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

考点七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

（一）公共选择

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公共选择是关于“政府失灵”的理论，它分析的是政治场景和公共选择中的个人行为。

公共选择的三大理论基石：①个人主义方法论；②经济人假设；③作为一种交易的政治过程。

（二）政府失灵及其表现形式

（1）选民“理性的无知”与“理性的非理性”。尽管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以及其成本分担，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是作为公共物品需求者和投票者，个人也许没有动机通过投票传达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理性的个人投票与否，取决于参加投票的期望净收益，这就是唐斯的“理性投票人假说”。

在此假设下，所谓“理性的无知”，是指理性的选民由于不指望自己的一票能够影响选举结果，因而没有动力花费时间和成本去搜寻有关选举的信息。“理性的非理性”是指，正是由于手中的一票对于选举结果无足轻重，即使拥有必要的信息，选民也不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他们不会好好利用这些信息。这导致选民往往胡乱投下自己那神圣的一票，根本没有正确表达自己的偏好，何谈政府根据选民表达的偏好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呢？

（2）政治家（政党）选票极大化。追求自我利益的政治家（政党），本身也不是基于选民的利益而行动，他们之所以提出符合选民意愿的纲领或提案，只是为了获得私利和再次当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治家（政党）必须追求尽可能多的选票。而只有符合中间选民偏好的纲领或提案，才有助于实现选票极大化的目标。一味迎合中间选民的利益，必然导致少数派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诉求被忽视，有违社会公正原则。

（3）投票循环。政治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通过合适的规则，集结个人偏好、发现社会最大利益的过程。对当代民主制度中最常见的简单多数投票规则的考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投票循环现象，投票过程没有结果。

投票循环又被称作“孔多塞悖论”。孔多塞主张，集体应当选择在两两对决中以简单多数胜出的议案，这种形式的选举规则被称之为“孔多塞规则”，其核心思想一般由“三个选民—三个选项，两两表决、得多数票者获胜”的简单模型来表达。然而，该模型表明，某些情况下简单多数表决没有结果，即出现投票循环现象，没有哪个候选对象能够稳定地胜出。事实表明，随着选项数目和群体成员人数的增加，投票循环现象出现的概率还将增大。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当选项超过三个、社会成员超过三人时，所有的投票规则都是有缺陷的，除非通过某种方式武断地决定胜出方案，否则民主投票将没有任何结果。这为当代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打上了阴影。

（4）官僚体系无效率。主流的公共行政研究通常认为，官僚总是努力追求部门的工作效率的。不过，如果官僚机构中的个人同样是自利的经济人，必将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力，谋求自我利益。尼斯坎南的官僚理论解释了官僚体系缺乏效率的原因。该模型中的官僚机构具有两大特征：

其一，官僚在给定需求约束和成本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本部门的总预算。官僚之所以对部门总预算情有独钟，是因为来源于其工作环境的各种物质满足和非物质满足均与其掌握的资源正相关。前者包含有工资、额外津贴、舒适的办公条件、工作中的旅行、职务用车以及其他在职消费；后者有与其职位相关的权力、职务任命权、升迁的机会、声誉、改变社会制造变化的能力以及社会尊重等其他个人满足。

其二，官僚机构（行政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负责生产某种公共物品与服务（或其组合），以与其服务对象（立法机构或其中间投票人）的预算拨款相交换。这样，官僚机构与其服务对象的关系，类似于市场上的厂商与消费者的关系。然而，由于立法机关以拨付总预算的方式支付货款，使得二者的市场地位并不平等，官僚机构获得了类似于垄断厂商的市场优势。从而，官僚机构掌握了决定部门预算规模的主动权，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规模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往往并不是最有效率的。

尼斯坎南模型在公共物品的政府生产上，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应当增强官僚部门内部的竞争性，增加某一行业官僚部门的数量是方法之一，也可以允许其他行业现有的官僚部门通过业务参与以强化竞争；第二，通过改变对官僚的激励，引导其最小化既定产出的成本；第三，通过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外包，让更多的私人营利性企业加入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来，以期提高效率。

（5）利益集团与寻租。在政治场合中，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小集团，通常拥有与他们的规模不对称的实力，足以比那些大规模集团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导致利益集团作为其中的一种政治参与力量，对于公共政策的形成和运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利益集团与官僚的合作，通常只是推进了小集团而非中间投票人的利益。作为管制机关的政府部门被所要管制的产业部门所俘获的案例比比皆是。利益集团寻求租金的努力，通过影响政策税收、管制、关税保护等政策，导致了非生产性再分配，既降低了经济效率，又浪费了社会资源。除此之外，利益集团还通过提供经济资助直接影响行政和立法的选举格局；通过战略性地提供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信息以影响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