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漫派的精神结构

施米特认为，理解现代西方思想必须从笛卡儿开始。笛卡儿是现代理性主义的代言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论证高扬人的理性，把人引向主观与内在。有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也就不乏对此种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反对19世纪笛卡儿式机械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不过，这种反对运动尚有多种，简单地把批判理性主义的做法视为浪漫派，不过是肤浅之论。施米特构建了四种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的理想类型来说明问题。他说：“建立这些类型是为了表明否定理性主义运动的因素，并从这些考虑中寻找浪漫派的基本特征。”这四种理想类型分别是：（1）哲学的反对运动，代表人物是谢林和费希特；（2）神秘主义的宗教反对运动，代表人物是居雍夫人（Madame Guyon）、安托内蒂·布里尼翁（Antoinette Bourignon）、费奈隆（Fenelon）和普瓦雷（Poiret）、克吕登纳夫人（Madame Krudener）等；（3）“历史—传统”的反动，代表人物是维柯（Giambattista Vico）；（4）“情感—审美”的反动，代表人物最早当推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卢梭以及19世纪的德国浪漫派。换言之，浪漫派是诉诸审美、情感来攻击现代理性主义的。18至19世纪德国的赫姆斯特查斯（Francisco Hemsterthuis）、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和歌德均助长了这种审美式的反动。施米特指出，这四种类型终究是理想类型，它们很少以典型的清晰性呈现于历史现实之中。具体到个人而言，往往情况殊为复杂，例如诺瓦利斯，有时属于神秘主义类型，有时属于审美浪漫型；柏克属于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批判理性主义的类型，但他身上也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即柏克那里也有审美式反动的一面。柏克的美学在这里具有实质性意义。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第二版中增加了一个关于柏克的注释以强调这一点。他援引相关研究指出，源于柏克的思想分化出两支：一支是历史的世界观；另一支是严格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不过二者在柏克那里是统一的。施米特在此运用韦伯倡导的构建理想类型的方法，以凸显浪漫派的精神特征及其在近代思想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无疑是相当出色的。

不过，施米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提出应结合17至19世纪西方形而上学所导致的关于实在的新观念，来说明浪漫派的思想史意义。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最高、最确定的实在（Reality）是超验的上帝。近代以来，超验的上帝被抛弃，那么，是“谁”接替了上帝的角色呢？施米特认为有两个新的世俗实在取代了上帝这个旧有超验的实在，这两个新的实在，一是“人类社会”，二是“历史”。前者是革命派心目中的造物主，它具体表现为人民、共同体、国家、民族、人类等观念，在卢梭那里有最为经典的论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的全知全能。在卢梭那里，人民不会犯错误，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它能对一切事情提出要求，因为每个人在订立社会契约时宣布放弃自我而将个人及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在实践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因素完全被革命抛弃，政治沦为宗教事务，政治组织成了教士机构。施米特颇为睿智地指出，绝对君主说的“朕即国家”与雅各宾党人说的“我即祖国”含义并不相同，因为“前者以他的人格代表国家，后者是用他的人格取代国家。他本人越是想存在，他就越是必须掩盖他个人的人格，他总是大声强调，他只是那个唯一的、权威的和超越个人的存在的代理人。……对于他来说，他什么都不是。作为真正的权力即人民或社会的代理人履行职务时，他就是一切”。

取代上帝位置的第二个新实在是“历史”，“历史”是保守派心目中的造物主。这一思想传统的代表是波纳德、柏克、德·梅斯特尔等人，保守派虽然批评革命派的主张，但在摧毁上帝方面，保守派与革命派是一致的。保守派批评革命派的非历史思维。保守派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包含着某种历史理性。人民是历史中具体的人民，民族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保守派这里，人民不是最高的实在，不是卢梭所讲的自己的主人，而是历史的产物或工具，历史才是最高的实在。传统主义求助于持续性，把时间的久远作为正义的终极基础，认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好的。柏克等人则更进一步，视历史为创造性力量，民族精神既然由历史塑造，历史也就成了高居人类之上的造物主。

施米特接着指出，黑格尔是把“人民”与“历史”这两个新的实在加以综合的第一人。人民在黑格尔那里被理性化为国家，它与历史同辩证地自我发展的“世界精神”取得了统一。由此，黑格尔思想在政治上能同时包含保守与革命两种倾向。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黑格尔思想中革命的一面，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化身，并视之为历史的主宰。

在进行这番思想史梳理后，施米特始论浪漫派的精神结构，特别是浪漫派与“人民”、“历史”这些新实在的关联。施米特指出：“浪漫派的思想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他不让自己和自己的主观人格投身于诸神的斗争之中。他的立场如下，在费希特的个人主义影响下，浪漫派觉得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亲自承担起世界创造者的角色，他们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实在——自我。”换言之，浪漫派的自我居于传统形而上学中上帝所处的位置，这种做法与革命派、保守派分别以人民、历史取代上帝形式上相同，但也有区别。区别在于革命派诉诸的人民、社会、共同体以及保守派诉诸的历史仍超越于个人之上，革命派、保守派不过是在诸神之争中追随各派之神，而浪漫派的自我则试图回避一切诸神之争，自己成为自己的神。这种“自我”是一种全新的实在，不同于上帝光照下的自我，不同于社会中的自我，也不同于历史与传统中的自我，它是绝对的至高的自我，是新的“上帝”。然而，人的基本境况是，自己无法从自己那里获得终极正当性的理据，于是浪漫派随时可能倒向诸神中的任意一方，这也意味着摒弃“自我”这个实在而追随一个新的实在，如上帝、人民或历史。当浪漫派的主体在诸神中明确地做出选择，他已不再是浪漫派了，浪漫的状态随着他明确的立场抉择而完结。

至此，浪漫派思想的精神结构已经十分清楚。浪漫派的关键在于把自我放在了造物主的位置，自我成为浪漫派诉诸的“实在”。施米特的分析中随处可见韦伯的影子。韦伯关于诸神之争的描述，关于现代社会中合法性问题的思考，暗含于施米特的思想史分析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浪漫派同样是上帝死后现代人追求合法性的一种努力。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曾言及合法性来源必定是超越的实在，个人无从在自我那里获得行动的终极理据。就施米特在这里所讨论的议题而言，韦伯的这一见解正击中浪漫派之要害。

不过，施米特旋即指出，浪漫派思想尚有更为复杂的一面，这涉及浪漫的主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浪漫派把“自我”视为最高实在，但这种“自我”并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社会角色，这其中包含的问题在于可能性与实在性的对立。浪漫派是青年一代对老年人发起的反抗运动，他们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青春反抗已经定型、理性化的老年。而无限的可能性中只要有一种成为现实，其余的可能性便被自动排除。在浪漫派这里存在着一种哲学上的颠覆，这就是说，现实是空洞的，可能性则是丰富的。浪漫派显然不喜欢理性化的、日益失去魔幻色彩的现实世界，他们更喜欢那种从来没有实现的永恒变化与充满可能性的状态。根据浪漫派的思想，“一切说出的话都成了谎言，它限制了永无尽头的思想。一切定义都是无生命的、机械的东西，它限定无限的生命。一切基础都是靠不住的，因为基础总是与限制一起出现”。

诚如施米特所言：“可能性与实在的对立，是跟无限与有限、直觉与理性的对立混在一起的。”如何解决这几重对立？施米特提到，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如库萨的尼古拉，从上帝那儿找到了解决冲突的办法，在神秘主义者那里，上帝既是无限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实在，上帝集可能与实在于一身。浪漫主义的做法与之不同，浪漫派一方面试图将各种对立统一于自身，另一方面又不放弃界定两个新造物主——人类和历史的可能性。换言之，人类或历史也可成为浪漫派抒情的对象，为浪漫派所用，以体现充满情感的无限可能性。例如，卢梭将人民浪漫化，人民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成了一切无限无意识的非理性因素的储备库。亚当·缪勒把国家浪漫化，使国家成为一切可能性的终极基础。席勒把儿童浪漫化，因为儿童身上有成人已失去的无数可能性。与儿童相类，原始人也是无限可能性的承载者。儿童、原始人既体现无限可能性，又是具体的实在，在他们身上，理性的有限性与非理性的丰富可能性之间的对立，被“浪漫地”消除了。“与理性化的、机械的状态相对立的，是儿童般的人民；与已经经受其职业和成就限制的人相对的，是跟所有可能性一起玩耍的儿童；与古典的清晰路线相对立的，是意义无限的原始状态。有限的实在是空洞的，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是已经作出的决定；它是祛魅的，失去幻想的，只剩下彩票开奖后的无奈。它是过期的日历。”

至于另一个新实在——历史，同样也为浪漫派所用。在浪漫派那里，历史既是实在，又是非实在。时间中的过去，空间上的异域，均成为浪漫派的藏身之地，这正是浪漫派歌颂异国他乡与中世纪的原因。然而，施米特指出，在浪漫派那里，异国他乡的风情与中世纪骑士精神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它们仅仅是浪漫派手中用以反抗平凡、反抗当下现实的王牌。在此，施米特已揭示出浪漫派逃避现实的特征。接着，施米特指出了浪漫派与宗教和神秘主义、诺斯替主义、传统主义、佛教、基督教、乌托邦主义之间的不同，以凸显浪漫派的独特性。

浪漫派逃避现实，然而并非逃避现实者就等同于浪漫派，关键在于浪漫派逃避现实的独特方式。施米特指出，浪漫派是以“反讽”来逃避现实的。“反讽”意指一种模棱两可、不严肃的态度。浪漫派无意于创造新的实在，而是以一种实在来戏弄另一种实在。他以反讽的方式避免客观性，尽力不让自己有所信持，以保留个人内在的无限自由。施米特写道：“浪漫主义的反讽，从本质上来说，是与客观性保持距离的主体在思想上采取的权宜之计。……他的反讽对象显然不是主体，而是这个主体不屑一顾的客观实在。然而，反讽并不是为了毁灭实在。相反，他要保留真实存在的性质，以使实在可以被主体作为手段加以利用，使他有可能避开任何明确的立场。”质言之，浪漫派主义以反讽的方式去看待实在，避开了当下的抉择。原来，一切本无定论，凡事不必认真。这种反讽势必导致一种主观主义，即浪漫派在上帝、人类社会、历史乃至自身那里找不到实在。实在意味着客观性，它不能以主观主义的方式获得。于是，浪漫派提出了一个代用品——“总体”。“总体”意指宇宙间的万物之总和。自我试图把握总体，寻求实在，但结局是自我与宇宙之间的进退自如的游戏。究其实，浪漫派无限提升自我，但这种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不存在自我的实体，他们关心的只是自我与各种题材的“交流”。自我实际上无从成为一个新的最高实在。施米特写道：“在浪漫派中间，一切事情——社会和历史，宇宙和人类——都仅仅服务于浪漫自我的创作。无论是宇宙、国家，还是人民和历史的自我发展，在他看来都没有固有意义。一切都能被搞成只关心自身的主体易于操作的方式。”

浪漫派取消了实在，抛弃了客观性。在浪漫派那里，万事万物均可能被浪漫化，每一刻都是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点，每一点都是一个圆的中心，一草一木皆是一个世界、一种梦境，每一个实体都可以成为任何别的东西。这是一种浪漫派的无政府状态，其中人人都能形成自己的世界，每一个词语、每一种声音皆提升为无限可能性的表述手段。这种浪漫化的过程依靠的是主体的想象力。通过想象力，个体与整体、浪漫与普通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施米特指出，这种浪漫的做法，若安于自我逃避的领地或艺术创作范围，尚可通融，但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便会造成严重的词语混乱。它导致的后果是世界的主观化，“一切变得既可解释又不可解释，既一致又对立，一切都可以相互替代。艺术被用于政治现实问题来讨论，‘一边把一切都变成可爱的索菲亚（诺瓦利斯的恋人），或把索菲亚变成一切’。这种普遍性和‘反之亦然’，是哲学家词语魔术中的魔石，它可以把垃圾变成黄金，也可以把黄金变成垃圾。”

施米特在此涉及的其实是这样一个议题：艺术与政治的界限。艺术创作可以是一件抒情之事，浪漫地处理各种题材无可厚非，但政治事关现实中的决断，它要求严肃地对待现实世界，就事论事，当机立断。在特定的具体事件与无限的普通总体间肆意互换，不过是艺术的把戏，它表述的是创作者个人的意志，不涉及现实世界。浪漫派或许无意歪曲现实，掩盖现实，但通过浪漫的反讽，它取消了现实的客观性。施米特写道：“浪漫派想同时把握世界的实在、整个世界和宇宙总体，他们得到的只是设计和拆解、延展和缩减。……他们想避开事物的真实性，结果事物也避开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