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因为爱看电影，很意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革命女性”，说她是“革命女性”，是恰当的。那是一九三八年春天，在汉口。
她大我两岁，比我老气得多，个儿却没有我高，苏州人，大大的眼睛，挺漂亮，说的一口国语（那时没有“普通话”的说法），跟你聊起来，慢声细语，甜得很，看起人来笑眯眯的。
那时我刚到一个出版社当练习生，还不满十六岁。
一天中午吃完饭，收拾干净桌子（那是练习生的事），急急忙忙赶到黄陂路，那里有家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无国游民》，是从普希金的一部长诗改编的，讲的吉卜赛人的故事。后来看到瞿秋白的译本，译作《茨冈》。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
沿着柏萨腊比河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译得真流畅，一念就上了口，多少年我都背得出。吉卜赛人，也就是通常说的波希米亚人，他们没有祖国，在欧洲，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小国家，成群结队，乘着马拖的大篷车，到处流浪，卖艺为生。
还在抗日战争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起过苏联电影，说怎么怎么好，其实他并没有看过苏联电影，是从报纸、杂志上看来的。那时，我们看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看好莱坞电影，就是看不到苏联电影，因为只在上海放映。
没有想到后来我逃难到汉口，看上了苏联电影。当时武汉是战时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苏联空军正在帮助中国。
可是一般市民很少有人看苏联电影，观众多半是知识分子，一场电影能上座四五成就算不错，因此，电影院只安排在中午放映。
我赶到黄陂路，电影院的铁栅栏还没有拉开，只好等着，在马路上踱来踱去。黄陂路不长，是条小马路，中午过往行人稀少，我从这一头踱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踱到这一头。
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看电影的，是个少女，穿的天蓝色短袖上衣，黑裙子，像是女学生，她也在马路上踱过来踱过去。
两个人交错的时候，互相瞧瞧，她对我笑了一笑，我从小害羞，没有搭理她。
“哗啦”一声，电影院的铁栅栏拉开了，卖票的小窗户也打开了，买票的只有我们两人。
扯了票，走进了有两三百个座位的大厅，还是只有我们两个来得最早的。我拣中间的一排坐下，她坐在离我两三排后面的座位上。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轻轻叫唤：
“小弟弟！坐过来好不好？”
我看电影喜欢靠前坐，不像有些人怕伤眼睛，愿意往后坐，我说：
“你上前面来吧。”
她过来和我坐到了一起：
“你几岁啦？”
“十六。”
“喜欢看电影？”
“嗯。”
“看过些什么电影？”
我就数给她听，大多是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我还告诉她哪些电影是我爱看的，我喜欢电影里的那些小人物，例如《马路天使》里那个吹洋号给人家做广告的小伙子，那个卖唱的小歌女，就连那站在路灯下等客的妓女，我都十分同情。还有只能在夜半时候才能高歌“誓与那封建魔王抗争”的宋丹萍这样的人，我为他的悲惨遭遇流泪。我憎恨那些流氓、军阀、吸血鬼。我还举出不少我喜欢的电影明星……
由电影又扯到演话剧，原来她是战时演剧队的队员，我参加过儿童剧社，也演过话剧，这一来话就更多了，越谈越投合。
就这样，我们在黑暗中边看边聊。她又详细问了我家庭的情况，读书的情况，怎么来到汉口的。
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她忽然提出：
“来我们演剧队吧，正缺个小演员。”
我摇摇头：“好不容易有了个吃饭的地方，不想再动。”
“哎呀，小弟弟，我们那里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好玩得很。”
我还是摇摇头。说实话，我是喜欢演戏，做过演员梦，现在得挣钱养活自己。对于我，更重要的是想充实自己，我已经没有上学的机会，在出版社可以读点书。一有饭吃，二有书读，我很满意自己的职业。
她还是劝我，我说：
“好吧，让我想一想。”
我给了她地址，就分手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她就从武昌赶到汉口找上门来。
出版社的几个年轻小伙子，看到忽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找范用，非常惊异，他们从未听我说起过汉口有熟人。
她来找我，还是想拉我去演剧队。我告诉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担心演剧队是否能够干下去，我不愿意过流动的生活，只想待在一个地方。我一再解释，无论如何请她原谅。
她失望地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不久，有人告诉我，她和一位编辑结伴去了延安。这位编辑我见过，在一个周刊编辑部工作，写文艺评论，兼做校对，常常来我们出版社，穿着长袍，左手插在西装裤里，腋下夹着一卷校样。他译了一部苏联人写的理论书，看书名是讲恋爱问题的，其实是用新哲学观点分析家族和婚姻的进化的书，粗心的读者买来看，以为书里面有什么“恋爱经”。五十年后，这位编辑居然成为理论家。
这位“革命女性”，后来我听说是延安的活跃分子。是的，她是那么热情，对未来充满梦想。一九四二年，何其芳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那年代，多少少男少女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都在忘我地追求。我在重庆读到这首诗，自然而然就想到在遥远的北方的她，我默默地为她祝福，又在内心里感激她。
我想，如果听了她的话，我会走上另一条路去演剧，甚至跟着她去延安，她会不会又成为我的另一个“姐姐”？很可能，不过那只能是“革命大姐”。而我这个人，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是“小资味”（那是“文革”初期，她一心想当“红卫兵”的时候说的，后来不说了），想改造自己，洗刷这股“味道”，即使有主观意愿，有颗虔诚的心，也会吃力得很，准会磕磕绊绊，得老实承认这一点。
解放以后，听说她在南方，在一个省的文化部门工作，已经是一个资深的领导干部。
“文革”期间，我被关在“牛棚”里，有一天，一位难友说，在小报上看到她被揪出来了，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和一位著名的粤剧女演员跪在马路上。我不敢想象她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残酷的折磨、这种野蛮的人身侮辱。我也跪过，被强迫跪在操场上，人们以为我会想不开，过不了这一关，会成为“自绝于人的狗屎”。她是个女同志，一个爱体面的人，会怎样想呢？透过窗户，望着蓝天，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上苍啊！
过了六年，“四人帮”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扫进了垃圾堆，真正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她的老伴调来北京，成为我的上司。我们闲谈，说起汉口的这一段往事，我告诉他，在你之前我早就认识她。多少年来，尤其是“文革”期间，我很怀念她。
不久，她从南方来北京治病，我们见了面，她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姐，讲起话来，不像从前那么轻快，也不像从前那样总是带着笑容，一句话，在她身上已经找不出丝毫青春气息，像我当年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
可是，虽然如此，我听得出来，她还是个对自己的信念十分虔诚的革命女性，她说要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了却一桩心愿，我陪她去了纪念堂，这时我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大姐”，在党内，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大姐啊！曹孟浪兄告诉我，她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演剧活动，因为闹学潮被开除，只好跑到上海去，那时才十几岁。
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曾经出现一大批叛逆的女性。抗日战争时，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女性，我就见过好几位。她们大多饱经风雨，在政治浪潮中沉浮，从无悔意。现在年轻人听了，或许会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历史事实。难道真的如《路加福音》说的，她们“要努力进窄门”？她们之中有人可能读过屠格涅夫为苏菲亚写的著名诗篇《门槛》，我在年轻时读这篇散文诗，不也激动不已？
两年前，得到消息她去世了。我发了一个唁电，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大姐，感谢您在我年少时给予的鼓励！”
因为写错了地址，电报被退回来，那么，就让它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吧！
回顾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会有许许多多想法。一场噩梦之后，人们对生活重新拾起希望，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因为要真正在思想上走出噩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立秋后一日
［附记］
二〇〇一年，王晓蓝来信，寄来母亲田蔚的照片。来信说：“我姐姐王晓吟一九九四年拿回来一本《随笔》杂志，看了其中您写的《邂逅》一文，才知道您认识我母亲的事。后来我又买了《我爱穆源》，这篇文章也收入在内。从您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您是一个重感情念旧的人。我很理解您的感受。感谢您对我母亲的这份怀念之情。我窃想假如您当年参加了演剧队，甚至去了延安……您的小资情调一定会让您在历次运动中大吃苦头的，还是不去较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