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历史研究上，丸山认为具有“敏锐的时间感”是研究者需要具备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他自己一贯秉持，并且保持警醒态度的原则。“时间感”，既指研究者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认识，问题提出的时间意识，也指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境，以及两种不同“时间”所构成的关系。对“时间感”的强调，是强调一种回到事实，将问题放回“历史”去考察的态度，是重视问题、概念、思想发生和变迁的条件的态度。如果扩大的理解这个问题，则还包含着对“历史”的某种同情、尊重，和重视研究者、研究对象个体的各自不同的感受性等等。思想、观念总是由各自不同的条件所支撑的。离开了这些，也就失去了说明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当代批评界广泛流行的种种概念、命题（现实关怀、宏大叙事、日常生活、纯文学……）也无不如此。“某一命题所具有的历史社会意义，甚至于构成这一命题的各个单词，都由于命题所处的历史社会状况不同而相异，不同的个体对命题的态度也应该随之相异。因而，这一命题的反命题，以及从这一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新命题的意思也自然各不相同。”（《“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
在批评、研究中，概念、范畴的“固化”，和它们的作用被无限放大，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丸山称为“理论的自我运动”，即“当一个命题被定为权威，其运用范围便会超过其当初确定时的范围、条件，有不断扩大的倾向”。于是，概念、被“固化”的思想，便脱离具体语境加以繁衍，成为抽象操持的对象。这种情况的普遍发生，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社会传统”。长期存在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与“党派性”特征，将立场、阵线、意识形态派别的区分置于首要地位。在这样的情境中，上述的观念、知识的运作方式的流行，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过，丸山还指出了另一种情况。他在叙述鲁迅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所“留给我们的遗产”之后说，“真正要把这个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的难处在于，当我们用这样的话语来叙述它的瞬间，它就固化了”（《“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我们在叙述“历史”的这个“瞬间”，由于叙述作为一种话语活动的性质，由于已逝情境无法复现，也由于个体感受性的不同，环绕、融解在思想、概念中的诸多要素、条件也会减损，漏出，扭曲。因此，“抵抗”这种“固化”，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丸山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提出了“中间项”的概念。“中间项”在他那里是讨论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命题：思想为了推动现实，转化为现实，不仅需要终极目标，而且应当具备联结终极目标与现实间的无数中间项。思想、观念如果不是“固化”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化的，那么，它的具体形态，围绕它产生的特定条件，它与现实的关系，它在不同个体那里的有差异的表现方式等等，就不能轻忽和剥离。
但事实恰如丸山所说，“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比起将思想当成包含从其终极目标到其与现实的接点的多重中间项的整体，人们只重视终极目标的层次”。这就是在他的研究中，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篇幅来讨论“方法”问题的原因。在有的时候，丸山对某些作家、文学问题的研究，主要不是指向作家、问题本身，而是指向方法论的层面；《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的角度谈起》便是讨论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篇。在中国和日本，有关1930年代文学的研究、论争，一直被有关政治“路线”的议题所笼罩。丸山当然也不轻视“路线”的意义；作为体系确立的“路线”，也的确给予个人强烈影响。但是，他指出，即使承认“路线”的存在，它也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承担，而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则“无法全部还原为路线”。也就是说，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不是性急地确定什么是“正统”，然后展开对“异端”的批判，也不是相反进行“异端”的再评价，将它翻转过来，而是“再次调查、重新构成当时的问题状况本身”，着重探明在当时状况下，文学家以什么为目标，如何行动，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在激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他的这些话，实在是切中肯綮之论。丸山说，轻易地依赖宏观的“历史本质论”，与面对现象的复杂呈现而感到无法分辨的困惑，这两种表现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过，以我的理解，如果要在这两者间进行挑选的话，与其挥舞大而无当的“历史本质论”，不如在复杂事物面前保持手足无措的虔敬态度。
由于丸山在方法论上的这种自觉，他的研究一般说来不会先设定某种思想、原则作为坐标，先设定理论的“正统性”，然后把讨论对象加以比照，而是将某种见解，与见解所处状况、条件的关系纳入思考。这样的结果，倒是有可能将对事情“真相”的揭发、讨论，引向深处。举例来说，“文革”期间对何其芳、周扬等作为反动的“黑线”人物展开严厉批判，日本学者也辩论他们的“路线”归属，是否真的反对毛泽东等等。丸山写于1972年的文章（《中国的文学评论和文艺政策》）抛开这些“前提”，不以张贴道德标签，指认路线归属作为目的。在对他们的言论、言论表达方式，以及与言论相关的条件的耐心分析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双重性、不均等性的问题。丸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厚重，知识分子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大量存在的文盲，进行义务教育任务的艰巨这样的反差，构成在其他国家少有的文化的双重性、不均等性。所谓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等命题，正根源于此。“文革”中批判何其芳、周扬等在1960年代初的见解是“两面派”现象，说他们在调整时期复活“资本主义逆流”，在丸山看来这是“过于远离了他们所担负的艰巨课题”。其实这是由于他们面对这种“不均等性”，在道路选择、摸索时，在与这种“不均等性”恶战苦斗时出现的“步履蹒跚”。这个分析即使需要再加以思考，但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
丸山的这些论述，表现了他的视野，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于历史对象，对前人的那种同情和尊重。“同情”也好，“尊重”也好，主要不是一种表面上的避免轻慢的态度，而是对他们的探索，提出的理论，是否有诚意去辨别其中的缺陷和可以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所以，丸山这样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