，可供我们研究撷取的素材如下。
墓志铭的第一面记述了宝严大师的著籍与生平。宝严大师姓于，辽上京临潢府保和县人。生于天庆年间（1111—1120年），11岁出家（因此处碑文不清，故有21岁说）到本府兴圆寺，“拜讲律沙门觉宗为师”。其天资聪颖“智慧疏利举止不俗乃异于人也”，加之读经刻苦，“常诵法华经，昼夕无替，孜孜香火，未常有懈”，已为一修行颇深的出家人。
第二面记述了宝严大师到达上京会宁府的时间及其功德。天德三年（1151），宝严大师“得届上京伏蒙东宫太后旨请往兴王寺开演大华严经讲”，听者甚众至“徒满二百”“徒满三百”，且“皆精锐博学者慕之”，“内官京仕豪贵人等”，有“声名已播动京华”等溢美之词。
第三面记述了宝严大师所受到的皇室恩宠及其圆寂时间。“大德至定三年敕赐紫衣诠圆”，“大德至定四年荣迁本京都僧录判官”，“大德至定七年改受都僧录宝严大师”。“大定十五年（1175）六月二十五日午时愿缘而逝”，“俗寿六十二，僧夏三十五”。
第四面记述了佛门中人对宝严大师一生的赞美，如“师之福如山之高水之深师之缘如龙之云虎之风”“善守歌者使人继其韵善教者使人继其风”，并作铭，中有“西楼秀出金源荣昌，累迁名职道德馨香”句，感人至深。
第五面、第六面记述了“造塔毕工，灵骨石椁”及时间岁次和为师立碑的沙门与撰文镌书刻石人的姓氏等。
如是，依曹道士碑、宝严大师塔铭志石刻所记，道士与僧人的籍贯均为“西楼人”，从其姓氏与著籍分析，应是汉人或汉化之渤海人。契丹与女真人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后来“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38]，而金人更是“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39]，而道教与佛教之所以能在辽上京临潢府、金上京会宁府盛行起来，正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接触的结果，类似的文化传播和移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道士、僧人中能够留有碑记刻石的少之又少，况且曹道士是“辞亲就师茧足千里”来到“金源乳峰古洞”，宝严大师亦是“得居上京”，都是听闻“金源内地”的香火兴盛而来。由此得知，早在他们到来之前“金源内地”就有中原的道士、僧人存在，虽然他们是被动强制迁移来的，这在《靖康稗史笺证·瓮中人语》中亦有记载，[40]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类移民与其宗教受众的数量不在少数，而其主体应是原本就尊崇佛道两教的汉族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