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金政权的灭亡
章宗完颜璟死后，卫绍王继位，后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发动宫廷政变，杀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号宣宗。宣宗时，金朝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奖用吏胥，苛刻成风，步入衰亡时期。
一 经济衰败
宣宗时，金朝统治已进入经济、政治全面衰败时期，主要表现在土地荒芜、生产残破、财政和币制紊乱等各个方面。
第一，括地不成，屯田无效，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
金末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这时宣宗已南渡，河北军民南徙河南。《金史·胥鼎传》记载：“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204]当时从河北徙于河南的军户数百万口，河北失业的百姓，侨居河南、陕西者难以数计。这是金末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迁徙。迁至河南的军户，靠国家哺养，因而使河南租赋负担加重，金朝为维持其统治局面，捍拒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安置来自河北的军户。《金史·高汝砺传》记载：“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205]这实际是为括地而故意制造的所谓“民愿”的口实。当时河南土地的实际情况，诚如高汝砺所说：“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高汝砺认为这是“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206]。高汝砺的看法也不全对，百姓既怕括地，也怕重租赋。金朝统治者在维护其政权存在的共同目的下，究竟是抑赋税还是括地有利，内部存有争论。金政府力主军屯可以省赋，主张括地，但这种办法给一些官僚所造成的骇愕心理无法消除。宣宗贞祐三年（1215）七月，朝廷有括地之议，侍御史刘元规上书：“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骇愕。”[207]其弊，“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208]高汝砺说：“前事不远，足为明戒。”他提出的办法是：“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209]括地不能实行，仍以各种形式屯田。
军屯，主要是括系官荒地、牧马地及逃民旧耕官地，以给军户，授田亩数是一夫三十亩。这种屯田和历代军屯的性质并无大的区别。《金史·食货》有如下记载：“（贞祐）四年（1216），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褥，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210]“（兴定）四年（1220）十月，移剌不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211]
至于民屯，《金史·田琢传》记载：“臣闻古之名将，虽在征行，必须屯田……方今旷土多，游民众，乞明敕有司，无蹈虚文，严升降之法，选能吏劝课，公私皆得耕垦。富者备牛出种，贫者佣力服勤。……官司圉牧，势家兼并，亦籍其数而授之农民，宽其负算，省其徭役，使尽力南亩，则蓄积岁增，家给人足，富国强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212]但知易行难，无论军屯民屯，均未曾认真实行过。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而且耕地荒废现象愈演愈烈。已垦地尚不能维持，更谈不上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诚如高汝砺所言：“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纠结之荒地哉。”[213]这就使金朝统治阶层的经济基础动摇了。
第二，战争和自然灾害破坏生产。
章宗时，由于自然灾害，已现“田野不辟”，但仍能保持富庶景象。至卫绍王时，黄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的衰落已十分严重，“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214]。宣宗时，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生产荒废尤为普遍和严重。
河北路由于累经战争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215]。“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216]。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河东路在平时地利不遗，年岁收成较好，犹需藉陕西、河南地区通贩物料来维持。宣宗南渡，河北军民南迁至河南，但河南军民田总共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能够耕种的只有九十六万余顷，荒废一半。[217]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兴定间已是“饥民流离者太半”[218]。叶郡，“路当要冲，岁入七万余石。自扰攘之后，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顷”[219]。从唐、邓到寿、泗破坏尤甚，“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220]。河南路因水灾，“逋户太半，田野荒芜”[221]。“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222]。河东、陕西地区，崇庆元年（1212）大旱，百姓大饥，一斗米价钱数千，“流莩满野”[223]。山东路，“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州仅及八百，军以万计”[224]。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海州户为三万六百九十一，邳州户为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二，这两个地方的户，几于全废。[225]
如此严重的土地荒废、生产残破，除战乱天灾的袭击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金朝统治者的横征重敛和残酷的掠夺、剥削所造成的。官僚地主制经济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一个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这两个矛盾集中体现在赋税轻重上。当时职官冗滥的现象很厉害，其特点是官多兵少，兵多农少，士卒家口“又数倍于军，彼皆落薄失次，无所营为，惟有张口待哺而已”[226]。政府为养活这大批官僚和军队及其家口，只有从农民身上加强勒索与剥削。贞祐三年（1215）十月，御史田逈秀说：“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227]四年（1216）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说：“泗州被灾，道殣相望……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敛，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追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228]同年温迪罕缔达上疏：“今边备未撤，征调不休，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229]急征暴敛的结果，致人民逃亡，政府为保证赋税收入不受损失，便把逃亡者的赋税强加在未逃亡的户上，“百姓流亡，逋赋皆配见户”[230]。
第三，币制紊乱。
宣宗时，币制益加紊乱。贞祐、兴定间，金代屡变钞之名目，钞价不断跌落，直到金亡。贞祐二年（1214）发行贞祐交钞，明年改为宝券。分二十贯、百贯、二百贯、一千贯之大钞四等。贞祐三年（1215）胥鼎言：“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231]四年（1216）田逈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232]术虎高琪奏：“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233]兴定元年（1217）发行贞祐通宝，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当银一两。后跃价至八百余贯当银一两。兴定五年（1221）发行兴定宝泉，一贯当通宝四百贯，两贯当银一两。两年后跃至三百分之一。
二 政治上的败坏及猛安谋克的崩溃
随着经济的衰落，至宣宗时，政治也极其腐败。南宋陈亮谈到当时金朝的情形时说：“虏酋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234]这是章宗后金朝政治败坏的基本趋势。
宣宗时，由术虎高琪擅政，《金史·术虎高琪传》记载：“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颃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于河北抗蒙古，阴置之死地。”[235]宣宗尚吏事。吏事在社会改革和抑制豪强时，有助于改革的实现和巩固其统治，如果统治阶级为追求所利，也会使政事“苛刻成风”。这样，吏事完全可以成为专横逐利者的工具。术虎高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236]。他靠杀纥石烈执中拜为平章政事，后为尚书省右丞相，在他擅权时，“妒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237]。蒙古入侵时主张逃跑，“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238]。请修南京里城，就连崇信他的宣宗也认为：“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239]他常欲夺得兵权，力劝宣宗伐宋。所有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败政行径。
高汝砺与术虎高琪共事，当时人以为他是术虎高琪的“党附”。其实二人在勒索农民上有程度的差异，主张并不一致。贞祐四年（1216），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当时百姓流传官将尽取，术虎高琪等主张“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要冲，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高汝砺以为“非计”。术虎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及劝行榷油，高汝砺都反对[240]。但他对术虎高琪擅权从无异论，与张行信、完颜素兰等显然不同。《金史》“赞”中有关对宣宗时政事的评论：
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继述世宗为志，而其所为一切反之。大定讲和，南北称治，贞祐用兵，生民涂炭。石琚为相，君臣之间务行宽厚。高琪秉政，恶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颜素兰首攻琪恶，谓琪必乱纪纲。陈规力言刀笔吏残虐，恐坏风俗。许古请与宋和，辞极忠爱。三人所言皆切中时病，有古诤臣之风焉。宣宗知其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难矣。[241]
这是对金朝盛与衰、治与乱的对比。时当衰乱之际，高汝砺“虽为士大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242]。其所以为“人主宠遇”，是其“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243]。如果说治世，为相者“规守格法，循嘿避事”，还不致坏大事，而在衰乱之世如此，无异于见乱不救，任其败坏。所以宣宗南渡后，已“譬之尫赢病人，元气无几”。所以说同样是不作为，在乱世之中的不作为，更为可怕。
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在章宗后日益衰落，至宣宗时已全面崩溃，战斗力减弱、官多兵少、官优兵饥、农民破产。
猛安谋克军战斗力锐减。贞祐初，完颜弼以元帅左都监驻真定，弼奏道：“赏罚所以劝善惩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而后人可使、兵可强。今外兵日增，军无斗志。亦有逃归而以战溃自陈者，有司从而存恤之，见闻习熟，相效成风。”[244]侯挚于贞祐三年（1215）四月，上章言九事，其九说：“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245]像这样腐败的军队，当然“兵势益弱”，“例无战志”，而在同敌人作战时猛安谋克女真将帅虽“握兵者甚众”，只好“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246]。这就是当时猛安谋克军的真相。
军事组织上，猛安谋克官多兵少，“务存其名而已。”[247]《金史·陈规传》记载，当时军官数多，千户之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248]。军队的编制，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猛安），在谋克的下边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而能够担任作战的才十有八人而已。此外还要为头目选其中壮健的以给使命，这样一千户所能统领的不到一百人，简直不足以成其队伍了。不仅军事编制和组织破坏，猛安谋克的军事素质也不能维持，因此陈规建议：“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249]。
猛安谋克不仅组织破坏，有名无实，以及士兵战斗力消失，再加上统治阶层的腐败和国家财政困难，士兵无食，只能鱼肉百姓，而军中将校则待遇优渥，其崩解之势无以遏制。《金史·陈规传》记载：“古之良将尝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葛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250]为了养兵，势必加强对农民的剥削。《金史·赤盏合喜传》记载：“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且诸军无虑二十余万，今敌至不能迎战，徒以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251]不必说金初猛安谋克的“略不间别，与父子兄弟等”，“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252]的军事民主之风消失已尽，就连专制时代的官兵关系也无法保持，这和当时金朝统治者的政治腐败和黑暗分不开。
三 蒙、宋联合灭金
哀宗（完颜守绪，宣宗第三子）是金朝末代皇帝，金史至哀宗时，“区区生聚，图存于亡，力尽乃毙”[253]。哀宗即位后力求图存，其政绩亦稍有可称者。如任用抗蒙将相，停止对南宋战争，与西夏修好，但已无济于事。
蒙古军南下，哀宗由归德迁蔡，是金朝走向灭亡的最后一步。在金、蒙战争中，宋倾向哪一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政局。蒙古在成吉思汗临终前就确定了对金作战的方针。成吉思汗对左右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254]这是成吉思汗死前对金、蒙、宋形势及其利害关系的重要研判，并据此确定了灭金的战略计划。蒙古在此后灭金过程中基本执行了这一战略部署，而且军事形势的发展也没有超出这一估计。
蔡州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地处淮水支流汝水上，甫与宋接壤，无险可守。蒙古军鉴于正大八年（1231）用武力假道于宋，竟费四个多月时间才攻下汴京，深感攻金并非易事，需要与宋军联合。于是，蒙古使王檝到南宋接洽联军，夹攻金朝，许诺成功后将河南归还南宋，宋朝臣多同意联合。
金之唐、邓行省武仙，在当时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武仙到顺阳，与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剌瑷颇相持角，计划迎接哀宗入蜀。武仙等兵攻宋之光州，其锋甚锐。宋将孟珙，败金兵于吕堰，遂攻顺阳，武仙败走于马蹬山，县令李英、申州安抚张林及移剌瑷先后降珙。由于武仙爱将刘诣降珙，将武仙军力的虚实尽告于宋，武仙败，孟珙降其众七万还襄阳。武仙这一支较强的兵力基本被消灭。
八月，蒙军由塔察儿率领，宋军由孟珙率领，联军攻蔡。九月，蒙古军至蔡州城下，蔡州危急。哀宗在重九日拜天，对群臣说：“国家自开创涵养汝等百有余年。汝等或先世立功，或以劳效起身，披坚执锐，积有年矣。今当厄运，与朕同患，可谓忠矣。比闻北兵（蒙古兵）将至，正汝等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255]说罢，向群臣赐酒，此时蒙古军数百骑已到城下，金兵踊跃请战。哀宗分军防守四面，总帅孛术鲁娄室及完颜承麟守东面，乌古论镐、元志守南面，乌林答胡士守西面，蔡八儿、王山儿、纥石烈柏寿等守北面，完颜斜烈守子城。第二天，忠孝军蔡八儿领百余人潜出城外，渡过汝水，向蒙古军射击。蒙古军筑长垒，作久困之计。
蔡州被围，括蔡城粟，禁止公私造酒厂酿酒。放城内饥民老弱出城，又发给饥民船只，到城壕采菱角水草充饥。十月，徐州守将郭恩与郭野驴等杀逐官吏叛降蒙古，完颜赛拒不投降，自投河，流三十余步不沉，军士救出，又五日自缢死。十一月，宋朝派遣江海、孟珙领兵万人至蔡州，运粮三十万石助蒙古军需。
蔡州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哀宗杀自己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赏给战士食用。城中居民用人畜骨和芹泥充饥。天兴三年（1234）正月元旦，蒙古军在城外会饮鼓吹。哀宗命近侍分守四城，各级官吏都出供军投。初九，蒙古军在西城凿通五个门，整军入城，忽斜虎督军巷战。直到傍晚，蒙古军暂退。哀宗看到蔡州不守，当天夜里传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完颜承麟又拜又哭不敢接受。哀宗说：“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
趋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256]第二天早晨，完颜承麟受诏即帝位。正在行礼，城南已树宋朝旗帜，诸将急出应战。宋军攻下南城，乌古论镐被俘，乌林答胡士战死。蒙古塔察儿军攻破西城，忽斜虎领精兵一千巷战。从卯时坚持战斗到巳时。哀宗在幽兰轩中自缢。忽斜虎对诸将说：“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说罢，赴水死。将士都说：“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257]于是参政孛术娄室、乌林答胡士、总帅元志、元帅王山儿、纥石烈柏寿、乌古论桓端及军士五百余人都从死。完颜承麟退保子城，城陷，被乱兵杀死。至此，由阿骨打所创建的金朝灭亡。
回顾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史，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显著特点。首先应当指出，由于中原集权官僚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女真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所以女真人不仅和其先人一样，南部地区总是发展较快，北部地区总是比较落后，而且一次次南迁的女真人在汉文化影响下，民族特征逐步消失，融入汉族，不再以女真为号。于是出现了尽管女真经济在金朝已有高度发展，但由于元、明时代称女真者，是指原来处在世居地不发达阶段的部族，所以元、明时代女真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金朝建立前相比，似乎无多大变化，和金时相比，似乎又倒退了。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从头越”，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就女真各部本身说，都在向前发展，不存在什么“从头越”，当然，若从整个女真经济史看，似乎有“从头越”的表象，但这不唯女真部如此，而是整个肃慎族系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点。[258]
金国在蒙、宋联合夹击下消失了，女真人一分为二：进入中原的女真人由于与汉族长期的经济交往和融合发展，转变为汉人，或者说“汉化”；而关外女真人则与其他部族和民族经济实现了融合。少数民族汉化是汉族自身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从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就开始了，此后历代不绝。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形成，不能没有一个主体民族，汉族恰恰承担了主体民族的角色。尽管中原女真部融合到汉族中，但女真部取得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体”化中得到保存和积累。关外的女真人与其他部族、民族的经济融合，将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和汉族经济的“一体”化。
[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州县载记》，中华书局，2014，第237页。
[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27页。
[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页。
[4]（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第551页。
[5]（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0页。
[6]（宋）洪迈：《北狄俘虏之苦》，载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续编·子部（52）》，上海书店，1984，第49页。
[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54页。
[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中华书局，1986，第59页。
[10]（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一，《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科学出版社，2016，第259页。
[1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3页。
[12]《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9页。
[13]《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1页。
[14]《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5页。
[15]《宋史》卷一七六，《志第一百二十九·食货上四·屯田常平义仓》，中华书局，2011，第4267页。
[16]《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4页。
[17]《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榷场》，中华书局，2011，第1123页。
[18]《金史》卷一〇〇，《列传第三十八·李复亨》，中华书局，2011，第2218页。
[19]《金史》卷五，《本纪第五·海陵》，中华书局，2011，第108页。
[20]《金史》卷二六，《志第五·地理下》，中华书局，2011，第564、569、573页；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第603页。
[21]《金史》卷一〇〇，《列传第三十八·李复亨》，中华书局，2011，第2217页。
[22]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49页。
[23]《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榷场》，中华书局，2011，第1116页。
[24]《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序》，中华书局，2011，第1029页。
[25]《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0页。
[26]《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序》，中华书局，2011，第1074页。
[27]《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金银税》，中华书局，2011，第1111页。
[28]《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1页。
[29]《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8页。
[30]《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榷场》，中华书局，2011，第1116页。
[31]王仲荦：《古代中国人民使用煤的历史》，《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32]（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华书局，1979，第12页。
[33]（宋）庄绰：《鸡肋编·贵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页。
[34]（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四，中华书局，1986，第82页。
[35]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4页。
[36]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51页。
[37]《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3页。
[38]《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3页。
[39]《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100页。
[40]《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3页。
[41]《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9页。
[42]《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7页。
[43]《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5页。
[44]《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5页。
[45]《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制》，中华书局，2011，第1095页。
[46]《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牛头税》，中华书局，2011，1062页。
[47]《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牛头税》，中华书局，2011，第1063页。
[4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牛头税》，中华书局，2011，第1063页。
[49]《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中华书局，2011，第2页。
[50]《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32页。
[51]《金史》卷八八，《列传第二十六·纥石烈良弼》，中华书局，2011，第1951页。
[52]《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995页。
[53]（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二，《熙宗皇帝纪》，中华书局，1986，第173页。
[54]《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8页。
[55]《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6页。
[56]《金史》卷七〇，《列传第八·思敬》，中华书局，2011，第1626页。
[57]《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34页。
[58]《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996页。
[59]《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4页。
[60]《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5页。
[6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8页。
[62]（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2813页。
[63]《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4页。
[64]《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4页。
[65]《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6页。
[66]《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8页。
[67]（金）元好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载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180页。
[6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1页。
[69]《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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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二，科学出版社，2016，第274页。
[73]《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6页。
[74]《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8页。
[75]《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1页。
[76]《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5页。
[77]《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7页。
[78]《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34页。
[79]《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通检推排》，中华书局，2011，第1038页。
[80]《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6页。
[8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6页。
[82]《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7页。
[83]《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中华书局，2011，第209页。
[84]《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中华书局，2011，第217页。
[85]《金史》卷一二，《本纪第十二·章宗四》，中华书局，2011，第269页。
[86]《金史》卷一二，《本纪第十二·章宗四》，中华书局，2011，第278页。
[87]《金史》卷一二，《本纪第十二·章宗四》，中华书局，2011，第273页。
[88]《金史》卷五一，《志第三十二·选举一》，中华书局，2011，第797页。
[89]《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牛头税》，中华书局，2011，第1062页。
[90]《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牛头税》，中华书局，2011，第1063页。
[9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92]《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93]《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62页。
[94]《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95]《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96]《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58页。
[97]《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28页。
[9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租赋》，中华书局，2011，第1056页。
[99]《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992页。
[100]《金史》卷八八，《列传二十六·唐括安礼》，中华书局，2011，第1963页。
[101]晓克：“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晓克将“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视为族兵制的本质特征，其实，“壮者皆兵”与军政合一，也应是其本质特征。《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6期。
[102]《金史》卷二七，《志第八·河渠·黄河》，中华书局，2011，第671页。
[103]《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诸征商》，中华书局，2011，第1110页。
[104]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26页。
[105]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26页。
[106]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27页。
[107]《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入粟鬻度牒》，中华书局，2011，第1124页。
[108]《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入粟鬻度牒》，中华书局，2011，第1124页。
[109]《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入粟鬻度牒》，中华书局，2011，第1125页。
[110]《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入粟鬻度牒》，中华书局，2011，第1125页。
[111]《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1005页。
[112]《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1007页。
[113]《金史》卷一一，《本纪第十一·章宗三》，中华书局，2011，第257页。
[114]《金史》卷六四，《列传第二·后妃下》，中华书局，2011，第1525页。
[115]《金史》卷五，《本纪第五·海陵》，中华书局，2011，第117页。
[116]《金史》卷五六，《志第三十七·百官二》，中华书局，2011，第1277页。
[117]《金史》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中华书局，2011，第49页。
[118]《金史》卷一〇〇，《列传第三十八·李复亨》，中华书局，2011，第2217页。
[119]《金史》卷四九，《志第三十·食货四·盐》，中华书局，2011，第1103页。
[120]《金史》卷四八，《志第三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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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86页。
[126]《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张行信》，中华书局，2011，第2369页。
[127]《金史》卷四八，《志第三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6页。
[128]《金史》卷四八，《志第三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9页。
[129]《金史》卷四八，《志第三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9页。
[130]（南宋）范成大：《揽辔录》，中华书局，1985，第1页。
[131]《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3页。
[132]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89页。
[133]《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中华书局，2011，第40页。
[134]《金史》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中华书局，2011，第49页。
[135]《金史》卷四，《本纪第四·煕宗》，中华书局，2011，第80页。
[136]《金史》卷五七，《志第三十八·百官三》，中华书局，2011，第1320页。
[137]《金史》卷一〇四，《列传第四十二·奥屯忠孝》，中华书局，2011，第2298页。
[138]《金史》卷九六，《列传第三十四·黄久约》，中华书局，2011，第2124页。
[139]《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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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金史》卷八九，《列传第二十七·移剌子敬》，中华书局，2011，第1990页。
[142]《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和籴》，中华书局，2011，第1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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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金史》卷五〇，《志第三十一·食货五·和籴》，中华书局，2011，第1119页。
[14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中华书局，2013，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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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金）刘祁：《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1983，第82页。
[148]《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1983，第1077页。
[149]《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1983，第1076页。
[150]《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2页。
[151]（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中华书局，1983，第109页。
[152]《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2页。
[153]《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7页。
[154]《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4页。
[155]《元史》卷一四六，《列传第三十三·耶律楚材》，中华书局，2011，第3460页。
[156]《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7页。
[157]《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79页。
[158]《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90页。
[159]《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90页。
[160]《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3页。
[161]（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中华书局，1983，第109页。
[162]《金史》卷三六，《志第十七·礼九》，中华书局，2011，第1034页。
[163]《金史》卷三六，《志第十七·礼九》，中华书局，2011，第1038页。
[164]《金史》卷六七，《列传第五·留可》，中华书局，2011，第1584页。
[165]《金史》卷三六，《志第十七·礼九》，中华书局，2011，第1032页。
[166]《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32页。
[167]《金史》卷三六，《志第十七·礼九》，中华书局，2011，第10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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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9页。
[17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页。
[17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页。
[172]《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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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金史》卷四五，《志第二十六·刑》，中华书局，2011，第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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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金史》卷四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户口》，中华书局，2011，第1031页。
[18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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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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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中华书局，2011，第210页。
[195]《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中华书局，2011，第217页。
[196]《金史》卷十，《本纪第十·章宗二》，中华书局，2011，第237页。
[197]《金史》卷一一，《本纪第十一·章宗三》，中华书局，2011，第253页。
[198]《金史》卷一一，《本纪第十一·章宗三》，中华书局，2011，第256页。
[199]《金史》卷一一，《本纪第十一·章宗三》，中华书局，2011，第283页。
[200]《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一》，中华书局，2011，第220页。
[201]《金史》卷十，《本纪第十·章宗二》，中华书局，2011，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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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54页。
[206]《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54页。
[207]《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2页。
[20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2页。
[209]《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54页。
[210]《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4页。
[21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4页。
[212]《金史》卷一〇二，《列传第四十·田琢》，中华书局，2011，第2250页。
[213]《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3页。
[214]（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二三，《东海郡侯纪》，中华书局，1986，第310页。
[215]《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56页。
[216]《金史》卷一〇八，《列传第四十六·侯挚》，中华书局，2011，第2385页。
[217]《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4页。
[21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219]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二，科学出版社，2016，第279页。
[220]《金史》卷一〇六，《列传第四十四·术虎高琪》，中华书局，2011，第2344页。
[221]《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55页。
[222]《金史》卷一〇四，《列传四十二·温迪罕缔达》，中华书局，2011，第2294页。
[223]《金史》卷一三，《本纪第十三·卫绍王》，中华书局，2011，第295页。
[224]《金史》卷一〇八，《列传第四十六·侯挚》，中华书局，2011，第2388页。
[225]《金史》卷二五，《志第六·地理》，中华书局，2011，第610页。
[226]（金）元好问：《遗山文集》卷十八，《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公神道碑》，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207页。
[227]《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60页。
[228]《金史》卷四七，《志第二十八·食货二·田制》，中华书局，2011，第1061页。
[229]《金史》卷一〇五，《列传第四十三·温迪罕缔达》，中华书局，2011，第2322页。
[230]《金史》卷一五，《本纪第十五·宣宗中》，中华书局，2011，第333页。
[231]《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3页。
[232]《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4页。
[233]《金史》卷四八，《志第二十九·食货三·钱币》，中华书局，2011，第1086页。
[234]《陈亮集》卷二，《中兴论》，中华书局，1974，第22页。
[235]《金史》卷一〇六，《列传第四十四·术虎高琪》，中华书局，2011，第2345页。
[236]《金史》卷一〇六，《列传第四十四·术虎高琪》，中华书局，2011，第2347页。
[237]《金史》卷一〇六，《列传第四十四·术虎高琪》，中华书局，2011，第2342页。
[238]《金史》卷一〇六，《列传第四十四·术虎高琪》，中华书局，2011，第2343页。
[239]《金史》卷一〇六，《列传第四十四·术虎高琪》，中华书局，2011，第2344页。
[240]《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59页。
[241]《金史》卷一〇九，《列传第四十七·陈规》，中华书局，2011，第2418页。
[242]《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71页。
[243]《金史》卷一〇七，《列传第四十五·高汝砺》，中华书局，2011，第2363页。
[244]《金史》卷一〇二，《列传第四十·完颜弼》，中华书局，2011，第2253页。
[245]《金史》卷一〇八，《列传第四十六·侯挚》，中华书局，2011，第2385页。
[246]（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第128页。
[247]《金史》卷四四，《志第二十五·兵》，中华书局，2011，第999页。
[248]《金史》卷一〇九，《列传第四十七·陈规》，中华书局，2011，第2408页。
[249]《金史》卷一〇九，《列传第四十七·陈规》，中华书局，2011，第2408页。
[250]《金史》卷一〇九，《列传第四十七·陈规》，中华书局，2011，第2408页。
[251]《金史》卷一一三，《列传第第五十一·赤盏合喜》，中华书局，2011，第2494页。
[25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54页。
[253]《金史》卷一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中华书局，2011，第403页。
[254]《元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中华书局，2011，第25页。
[255]《金史》卷一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中华书局，2011，第401页。
[256]《金史》卷一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中华书局，2011，第402页。
[257]《金史》卷一一九，《列传第五十七·完颜仲德》，中华书局，2011，第2610页。
[258]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