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与外交·
俄罗斯文化精神对外交的影响
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都会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它指的是支配千百万人的习惯和力量，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潜意识”
。
俄罗斯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或传统，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因果性力量，还是支撑国家外交政策的社会性基础，更是建构国家外交策略的构成性要素。而俄罗斯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更是影响到直接参与外交活动的外交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从而影响到外交的成败得失。
一 对外交往促进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俄罗斯民族生存发展之地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条件得天独厚，极为特殊。俄罗斯领土辽阔，其广大的地域空间将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也使俄罗斯文化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产生和发展，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东方文化的制约，深深地打上了文明结合部的烙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传统基因，从俄罗斯文化的孕育期就进入了俄罗斯文化的肌体并扎下了根，也决定了俄罗斯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正是在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在与其他民族进行的“我—他”形式的对话中，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
早在东斯拉夫部落时期，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就受到了来自南方和东南方的突厥文化以及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芬兰—乌戈尔文化的强大影响，正是在与比邻游牧民族的征战和交流中，促进了东斯拉夫文化和突厥文化、芬兰—乌戈尔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古罗斯民族文化起源的原生层。
东斯拉夫人与瓦兰吉亚人和希腊人以及古代保加利亚人的交往，又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原生层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拜占庭文化以及南部斯拉夫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再生层。
基辅罗斯建立后，俄罗斯文化发展不断受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正是在主动和被动地对外交流中，俄罗斯文化走向成熟。
公元10世纪末，罗斯受洗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大转型，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第一次高潮。东正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俄罗斯文化奠定了精神基础，也为俄罗斯文化的宗教性打下了神本意识的烙印。
公元13世纪蒙古鞑靼的入侵和长达240年的统治促成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在与蒙古征服者充满血与火、虚与委蛇、欺诈逢迎的交往中，俄罗斯文化被大规模地东方化。蒙古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俄罗斯的表层生活，更以专制权力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军事制度改变了俄罗斯的内部秩序，为俄罗斯文化注入影响深远的东方成分。
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大转型是彼得一世面向西方的改革，这是俄罗斯大规模吸收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又一次高潮。这次融入西方的文化转型跌宕起伏、曲曲折折，强化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色彩，也把俄罗斯文化精神中与西方对立的一面凸显出来。
总之，俄罗斯民族的对外交往活动深刻地影响和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俄罗斯文化精神作为在俄罗斯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或观念，是诸多要素组成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共同性
共同性（соборность）是俄罗斯文化在面对群己关系问题时的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是集体生存的方式和人民共同命运的表现；是俄罗斯民族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生活原则。
共同性追求的是在共同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基础上的统一，是在对上帝之爱和相互之爱基础上个人的自愿联合，注重的是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生活、共同参与的基础上，个人对村社集体的认同和服从，强调统一，强调整体，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
共同性的思想源自东斯拉夫人根深蒂固的整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在传统观念中，整体的东西无条件地占统治地位，个别只能在服从整体的条件下才可以存在。
共同性也与源远流长的村社精神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传统道德——村社集体主义的核心，强调村社的利益高于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小我顺从村社的“我们”。
共同性还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基本原则。东正教追求的共同性意味着宗教生活的一致，注重共同一致的宗教信仰、集体理解和剖析真理，注重集体宗教仪式和集体心理感受，寻求共同的获救和普遍的幸福。东正教对共同性的偏重，体现出整体化的精神，在赋予整体意识最高价值的基础上追求统一。
总之，共同性的精神被理解为广义的集体精神。共同性是一致性原则，是多样性统一原则，共同性是俄罗斯生活的合唱原则，就像俄罗斯的合唱歌曲，众多独立的声音和音调和谐地融合为统一完美的和声。
2．神本意识
俄罗斯民族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化的根本特点，神本意识在俄罗斯文化中长期占主导地位，成为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
神本意识指的是以神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东正教的方式表述就是上帝始终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和主宰，人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人只有敬畏上帝，绝对服从上帝的旨意和安排，才能得到神眷，回到上帝的怀抱。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坚持东正教的正统性，认为俄罗斯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俄罗斯东正教自称为东方正教，也就是唯一“正统的”“公正的”宗教，是以颂扬上帝，包括颂扬来自上帝的权力为己任的宗教。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孕育了俄罗斯文化的使命意识、救世精神，强调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和特殊地位。俄罗斯民族将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精选出来的民族，肩负着上帝赋予的拯救人类世界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是代表真理的东正教的继承人，有责任有义务解放各个民族，拯救芸芸众生的身体和灵魂，甚至拯救全人类。
3．缺乏中庸、好走极端
缺乏中庸、好走极端作为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的内容，指的是其思想和观念、立场和行为中常常表现出互相矛盾的极端性，重视分别，强调对立，不太重视中国文化强调的中庸精神。
别尔嘉耶夫揭示了俄罗斯文化的矛盾统一性，认为：“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可以发现相矛盾的特征：专制、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喜好暴力与善良、人道、宽容，迷信宗教仪式与寻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与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信仰末日论和弥赛亚说与表面的虔诚，寻求上帝与好战的无神论，恭顺谦虚与放肆无礼，奴隶主义与造反行动。”
应该强调的是，俄罗斯文化矛盾统一的双重性的根本特点在于其表现出来的极端性，在国家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在造反性和驯服性之间、在心灵自由和社会奴役之间、在虔诚的宗教意识和彻底的无神论之间，缺乏一个过渡的中间带，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个极端。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可能找到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但只有在俄罗斯，总是很少甚至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中间阶段，没有任何间接的表示，没有过渡，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国家产生于无政府主义，奴隶主义产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超民族主义。
4．高度的自我节制和忍耐精神
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节制和忍耐精神举世闻名，这既是俄罗斯文明发祥之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酷的地缘条件的产物，更是东正教不遗余力教化浸润的结果。
俄罗斯文化的发祥之地处于高寒地带，自然条件十分严酷，人们为满足生存需要不得不更加忘我地劳动，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由此形成坚忍顽强的意志，团结协作、互相帮助的精神和自我节制的禁欲主义道德。
俄罗斯民族的发展之地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四周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保护，面临来自东方游牧民族经常性的可能导致民族灭绝的威胁和来自西方的可能会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威胁，迫使俄罗斯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寻找安全的疆界，不断征战，不断扩张。和平只是极个别的例外，战争则是残酷的法则。这种使不断征战成为常态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千百年来使东斯拉夫人把高度自我节制提到首位，也使得俄罗斯民族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不断强化。
5．善于学习的全世界回应能力
俄罗斯文化生长和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缘条件使得俄罗斯文化深层的东西方二元结构的对立和统一、冲突和妥协贯穿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始终。世界历史两种不同方向的潮流在俄罗斯地缘政治和精神空间相互碰撞，人类文明在俄罗斯的肌体和灵魂中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俄罗斯文化因而获得极大的包容性，具有了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品格。俄罗斯文化不仅能包容其他文化，而且易于接受其他文化，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和精华。在学习、借鉴、吸收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具有所谓的全世界回应能力或者“掌握任何一种民族类型特征的能力”（洛斯基语）。全世界回应能力（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指的是俄罗斯文化获得了万能的普遍的回应能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反映别的文化——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话题和思想、冲突和形象，而同时并不改变自己的民族特点。
二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外交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一旦形成，反过来又对俄罗斯对外交往中的理念和行为提供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社会文化的强大支撑或实在制约。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居核心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和观念，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既深刻地影响俄罗斯民众和社会精英对外的态度，也给国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选择和实践提供文化的支撑或造成文化的限制。
1．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化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俄罗斯外交提供可资凭借的精神因素
民族凝聚力是组成外交凭借的综合国力中精神要素的重要因素。民族凝聚力往往源自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而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主要得益于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潜移默化的塑造。通观俄罗斯历史，特别是外交史，正是独具特色的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滋养了俄罗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使得俄罗斯从基辅罗斯至今在强敌环视的险恶环境中左冲右突、不断扩张而始终有所凭借。
首先，俄罗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表现为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随着罗斯基督教化，在共同性和以神为本的文化精神的滋养下，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不断发展，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日益增强。突出表现就是文化精英对俄罗斯民族的优点和长处的发掘阐发和交口赞誉，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民族优越感。恰达耶夫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彼得大帝教导过的俄罗斯民族那样不偏袒自己，也从未有一个民族在进步的舞台上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正是在这种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基础上成长出俄罗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观念，走过头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别尔嘉耶夫不无激愤地指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具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是民族主义自大狂甚嚣尘上的国家，是把一切（甚至基督的宇宙教会）都民族化的国家，是自诩具有天赋使命的唯一国家。”
其次，俄罗斯文化精神滋养的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为俄罗斯民族凝聚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罗斯文化的神本意识和宗教精神催生了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意识和救世精神，而它们因为适应了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崛起时的精神需要而日益深入人心，在增强俄罗斯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俄罗斯大地的爱国主义情怀。
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强调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大地的从属性。这独特地反映在俄罗斯人的自我称呼上。俄罗斯人对别国人民的称呼用的都是名词，如китаец（中国人）、немец（德国人）、француз（法国人）等，而俄罗斯人称呼自己用的却是形容词русский。这具体地表现出俄罗斯人对自己现有东西的从属性及与最崇高最宝贵的物质的关联性。这种最崇高的物体、这种现有的东西就是俄罗斯大地。居住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人，保卫它，耕种它，爱护它，享受它的恩赐，得到它的保护，做它的孩子，就成为русский（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的爱国情怀与圣罗斯的观念密不可分。圣罗斯的观念是俄罗斯式弥赛亚意识——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的直接衍生物。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是上帝选民生活的神圣的国家，是上帝选中的国家，是真正基督教的国家。
爱国主义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正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俄罗斯人团结一致，保家卫国，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条件下，打败拿破仑，战胜希特勒，显示出俄罗斯民族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强大的国家力量。
再次，与爱国主义情怀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和服从。俄罗斯民众宗教徒般虔诚地对待自己的国家，就像对待一个必须服从的高高在上的命运主宰。一旦外来危险降临时，消除危险需要多少财富、劳动和鲜血，就准备贡献多少财富、劳动和鲜血。问题不仅仅在于彼得堡冬宫或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有权按自己的意志给各个阶层加上国家赋税和国家徭役的沉重负担，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把这种沉重负担作为不可避免和必需的东西来接受了、承担了。在这里，国家的利益高于地方、阶层、家庭和个人的利益。
从这种对国家的认同中，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化所倡导的共同性和整体至上观念的影响，也不难看到俄罗斯文化中宗教精神所教化的服从权威思想的作用。
2．俄罗斯文化精神深刻影响俄罗斯的外交理念
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直接结果。在俄罗斯从古至今的外交史上，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外交理念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外交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思想养料；二是为外交理念的具体化添加文化优越感的心理支撑；三是为外交理念的施行提供正义性和正当性的道德依据。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诉求和帝国意识作为外交理念的发展颇能说明问题。
俄罗斯的帝国意识着眼于国家强盛，要求不断进行领土扩张，注重俄罗斯作为大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影响和作用，强调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甚至主宰。这种帝国意识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兴盛而膨胀，逐渐发展成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其主要思想支撑仍然是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莫斯科公国起，不断进行领土扩张是形成俄罗斯帝国的不二法门和其内政外交的主要任务。俄罗斯“执政的精英们把俄罗斯看作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的合法继承者，并力图在沙皇的统治下，‘归并’11—12世纪进入基辅罗斯版图和13—16世纪进入金帐汗国版图的俄国土地”。从1646年到1914年，俄罗斯的领土从141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180万平方公里。这种肆无忌惮的领土扩张除了获得安全屏障、争取不冻港等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外，俄罗斯文化精神滋养下的使命意识和救世精神对沙皇们的影响不能忽视。俄罗斯的沙皇们从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中获得的不仅有俄罗斯是世界基督教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帝国理念，还有充当拯救和更新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思想，更有堂而皇之地、义不容辞地扩张领土的道德依据。
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式的弥赛亚意识改头换面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旗帜下超级大国的追求。实际上，苏联时代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追求，除了与列宁把帝国主义看成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关，还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救世精神一脉相承。只不过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弥赛亚意识演变成了共产国际追求世界革命的现实行为，正是对世界革命的追求，强化了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情结，强化了苏联及其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
3．俄罗斯文化精神制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俄罗斯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当权者的意图、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制度的运作，更受制于民众和文化精英的对外态度。而后者受到文化精神体现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则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为外交决策的权力集中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民众认同基础。
自基辅罗斯起，俄罗斯外交的决策权就高度集中。在基辅罗斯时对外交涉从构想到实施都由大公亲力亲为。到莫斯科公国时期，尽管建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但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决策权仍完全集中在沙皇手中。俄罗斯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戈尔恰科夫有一次曾说：“在俄罗斯只有两个人知道俄国政府的政策，皇帝决定政策，而我起草并执行之。”戈尔恰科夫的话不无自我炫耀的成分，但的确道出了俄罗斯从沙俄帝国到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决定权高度集中的实情。这种决策权力集中在当权者个人手中的状况不仅有沙皇专制制度作为保障，更有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浸润下传统的皇权主义意识作为支撑。
皇权主义意识的发展是俄罗斯文化基本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的结果。俄罗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共同性原则和宗教精神，强化了民众对集体乃至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心理，这是皇权主义深入人心的思想基础，而宗教精神浸润下的人们对君权神授观念的普遍认同，则把对沙皇绝对服从的崇拜意识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意识支配下，人们不仅认为沙皇对内对外的专权独裁天经地义，而且颇能自觉自愿地为当权者外交上的恣意妄为而效力，并承担一切后果。
其次，文化价值观影响外交方向的选择和偏重。
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俄罗斯为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大国地位，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头向东一个头向西的双头鹰外交。“在西方受到挫折向东方寻求安慰；在东方得到同情再返回西方求爱。”然而在东西外交的取向中，俄罗斯在向东寻求安慰时又与东方格格不入，看不起东方，忍不住要显示强权；而在向西方靠拢时，又与西方对立，难以真正融合。这种摇摆不定的外交取向既取决于保障国家安全的考量，也为地缘政治利益争夺所决定，更受文化价值观所影响。
由于利益重心在欧洲部分和对欧洲的文化认同，俄罗斯外交政策偏重于西向，与西方国家分分合合、忽近忽远的争斗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可是，面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西方，俄罗斯常常自惭形秽，竭力要融入西方，以赶上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但越是向西方靠近，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应就越强烈，也就越与西方对立。这种对立除了利益的纠葛和争斗，也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化倡导的共同性原则、集体主义精神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格格不入，不难发现俄罗斯民族文化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的顽强显现，更容易找到俄罗斯文化精神熏陶下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西方资本主义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反感和鄙视。
再次，俄罗斯对外政策超出常规的多变、善变和极具冒险性也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浸润下的民族性格不无联系。
世界上各国的外交政策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不足为奇。但俄罗斯外交政策超出常规的多变、善变，则是颇为突出的。从保罗一世联英反法到联法反英的外交急转弯，到斯大林联合英法反德不成迅速转向备受争议的联盗防贼，俄罗斯外交史中这一次次超出常人想象范围的外交政策突变，让世界难以理解。而近些年来在中俄石油管道问题上的一波三折，则令当事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反反复复更有切身体会。更有甚者，俄罗斯外交实践中不时出现的冒险举动，常常让世人目瞪口呆。从斯大林出兵伙同希特勒肢解波兰的以侵略防侵略的果断行为，到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让“美国人尝一尝被导弹瞄准的滋味”的冒险举措，再到叶利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派兵抢占普里什蒂纳机场的大胆举动，俄罗斯外交史中这一次次类似的举动都极具冒险性，大大出人意料，甚至引起世界的震动。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多变、善变和外交实践违反常规的冒险性，不仅是国家利益和实际地缘政治条件的产物，而且与在俄罗斯文化精神熏陶下俄罗斯人的观念和民族性格有关。俄罗斯文化的宗教精神和缺乏中庸精神的极端性，不仅培养了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使命意识和救世精神，也滋养了俄罗斯民族好走极端的非理性情绪，更强化了俄罗斯人思想和行为时常发生矛盾。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在大国地位的诉求和现实利益算计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多变、善变，一旦在国际上受到歧视和侮辱，想方设法都要伺机报复，外交行动时常带有冒险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4．俄罗斯文化精神促进俄罗斯外交艺术的成熟和外交资源的积累
俄罗斯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品格孕育出俄罗斯文化全世界回应能力的文化精神。这种善于学习别人长处为我所用的文化精神直接滋养了俄罗斯外交艺术的成熟和外交资源的积累。
首先，俄罗斯文化的全世界回应能力表现在善于学习总结别人的外交经验、手段、策略和技巧，为自己所用。
与欧洲大国强国相比，俄罗斯经济相对落后，但它始终让人不敢小觑，并几度成为欧洲霸主和国际事务的主宰，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出色的外交。俄罗斯人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充分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分化列强，使其互相制衡来凸显自己的作用，并从中获取利益。特别是在东方，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更显示出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和经验积淀，“充分地发挥了外交上的技巧，或趁火打劫，或巧取豪夺，或挟恩索报，甚至使西欧强国的武功在俄国外交成就面前黯然失色”。而这一切得益于俄罗斯善于从他人那里学习总结外交经验、手段和策略。
俄罗斯国土辽阔，周边国家众多，又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与东西方有着长期而密切的交往，非常熟悉东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方式，特别是对西方各国的战略目标、外交制度、决策程序和策略方式十分清楚，从中吸取了许多有利于己的因素，因而比许多千年古国更早地形成了大国意识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
俄罗斯人从罗斯时代与拜占庭帝国打交道起，就受到拜占庭帝国分而治之政策下分化瓦解、金钱收买、宗教同化和秘密外交等外交风格的熏陶，面对蒙古鞑靼的残暴统治，罗斯人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学会了在险恶条件下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权谋和才干。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已成气候。从那时起，随着沙俄帝国争雄于国际舞台，俄罗斯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日趋成熟。从外交机构的设置到对外战略的策划，从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到外交策略技巧的运用，都紧跟世界潮流，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其次，一批批杰出外交人才的涌现也是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俄罗斯文化精神滋养俄罗斯外交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
外交作为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途径，其行动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正确的外交决策之外，还仰仗外交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他们的职业水准直接体现国家外交水平的高低和外交资源经验积淀的厚薄。
善于向他人学习、总结他人的经验为己所用的俄罗斯文化精神造就了俄罗斯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促进了俄罗斯资源的不断丰富和经验的不断积淀，更滋养了以杰出外交家戈尔恰科夫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职业外交人才。他们是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发展者，又是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俄罗斯文化精神的体现者。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翻云覆雨，各显神通，甚至千古留名。难怪恩格斯也曾感叹俄罗斯外交界的作用超过俄罗斯军队，认为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
俄罗斯历史上敢于任用外裔外交精英担任外交要员，也是俄罗斯文化具有全世界回应能力的开放品格的典型表现。彼得一世面向欧洲的西化改革，不仅让西方文明风靡俄罗斯，还从西方引进大量人才，包括外交精英。到19世纪，外国血统的外交精英被俄罗斯沙皇毫无顾忌地任命为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卡波吉斯特利、杰尔斯等长期把持外交部门。一再大胆地任用外裔外交精英掌管与国家利益和安全休戚相关的外交部门，这在其他国家颇为罕见，也吸引众多国外职业外交家来俄罗斯发展，用自己的才干为俄罗斯外交效力。所以恩格斯认为，一伙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操纵了俄国外交，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