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浪漫派的机缘论特性

循此，施米特始论浪漫派的机缘论特性。“机缘”或译为“偶因”，施米特以“机缘主义”概括浪漫派的特性，意指浪漫派的主体在选择被浪漫化的对象时完全是一种偶然。这种偶然性的哲学寓意在于对抗因果必然性。施米特写道：“假如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一个浪漫主义的审美定义的话，那就是它完全缺乏与起因的关联。”

浪漫派不喜欢各种可计算、可预期的因果关联。“机缘”与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预期的、缺乏任何客观性的神奇关系。例如，莫扎特看到一只橘子，创作了二重唱《那么手拉手吧》；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橘子与音乐作品，明月与故乡，其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橘子、明月在这里充当的不过是浪漫的个人创作的机缘。

施米特区分了浪漫派的“自我”概念与费希特的自我概念的区别。人们常言及浪漫派从费希特那里发现了自我的概念，但二者的区别尤为关键。费希特不是浪漫派，费希特的自我具有绝对的能动性，它将外部世界视为必须予以加工的材料，这种哲学包含了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意涵。而浪漫派的自我通过“诗化”的方式，只是在游戏与想象中与外部世界共舞。施米特援引浪漫主义著名作家诺瓦利斯的名言来说明这种关系。诺瓦利斯说：“我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们可以用来随意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无穷数列中的第一位数，是一部无结局的罗曼司（romance）的起点。”施米特认为，这段话为人们提供了浪漫派的真正程式。在浪漫派那里，客体不过是纯粹的“机缘”、“起点”、“有弹性的点”、“刺激物”，是个人审美与抒情的对象，是能够让浪漫派心情舒畅之物。浪漫的主体从中能读出任何含义，客体自身失去了本质，不复是真正意义的客体。浪漫的主体就这样与外部世界失去了正常的联系，并拒绝参与现实世界的活动，因为在现实中行动势必受制于各种因果必然性。“机缘”正是一个与原因（causa）相对立的概念。

施米特对浪漫派机缘论的哲学史渊源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哲学史上，“机缘”的概念出现在柯德穆（Geraud de Cordemoy）、格林克斯（Geulincx）和马勒伯朗士等机缘论者的著作中。这些机缘论者把上帝视为更高的第三者，以克服笛卡儿所区分的内在与外在、灵与肉、思维者与存在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他们那里，上帝是一切精神和物质现象的原因，上帝创造了灵与肉之间无法解释的交流。行动者不是人类，而是上帝。柯德穆说：不借助外力，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格林克斯说：自我是旁观者，而非行动者。浪漫派作家蒂克也说：我写字，上帝运笔。施米特写道，此处机缘论的形而上学结构特征在于：“机缘论者并未消除二元论，而是任其存在；但是他通过转向第三领域使它变成幻象。假如一切身心过程只作为上帝的作为而出现，那么包含在灵肉关系中的困难，并没有在这种想象的基础上得到克服，问题也没有解决。他的兴趣仅仅是从二元论的传承逃到一种更普遍、‘更高’和‘更真实’的统一中去。”这种扬弃二元对立的更高的统一在旧机缘论者那里便是上帝，旧机缘论者信仰上帝，这种解决问题之道对他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与旧机缘论相类，浪漫派同样依靠更高的第三者来克服二元对立。根据施米特的描述，从马勒伯朗士到施莱格尔到亚当·缪勒，机缘论一以贯之。缪勒的《对立论》作为其哲学代表作，主张以“对立面的综合”作为最高原则。然而，与旧式机缘论不同，缪勒那里更高的第三者不是一个确定的实在，它既不是旧机缘论者那里的上帝，也不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而是可以随时变更之物，这导致缪勒思想的独特风格：“它总是在事物不属于那个领域的地方，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它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在缪勒看来，作为一种经济因素的货币，其本质存在于法律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法的本质不存在于它自身，而是存在于神学之中。”施米特此处对缪勒的批评，在他后来的《政治的概念》中得到了正面阐发。他认为，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审美等事物各有其特性，不可混同。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试图在另一个领域中获得对此一领域的理解，不过是无力理解此一领域的逃避主义做法。频繁地转移阵地，不断地从一个实在转向另一个实在，以一个实在来否定、嘲弄另一个实在，不固守任何一种实在，这种机缘论做法即是浪漫派的典型做法，是浪漫派的机缘论不同于旧式机缘论之根本区别。因为，浪漫派要为自我保留超越于各种实在之上的世界创造者的身份，然而浪漫派并不能时刻坚持这一点，他总是从自我转向人民、国家、历史、教会，只要他仍属浪漫派，他就会用一个实在淘汰另一个实在。其结果是，浪漫派所采用的实在没有任何内容，不涉及客体的属性，而只是自我的一种想象。“他们并不想生活，只想闲聊生活。”浪漫派不断谈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革命、“真正的”教士、“真正的”法律，等等，然而，“把‘真正的’这个形容词跟旧概念连接在一起，并不能创造出新概念。在充当世界创造者的迷醉状态消失后，从失望的情绪中产生了下面这种简单的颠倒：以反讽的态度跟世界做游戏的主体，感到自己是无数真实存在的反讽对象。”

至此，施米特提出了关于浪漫派精神结构的概括性描述。浪漫派的精神结构涉及的是浪漫的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施米特已阐明浪漫派对世界的机缘论态度，即浪漫的主体只不过是把世界当作“机缘”，当作激发其创作灵感的偶然契机。浪漫派在各个实在之间游走，在诸种立场之间飘荡，因为他想置身于各个实在之上，不加入诸神之争中的任意一方。施米特写道：“各种实在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真正地把浪漫派击垮，这种冲突令他触动。这是没有浪漫派积极参与其中的冲突，因为他只想维护自己和他的主体性。他观察着冲突，感情受到深深的触动。”施米特着力强调的是，浪漫派以审美的方式回避诸神之争中的立场选择，把面对现实的政治抉择与行动变成了无决断的个人情感体验。浪漫派不提供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是对概念随意戏弄，他不会行动，更不会落实什么。因为浪漫派关心的永远是“自我”，外在世界永远只是纯粹的机缘，具体的事件不过是令其激动的起点。施米特不无鄙夷地指出，这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浪漫派的自恋”。

不过，施米特也指出，浪漫派对世界的机缘论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否定。否定了外在世界，浪漫派寄托无限情愫之物从何而得？浪漫的主体同谁玩耍？卢梭说：“如果世界只我一人，我和谁一起玩呢？和整个宇宙。”然而，浪漫派始终不想真正介入现实，更无意改造世界。反讽与密谋不过是为了维护自我的造物主地位。一切操控于浪漫派的股掌之间，但它发生在想象力丰富的浪漫派头脑中。浪漫派此种对待外在世界之方式导致浪漫派强调“秩序”（Ordnung）。不过，浪漫派所谓的秩序有特定意涵。吴庚在他论施米特的著作中把浪漫主义的要素概括为两点，一是机缘论，二是秩序，在笔者看来实有其不当之处。追求秩序不是浪漫派的主旨，而是保守派的主旨。以秩序来作为浪漫派的构成要素之一，抹杀了浪漫派与保守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施米特在文中一直坚持的。更准确地说，浪漫派谈的秩序与保守派谈的秩序，二者有根本不同的含义。保守派认为秩序值得捍卫，乃基于保守派的决断。在保守派那里，创造或维持秩序意味着在现实政治中积极行动，固然不是无所不为，但也要有所作为。而浪漫派爱秩序，不过是把秩序视为浪漫的情感得以抒发的前提，浪漫派无意于创造或维持秩序，浪漫派讲的秩序只是任现实世界自生自灭的托词。因为没有外在的秩序，浪漫派敏感的心灵便会受到干扰。至于这种秩序从何而来，则不是浪漫派感兴趣的话题。

施米特接着揭示了浪漫主义的社会学基础。他指出，浪漫主义的兴起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写道：“浪漫主义机缘论的特点是，它把旧的机缘论体系中的要素——上帝——主观化了。在自由主义者的市民阶级世界里，分离的、孤独的和获得解放的个人成了中心、终审法庭和绝对存在。……浪漫派的主体总是主张，自己的体验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主张只有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市民阶级秩序中才能实现。不然的话，不受干扰地专注于自己心情的外在条件就无法存在。从心理和历史的角度说，浪漫主义是现代市民阶级处境安全的产物。”照施米特之意，浪漫派貌似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敌，实则与之沆瀣一气。没有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安全与舒适，浪漫主义的自我便无以浪漫地抒情。而浪漫派纵然不断嘲笑资产阶级社会的陈腐、机械、无生机、不美丽，却丝毫无损于这个秩序，因为审美体验中的好恶悲喜情感无论多么强烈，也不会化为现实中参与改造世界的行动。浪漫派在政治上缺乏能动性，他只是消极、被动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这个世界，他对外部事件的赞同或否定不能将他从内心体验的领域带出，不能导出任何政治行动。明眼人不难看出，施米特在批判浪漫派的同时，实际上也暗含了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实政治行动的呼唤。

在本部分最后几节中，施米特就浪漫派作品进行了评价。在他看来，浪漫派发展出了一种伪论证的技巧。在各种对立的概念游戏中，浪漫派回避了现实世界。浪漫派的作品中充满无实质意义的对立，如积极与消极、有机与无机、真正与虚假、持久与短暂、稳定与混乱、基督教与异教，等等。这种论证体系，在施米特看来不过是“一根棍子的两个头，它向哪个方向挥舞，全看人们握住的是哪一头”。浪漫派的这种论证可以适用于任何事物，它编制了一张与外在世界毫无关系的网，因此也是无法驳倒的论证，浪漫派置现实因果关系于不顾，他利用各种“词语”、“论证”制造了抒情的政治哲学、诗意的财政学、乐感的农艺学。相互争斗的实在于浪漫派作品中汇合成一种奇怪的声响。浪漫派作品所涉的题材表面上无所不包，但其实空洞无物，浪漫派的综合不过是主体情感、想象的表达。施米特不无讽刺地写道：“从浪漫派的只言片语和各种提示中，能够听到可以想得到的一切惊人话语，正像从占星家的预言中能读出任何含义一样；或者用马勒伯朗士的比喻，就像小孩子据称能够听懂铃儿说出的一切，其实铃儿什么也没说，它只是叮当作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