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读书
跟年轻朋友在一起，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出版这一行？
不是我选择了这一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了我。
一九三七年冬天，“感谢”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我轰出了家门，一个人逃难到汉口，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从此，算是有了个饭碗。
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的书，都是很进步的，可以开出一串书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柳湜的《如何生活》、李公朴编的《读书与写作》、张庚编的话剧集《打回老家去》、周巍峙编的新歌集《民族呼声集》、以群翻译的《苏联文学讲话》、高尔基的《在人间》，等等。还发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刊物《群众》周刊，我全看了。
此外，出版社还有一些从上海带出来的参考书，杂得很，有《胡适文存》，陈独秀的《实庵自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韦尔斯自传》，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等等，也都让我随便看。
这是个有书读，而且让你读书，允许你读各种书的地方，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读书欲望，胃口大开。
从这一点讲，是我看上了这个出版社，愿意吃这碗饭。
除了在出版社看书，每天还到交通路的一些书店看书。上海搬来的书店大多在这条马路上和附近的弄堂里。有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店、天马书店……还有当地原有的华中图书公司。我成了“书店巡阅使”。
出版社黄老板看我有这么个癖好，就给我一个任务，替出版社采购新出版的杂志，有的是他指定买的，像共产党叛徒叶青编的《抗战与文化》，国民党的《中央周刊》《民意周刊》《祖国》，还有其他一些党派办的刊物。好的杂志当然要买，像胡风主编的《七月》，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书店和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各种杂志。买回来，用个回形针夹起挂在墙上，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阅览。
在这里，从未听说过什么“放毒”“中毒”。不知道这叫不叫“自由化”？“自由化”这个名词，是几十年之后才听说的。
黄老板就是这么信任我们这班小年轻的。
他带领我们读好书，学习《大众哲学》（后来到重庆，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放手让我们读各式各样的书，包括那些内容有些问题，或是很有问题的书，多多益善，开卷有益。他用这种方法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识别能力。
黄老板读好书很认真，读有问题的书也很认真，在书上画杠杠、写批语。在重庆时，我就看到他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上批批画画。
我一生感激他这样地引导我们读书，真正地读书，而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地读书。
这样，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读书习惯，越是有问题的书，尽可能找来读一读，不信邪，也不怕中邪。而且要读“原装”的、“整装”的，不要拆装过的，不要零件、“摘编”之类。
后来，听说毛泽东读书也很广泛。正面的、反面的，用他的说法，“香花”“毒草”都看。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我在出版社做邮购工作，就多次收到毛泽东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天主堂”寄出的购书信，开来的书单内容很杂。当时我们就知道是毛主席要的书。
一九四一年，我还接到过一个任务，替毛主席买章回体旧小说，我跑遍重庆全城搜罗了好几百本，交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解放后在北京，王子野告诉我，他在延安见到这批书，毛主席把这些书交给了中央图书馆。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又接到过一个任务，上海出的杂志，不论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买两本，积到一定数量，装箱由海路运往解放区。据告，也是毛主席要看的。
我十分乐意做这种工作，因为可以看过路书刊，同时也可以从毛主席的读书得到一些启发。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这种读书观，这种读书方法，我杜撰称之为“比较读书法”，我们普通人是否也适用，我们能不能学这一套？
我有一种体会，书的好坏，要靠自己辨别，读得多了，辨别能力自然会提高。光靠别人指点自己不肯下点功夫，那只能永远让别人牵着你走。万一碰上坏人来牵引你，像“四人帮”这些坏家伙，你怎么办？
我在《列宁全集》上看到过列宁的一篇读书札记，一张写给秘书的便条，前者大意是说看到有篇文章说某本书有问题，我找来这本书读了，确实是本有问题的书。后者是要秘书找某些有问题的书。你看，列宁读书，不光听别人的评论，他得亲自验证。
“文革”时期，“四人帮”及其徒子徒孙，动不动挥舞大棒，什么“反共老手”“影射文学”。你想找来看看，对不起，书店早已下架，有的图书馆也不出借了。这是一种封杀灭绝的卑劣手法。“反共老手”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专以诬陷正直的共产党员为职业的“棍子”、文痞们，这些人才是道道地地的反共杀手。
鲁迅做得更好，他总是把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的论战对手的文章，跟自己的文章印在一起，他要读者两方面都看。不像有的人，只要你看他摘引的那几句，不要你看原文、看全文。弄得你看到批判文章再想找那些挨批的文章，真是费劲得很。难道已经给你打了防疫针，消了毒，还怕什么？你又不是卖的假药？编杂志、搞出版的，能否在这方面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呢？
我还有这样一种体会，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多看点书报杂志的好，你干工作也才能称职。不能把自己装在保险柜里，做“套中人”。我因为做出版工作，要同国外的朋友、香港和台湾来的朋友打交道，见面总得交谈，有话谈。他们提到“先总统”，我说我看过他的《苏俄在中国》；他们提到“故总统”，我说看过他的《风雨中的宁静》；他们提到白先勇，我说看过他的《台北人》。不光看过，还可谈一点读后感，略加评论。我不能让人家看成是个光会谈吃什么、玩什么的人，看成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痴，看成是个只会讲几句套话客气话的官僚。
你看，本来是要回答为什么选择了出版这一行，却大谈起读书。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