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丸山对中国193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占有中心的位置。“中心”不只是从花费精力与所占篇幅，而且是从研究的“本源性”意义（研究论题的生发和历史评价标准的确立）的角度上说的。谈到历史研究的时候，丸山说，“很多情况下，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并不自觉的行为中往往蕴含着重要的意义”，“研究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挖掘出那些未被意识到的意义并让它作用于今天”。接下去他又说，“只是，不能忘记，这有时候最终只不过成为自己的影子在研究对象上的投影”（《“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这些话，一方面是在说明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现实价值，另一方面也提示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可能的关系。我想，说丸山所描画的“鲁迅像”上面有着他的投影，恐怕不是一种妄测。换一个说法，丸山对鲁迅的“形塑”，包含有他对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人物的期望，寄托着他有关知识者精神处境、精神道路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他的研究中，也是“作为方法”存在的。
在丸山对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和“左联”时期的“思维构造”的讨论中，鲁迅那种通过“抵抗”，通过转化引起他共鸣的思想资源，以建构个体与时代“洪流”的“最具主体性的结合的方式”（《鲁迅和〈宣言一篇〉》）这一点，有深入阐释与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个人对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洪流”的投入，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丸山的研究视角。在这一前提之下，他对个体的自主性给予高度重视；这让丸山具有“个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味。能够获得他所称的“最具主体性”的方式，就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鲁迅和〈宣言一篇〉》）。这种“最具主体性方式”的建立看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通过“抵抗”（或竹内好所说的“格斗”）来产生独特的“思维构造”和行为方式。丸山使用“抵抗”是个富于紧张感的词，它所包含的具体情状，却并没有特别予以解释。但是，从他对鲁迅的论述中，也间接从我们的现实经验中，“抵抗”所面对的，大概可以归纳、想象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虚妄判断，等等。这个理解如果不是那么离谱的话，那么，使用“抵抗”这个词也不是浪漫的夸饰，从心理的层面说更是如此。
这方面涉及“思维构造”的“能源”的重要问题。丸山指出，鲁迅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论，以及中国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的重要区别，表现在后两者均以“观念性”“阶级性”设限，将非革命，非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及其思想成果“全部排除后再出发”（这也是中国当代政治和文学激进派别的纲领）。鲁迅却不是这样；他忠实于引起个人共鸣的思想，从里面吸取到能够转化为自己思想能源的东西。这在鲁迅和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武者小路、有岛武郎的关系上，可以看到这一点。武者小路等文学家自然不属于“第四阶级”，有的且是左翼文学家所反对的自然主义、“纯文学”的提倡者、守护者。但是，鲁迅却在有关文学要发自“本心”，要有作家人格的充实，要有内在生命等方面与他们产生共鸣，形成“决定文学作为文学是否有意义的只能是作家主体的存在状态，决不放过将文学的存在根据委托给‘政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文学家在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上，在把握世界、把握文学的方式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丸山认为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他认为，鲁迅对他所反感的文学是革命的武器的理论的“抵抗”，一方面是以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是通过更新武者小路强调作家“忠实于自己”的“自己”这一词语的内涵来实现（《鲁迅和〈宣言一篇〉》）。鲁迅不是那种将要“超越”的对象当做毫无用处的旧时代“遗留物”抛弃，不管三七二十一急驰入麾下，投入大潮的文学家。
投身于具有正当性的思想、文学潮流之中，但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拥有处理、解释问题的独特的思想框架和方法，这是丸山对鲁迅的“发现”。这种鲁迅阐释，其实也是丸山性格的一个投影。丸山经历了“尊敬与憧憬”的对象蒙上阴影，“大幅度”改写的情形，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和个人性格上的特点，使他逐渐确立了一种以执着探求“事实真相”为目标，在“潮流”中充当质询、纠正的力量的思维结构。丸山在鲁迅那里，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也是这一点吧。我想，在他看来，阐释思潮的性质，推动思潮的发展的思想方式固然重要，但是，质询、纠正的思想方式也不能或缺。有的时候甚且更值得重视；当随声附和之声在空中到处飞舞，模糊并掩盖存在的裂缝、偏差、扭曲的时候，此时，揭发偏差、扭曲，就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清醒者所应承担的工作。丸山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只要仔细阅读他在“文革”初期写作的系列文章，对中国官方进行的对鲁迅，对周扬，对1930年代文学等的阐释的质疑、拒绝，就能清楚看到这一点。举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当时展开的对周扬等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中，鲁迅被构造为“正确路线”代表，而周扬、李初梨、成仿吾、钱杏邨等被作为对立面受到无情打击。这个时候，丸山倒是表现了对李初梨等当年处境的谅解和同情。他说，“如同一开始碰到怎样的大课题时闪溅的火花：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鲁迅，或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足够的框架和宏大来容纳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的问题？不论是成仿吾、李初梨，还是钱杏邨，今天想起来，他们都碰到这个棘手的难题，所以我现在不如说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和同情”（《“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这种不抛弃“时间”维度的，设身处地的中肯、平实之论，和厌弃、激烈的流行论调形成对照。支持这个论述的还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今天重新将1930年代作为问题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尽管它有那么多弱点和缺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的认识到现在依然不变）还是被这场运动所吸引，他们真的甘愿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从内心驱动他们？果真不过是幻想吗？如果说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活跃的局面，这种活跃建立在对过去的历史叙述反省的基础上。丸山看到这个活跃展开的趋向是，从过去过分倾向以左翼文学为中心，忽视左翼文学以外的作家，转移到对各种“流派”的研究和对“主流”以外的“边缘”的研究的兴起；过去在当代中国被轻视的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沈从文、钱锺书、萧乾等成为研究者集中的兴趣。对于这个转移，他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说现代文学的众多侧面被阐明，内部所包含的丰富的发展可能性被揭示。但是对这种趋势也有所警觉。他认为，人们对过去被忽略的事物表现兴趣，“恐怕根源于人类自然的本性”，“但最终又往往仅是将历史颠倒过来，未改变其本质，这种例子我们早已屡见不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这个后来被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意识到的问题，丸山提早就向我们指出了。1980年代，在一种“回归文学自身”的潮流下，对现代文学中强烈现实性做出过多否定的思潮，他也表示了异议。他引述日本三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感受之后写道：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
在讨论萧乾的文章（《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中，他通过个案，深入阐明他在有关“主流”“支流”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如果抱有成见，将萧乾的作品看成“非左翼”或“反左翼”的，忽略从本质上来追寻他的精神轨迹，那么，“最终只能把他作为右派予以否定这一过去中国的看法颠倒”。对于“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和在中国文学中寻找与外国文学的流派相当的部分（如“现代派”等）的热衷，丸山当时也表示了疑惑，说这种研究只不过是与外国之说相契合，“去套用实际上并非各国通用的架空的‘世界文学规律’”，“这样观察中国文学实在是一种皮相的做法”。上面的这些或温和、或尖锐的意见讲在1988年，自此以后，研究状况当然有很大改变，但是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其中隐含的视角、方法，也并非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