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纵观俄罗斯外交的历史与传统,空间因素下的自然地理条件、国土疆域、资源限制和地缘政治环境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及对周边文明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俄罗斯人特有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对俄罗斯的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和政策都有极其巨大的影响。空间因素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潜在地指导并推动着俄罗斯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外交进程,隐形地融入俄罗斯外交历史的传统和脉络,成为分析研究俄罗斯外交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性原则。
地缘政治学之父、德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在100多年前曾谈到“空间因素”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国家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被视为必须与自己的土地保持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必须从地理观点上进行研究。正如民族学和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国家在空间基础上发展,与这个基础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中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能量。可见,国家是受这个空间控制和复苏的空间现象;地理学应当对它们进行描述、比较、测量。国家被列入一系列的生命扩张现象,是这些现象的最高阶段。”拉采尔将他的体系建立在进化及科学原理上,把国家看成置于土壤中的有机体,其生命来自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他的地理法则以“空间”和“位置”为重点,前者取决于同时也增进着居住在空间中的群体的政治性格,后者赋予空间以独特性。由此,国家的空间扩张便可以理解为自然的生命进程,类似于有机体的成长,而空间就是国家有机体的母体,是左右国家进程的最关键因素。空间的发展变化代表了国家以及民族共同体作为连续不断生命体活动的历史形式,使生活于共同空间的人们表现出某些相似的特性,成为传统模式,被人们所牢记。这种空间创造出的共性记忆,将地缘地理概念演变成国家居民历史精神和情感相互联系的纽带,形成具有同一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
尽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行为同时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文化、民族性、宗教等),但毋庸置疑的是,空间因素是影响国家和民族最稳定,也是最典型特征的主要因素。因此,欲求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行为,首先要深入研究其所存在的空间因素。充分考虑空间因素也是每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实施外交活动的首要前提。
空间因素涵盖面较为广泛,一方面特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因素,例如自然地理气候条件、领土范围、地缘特点、资源条件、邻邦国家等客观存在性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国家或民族主体生活环境下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例如人口迁移、领土扩张、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等主观性因素。
深入分析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对于了解俄罗斯外交传统理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以自然地理和地缘特征为代表的客观性因素一直在更为稳定长久地影响着俄罗斯外交的传统和理念。正如俄国著名历史学家В.克柳切夫斯基所言:“国家的自然条件是摇动每一个民族摇篮的力量。”
一 国土疆域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国土疆域,这一特点对俄国外交理念和思维具有重要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广阔的国土疆域铸就了俄国大国主义心态下的强国理念
一个国家面积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力量的强弱。领土面积的大小不仅意味着一国外交可以借助的资源的多寡,而且决定了一国外交所依托的空间的大小。巨大的地理空间和重要的地缘位置,使俄国人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居于世界各国和民族之林的中心,周围地区的民众和国家都应该臣服于俄国,广阔的土地也都应该属于俄国。俄罗斯著名史学家 А. Н.萨哈洛夫曾言:“从斯拉夫人踏上东欧平原起,生存压力下的扩张便注定了俄罗斯未来的大国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俄罗斯民族独一无二的历史命运。”事实上,此种大国主义下的极端民族情感不是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在漫长的俄国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
广袤的疆土不是一夕形成的,是俄国千年历史不断发展的结果。俄国通过殖民拓土、人口迁徙和领土扩张,从东欧一隅之地的城邦国家转变成横跨亚欧的帝国。广阔的土地不仅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无限的空间、丰富的资源和令人艳羡的财富,更为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的自信和大国主义的欲念。俄罗斯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俄罗斯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这充分表明了俄罗斯的帝国之感觉。
广阔的国土疆域使俄罗斯人很容易得出一种世界大国的自我评价。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俄罗斯人也的确曾一再表现出欲领导世界的倾向,大国主义下的民族优越感内嵌于外交之中,成为俄国及苏联外交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在当代,大国主义的传统外交思想依然影响并指导着俄罗斯对现今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俄罗斯要成为强国,不仅是俄罗斯政治领导人所追寻的目标,更是俄罗斯人民重获民族自豪感的希望。究其历史发展源头,巨大的自然地理疆域无疑是俄罗斯发展复兴中的最大资本。
2.广阔的国土疆域使得俄罗斯外交具有较强的变化性和灵活性
美国著名汉学家汉斯·摩根索曾指出:“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这一点对外交也不例外。俄罗斯巨大的领土空间,为俄罗斯外交创造了极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也使得外交重心可以较快地变化转移。
首先,巨大的领土空间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基本保障。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也保护了俄罗斯人,给了他们以安全……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人,帮他摆脱困境。”“由于他背后总是站立着无边的空间,可以拯救他,他不必十分害怕。”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只要征服俄国的目标制定有误并倾向于毫无限度,那么,对俄国领土的征服就会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不是征服者在吞并领土并从中获取力量,而是领土在吞噬着征服者,削弱他的力量。”在俄罗斯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广阔的地理空间一直是保护国家最重要的支柱力量,也是维系民族命运最重要的命脉所在。
其次,巨大的领土空间使俄罗斯外交能够依托的资源较多,外交的弹性大、手段多。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列宁“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为新政权的巩固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近年来的俄罗斯外交也是这样。俄罗斯采取“能源战争”来限制北约的东扩计划;用石油、天然气及运输管道来干涉或限制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政治领域的变化,以期维持对这些地区的战略控制。俄罗斯外交手段的灵活和多样,都离不开自然地理疆域的广大。巨大的领土版图给了俄罗斯可以在其中辗转腾挪的政治空间,加大了其外交周旋的余地。
最后,巨大的领土空间使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余地大,重心变化多。俄罗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同国家或集团间适时改变外交重点和外交策略,并可在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攻势与守势之间调整转换。俄国历史上的北方战争、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日俄战争,实际上都是俄国外交战略重心变化的相应表现。
3.巨大的领土空间使俄罗斯邻国众多,外交边界问题突出
俄罗斯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与14个国家接壤,即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哈萨克斯坦、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国、蒙古国和朝鲜。俄罗斯还隔海与日本及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相望。邻国众多、地缘关系复杂的现实使得俄罗斯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成为常态,而边境的不稳定性势必影响俄罗斯国内政治、军事及外交等各个领域。如何解决边界争端,成为俄罗斯外交面临的突出问题。从此意义而言,边界问题对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4.巨大的领土空间对外交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苏联学者曾经指出:“国内政治因素始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外政策的长期和战略性方针及其参与国际关系系统的性质。”基辛格则指出:“国内结构的形式是既定的,对内政策是对外政策的根据。”“在精确制定某一国家的积极目标方面,国内结构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纵观俄国历史发展历程,从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到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再到当今俄罗斯强总统、弱议会的政治体制,集权性是俄罗斯政治体制传统中最为本质的特性。而这一本质,与其国家的广袤空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几个世纪的侵略扩张过程中,俄国一方面以集权性的专制手段穷兵黩武地扩大版图,另一方面又因领土的不断扩张而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形成广阔疆域之后,专制集权更是成为最有效的统治方式。
在外交层面,以君主为核心的封闭式决策体系使得个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外交决策中浓厚的个人色彩,增大了外交突变的可能性,使得俄国外交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因素往往成为事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例子在俄国历史上数不胜数,保罗一世就是一个典型。保罗一世感情用事,反复无常。由于憎恨自己的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一上台就想完全改变前朝的政策,并特别攻击其母曾经推行的对外政策。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一言以蔽之,掌握朝纲,全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只凭一种绝对权力颐指气使、即兴处置。”保罗一世的外交缺乏连贯性,是随机反应式的。在他执政的短短5年时间里,他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同盟关系。直到1801年保罗一世死于宫廷亲英派发起的政变,其变幻无常的外交才得以终止。
二 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于其疆土辽阔,而且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同样巨大深远。
自然地理环境与俄国外交传统以及俄罗斯民族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都有极大关联。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说:“在开始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种掌控每个民族起源的力量,就是该民族所处国家的自然环境。”
俄国虽横跨欧亚两大洲,但其中心及发祥地却是在东欧平原(又称俄罗斯平原)。建于公元882年的基辅罗斯,占据从维斯瓦河、波罗的海到乌拉尔山以及自北冰洋到黑海、亚速海和里海海岸之间的广大地区。整体的内陆性、海岸线较短、山与山脉之间缺乏内部的自然界限是这个平原的独特之处。东欧平原最重要的特点是有着密集的河流网,这些河流缓慢流动,曲曲弯弯,并带有许多支流,各流域之间彼此非常接近。
在土壤和植被方面,东欧平原可以分为五个地带。顺着北冰洋沿岸的最北部,从西往东绵延着冻土带。这一巨大地带布满沼泽、小灌木丛或矮生树林,一年大部分时间被冰雪所覆盖,完全不适于农业。从此向南,靠近基辅—奥廖尔—喀山一线的是森林地带。自古以来就覆盖着“茂密的”“难以通行的”森林,先是针叶林,后是阔叶林。这一地带的土质主要是黏土和砂土。再往南,是过渡性的森林草原地带,处于北纬51° ~54°,大致与土层最深厚的黑土地带相吻合。再往南就是草原地带,土地肥沃适于农耕。最后一个地带,是在俄罗斯平原的东南角,即里海北岸。这里是沙漠地区,到处是砂石和盐碱地,完全不适于耕作。
俄国自然环境的三个基本因素——森林、草原和河流——在人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并对俄罗斯的生活进程产生了多种影响。
森林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生活的环境,“直到18世纪后半期,大部分俄罗斯人依然生活在俄国平原的森林地带之中”。森林给予俄罗斯人各种各样的帮助——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经济上,森林为俄罗斯人供应建筑材料和燃料,同时还为家庭提供日常用品和食品。森林也给予俄罗斯人以极大的政治帮助,“对俄罗斯人来说,森林还代替山丘和城堡成为躲避外敌最可靠的掩蔽所。国家本身最初与草原接壤,由于草原邻人的侵袭而没有获得成就,只有在远离基辅的地方,在森林的掩护下才巩固了起来”。最后,森林还给俄罗斯人以宗教—道德方面的帮助。在蒙古鞑靼桎梏的艰难时期,在外来政治压迫和社会内部道德沦丧的时代,一些虔诚的人们希望脱离尘世的诱惑、忙乱和不幸,进入森林中的“无人之地”,筑起小屋,离群索居。这些地方逐渐变成原始森林中俄罗斯人移民的中心和示范居民点。
不过,俄罗斯人在森林中的生活并非轻松和安全。需要投入沉重而紧张的劳动来清除树木以获得耕地,而不再耕耘的土地很快就会重新为灌木丛所覆盖;森林还有让农民及其家畜遭到猛兽攻击的危险,莫名其妙的林间声响使人害怕,会引起种种想象,似乎是“林妖”在呼叫和呻吟;在昏暗的森林中突然消失的林间小路让人有迷路的危险。而所有这些都会使俄罗斯人养成迟疑观望、小心谨慎、疑心重重的心态。
东欧平原的南部是草原地带。广阔黑土地上发达的农业和茂盛草原牧场上的畜牧业在俄国历史上产生了另外一种作用,培育了古罗斯南方居民宽大深远的情怀。南俄草原积极的历史作用主要还在于其与黑海相邻,而黑海使第聂伯河流域的罗斯很早就与南欧的文明世界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但是,南俄草原又与中亚草原接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古罗斯造成了极大威胁。亚洲游牧民族几乎是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俄草原:先是匈奴人(4—5世纪),接着是阿瓦尔人,“乌戈尔人”(匈牙利人),保加尔人,哈扎尔人,然后从10世纪起是佩切涅格人,突厥人,波洛夫齐人,最后是蒙古鞑靼人。所有这些亚洲汗国都对俄罗斯的土地进行过毁灭性的攻击,并迫使俄罗斯人在连续不断的艰苦斗争中耗尽自己的力量。“这种与草原游牧人的斗争……差不多从8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给俄罗斯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历史记忆……在俄罗斯历史生活中的这种情形,足以超过欧洲的全部缺点。”这种与亚洲游牧民族的相邻关系,使俄国人形成了对亚洲人疑虑和不信任的民族心理。
俄国自然环境的第三个因素是河流。俄罗斯的河流有着很大的历史作用,俄罗斯人热爱自己的河流,在歌谣中再没有别的自然现象如河流一样得到如此之多的赞美。河流不仅以丰富的鱼类资源养育着俄罗斯人,还给他们提供了稠密、方便的交通网。沿河行进着俄罗斯的移民者,沿岸则建立起一座座城市、乡镇、小村庄,还有渔猎人的小茅屋。各流域之间相互接近促进了不同地区居民的交往和亲近。
东欧平原的水路不仅有地方意义,还有着国际意义。这些水路之中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大水路,在古罗斯编年史中被称作“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即“瓦希之路”,也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拜占庭之路。它从芬兰湾沿涅瓦河到拉多加湖,接下来沿沃尔霍夫河进入伊尔门湖,再下来沿洛瓦季河行进,然后通过一些小河与“连水陆路”进入第聂伯河上游,最后沿着第聂伯河进入黑海。而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一线乃是罗斯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轴心,也正是沿着这一轴心形成了“罗斯国土”。另一条重要的伏尔加河商路则朝东南方向沿着伏尔加河进入保加尔人地域和哈扎尔汗国,接着流入里海。
森林、草原与河流三种自然地理形态深深影响了俄罗斯人口的分布和职业特征以及俄国历史发展的历程。对东欧地理环境的论述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一些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著名俄国历史学家维尔纳斯基就曾试图根据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和地缘位置的独特性来诠释俄罗斯的整体发展进程。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状况是评述该国历史的前提。在生产力低速发展的时代,充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是人类还无法企及的梦想。因此,在国家或民族形成中,自然和气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的活动和生活需要取决于居住的环境,而地理环境条件往往决定了民族的心理性格、历史命运以及对待外部世界的行为方式。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伴随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并通过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体现出来,逐渐形成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文化心理。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外交政策是民族文化衍生后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对外诉求。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洛弗尔所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培养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1.开阔的东欧平原引起强烈的不安全感
东欧平原缺少自然屏障,民族流动频繁。从公元前的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到公元后的哥特人、匈奴人、斯拉夫人、哈扎尔人、保加尔人,再到蒙古入侵,整个东欧平原犹如巨大的历史舞台,不停更换着舞者,直到形成统一的莫斯科公国,东欧平原才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平原的开阔性使得俄国历史上长期受到四面的侵扰,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俄国人缺少安全感。他们不断进行自卫斗争,驱赶侵略者,但由于无险可守,不得不经常扩张他们的边界,控制更广大的地域,不让敌人接近核心区域。随着所拥有土地范围的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国家具有了更大的开拓领土的实力。领土的扩大又增加了新的不安全因素,于是又会开始新一轮的扩张。在安全噩梦的循环中,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便成为俄国对外政策中传统的安全模式。
2.茂密的森林地带造成多疑性格和神秘主义
直到18世纪的后半期,绝大部分俄国人还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森林地带。森林中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环境使俄罗斯人养成多疑、谨慎的心态。在与森林打交道时,宗教的神秘性与林间的寂静结合,森林成为“喜好恶作剧的独眼恶魔的黑暗王国”,使人产生莫名的恐惧。在俄国人的传统观念意识中,总是会悬设一种超越人类和自然的不可知力量在左右着他们的命运。这种神秘主义逐渐成为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中较为独特的东西,成为其民族性格的特点之一,并表现在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
3.漫无边际的草原和纵横交错的河流养成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草原和河流为俄国人的殖民活动提供了便利,也激发了俄国人开疆拓土的进取精神。7世纪中叶,由于阿瓦尔人的入侵,东斯拉夫人被迫从喀尔巴阡山脉退出,散居于东欧平原,形成或大或小的氏族部落联盟。7—8世纪开始,分散的斯拉夫人首先占据了沿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一线伸展的广大地区。拉多加、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等主要城市都建于沿河流域和草原的中心区域。第聂伯河流域连接了与北欧地区和拜占庭的贸易,伏尔加河流域则打通了与哈扎尔和阿拉伯地区的联系。沿河发展的贸易和抵抗草原的征战是古罗斯国家建立的两大根本动力。
从基辅罗斯时代起,东斯拉夫人就利用草原的开阔性和河流交通的便利性不断移动,不断扩大生活的领域。一直到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殖民成为开疆拓土的终点。每一次的殖民浪潮,俄国的农民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走在国家扩张政策之前,因此他们是真正的欧亚大草原拓荒者。他们的冒险和进取精神不自觉地为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加快了俄国扩张主义的速度。
总之,纵观东欧平原的自然地理,可以发现俄罗斯人似乎是这片平原天生的主人。北部的森林为俄罗斯人的生存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并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为其提供庇护所;南部的草原成为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相互角逐的战场,培养了俄罗斯人的好战精神;河流则是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和先进文化进行贸易、交流、学习的主要通道,激发了俄罗斯人开拓和赶超的精神。
4.自然气候条件影响了俄国历史进程
近10年,俄罗斯历史学界的学者们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俄国农业方面的史料,逐渐认识到自然—气候因素对俄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Л. В.米洛夫于2009年主编的《俄国史——从远古到17世纪末》。此书涵盖了从古代至17世纪末的俄国史,以丰富的史实资料呈现并证明了自然和气候条件对俄罗斯国家及社会生活存在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关键环节——农业效率低下,使得创建国家的前提条件成熟缓慢,俄国历史初年在很长时期都没有产生大土地私有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基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俄国早期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以王公亲兵为首的职业军团集中剥削国民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剩余产品总量低下,以国家收入供养亲兵的简单化体制的结果。只是随着古罗斯国家解体为一系列公国,才有了在上述结构内建立私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之后,伴随统一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央与地方有效管理体制的确立,于16—17世纪补充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才补偿了自然—气候原因造成的缺陷。
生产条件的重大差别,强烈地影响着欧洲西部和东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
在主要的西欧国家,有利的自然气候条件不仅有助于农业产量的增长,而且能拓宽非农产业的领域,促进城市、工业、文化的发展,并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在这种发展类型下,国家对创造生产所需的普遍条件发挥的作用较小,而封建领地和城市公社在行政管理、社会功能及文化上则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巨大的财富、个体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工业、商业、文化、科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西欧的对外交往更加趋于外向。
而东欧平原与西欧的自然气候条件极其不同,并不肥沃的土地和农业劳动周期非同寻常的短暂,使得俄国个体农民的生产不仅低效,有时甚至直接依赖于农村公社的帮助。耕作水平不高、产量低下,是俄国农村公社、农奴制度以及动员型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又逐渐形成了其相对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对外交往的主体是人,外交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进行相互交往的活动。而任何人类的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的,时间与空间的客观性是研究探讨人类活动的前提。俄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俄国人在漫漫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待外部世界的民族性格和态度。
领土疆域、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等空间因素给俄国人的历史刻上了特殊的印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历史时期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战略的走向。事实也正如拿破仑所言,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会懂得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三 特殊的地缘空间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俄国领土面积的广阔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和理念均有深刻的影响,但对俄罗斯外交影响更为深远并且决定俄罗斯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本质因素是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空间因素,也就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极为重视地缘政治在外交中的影响和作用,将地理环境的空间因素视为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制定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条件极为特殊,其辽阔的领土地域空间将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也使得俄罗斯文化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产生和发展,并在许多世纪的历史中成为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桥梁和栅栏。在俄罗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世界观时常发生冲突,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一种潜意识。此种潜意识不仅决定了俄罗斯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不同的处世哲学和社会价值观,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外交观念以及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外交战略。
有关俄罗斯地缘空间对外交影响的论著更多指向欧洲与亚洲东西两向的影响。事实上,东方与西方的文明角力是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方才真正显现于俄罗斯历史之中的。在此之前,南北方向的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居于主导。正如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所认为的,在俄罗斯文化的创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拜占庭给俄罗斯带来东正教的精神信仰,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人则给俄罗斯带来了军事部落体制,并在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斯国家的建立是中世纪国际交流、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基辅罗斯建国本身就是与外族联系的结果。尽管对最早建立古罗斯国家的“罗斯人”“瓦良格人”的族属问题依然存在学术上的争议,但从其国家最早建立的动力和方式上来看,贸易与征服无疑是国家建立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斯堪的纳维亚人沿着第聂伯河的“瓦希之路”,与拜占庭进行着贸易与征战。沿河建立的许多商贸据点发展成为周边贸易集市的中心地区,吸引了大批斯拉夫人及其他民族的人共同参与,逐渐形成了城市领区。为了抵抗佩切涅格人等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各个城市领区通过协议或战争方式组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城市国家联盟,而这便是俄罗斯国家早期的雏形。
如果说公元862年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俄罗斯历史中的北欧文化因素,那么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则打上了拜占庭基督教—东正教对俄罗斯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刻烙印。直到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国家之前,基辅罗斯除了与其周边少数民族联系外,最主要的便是与南方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古罗斯与拜占庭的对外交往主要有两种发展过程,其中以接受东正教为分隔点。之前,古罗斯更多是以贸易和战争的方式与拜占庭发生联系,尽管签订了很多外交条文,但那也只是战争之后的善后。988年受洗之后,基辅罗斯开始进行王室的对外联姻。例如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娶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为妻,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波兰两代王公。另一位大公弗谢沃洛德则娶了拜占庭皇帝莫洛玛赫的女儿为妻。对外联姻在当时几乎成为罗斯公国与拜占庭及周边国家互派常设外交代表的最初替代。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基辅罗斯一直在南北两向影响之下自然发展,那也许“第三罗马”的神圣光环真的可以属于俄罗斯人。但是,蒙古对俄罗斯的侵略和统治,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命运。13世纪蒙古征服了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分崩离析。
金帐汗国对东北罗斯的政治统治,人为地割绝了其与西方世界和拜占庭的联系。它使俄国从此不能只面向西方,还得面对东方;使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还发展成为亚洲国家;使其在罗斯已形成的封建关系上发展起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使得罗斯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和以立陶宛为中心的西南罗斯的割裂;使得罗斯人口大规模迁移,造成大小俄罗斯民族的分化。在蒙古人的统治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形成了罗斯外交最初的某些特色:绝对的秘密、严密的控制监视以及无情地镇压异己。这也成为日后俄罗斯外交的传统。
金帐汗国为俄罗斯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使这个尚处在胚胎时期的民族习承了东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为俄罗斯文化和思想注入了无法消除的东方血液”。正如Л. М.纳伊波罗坚科在其《古罗斯文明:产生、演化与衰落》一文中所言:“金帐汗国的统治为俄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亚洲大陆体系下的血脉,在俄罗斯独特的地缘环境基础之上传播并加深了东方主义的因素,隔离了与西方政治、文化与宗教的联系,对之后形成的较为独特的俄罗斯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蒙古人奴役中形成而在蒙古人统治的洪水消退后显露出的莫斯科公国是金帐汗国最好的继任者。它于16世纪中叶征服了喀山汗国(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国(1556年),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打通了南下黑海的道路,并于1581年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西伯利亚城(今托博尔斯克城附近)。到沙皇伊凡四世统治之时,莫斯科公国从规模和体制上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其领土北起北冰洋,东至乌拉尔山脉,西抵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一带,南到高加索。
伊凡四世不仅是此前莫斯科公国大公统治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莫斯科公国对外政策的继往开来者。伊凡雷帝在俄罗斯外交史上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提出并推行东进的方针,兼并金帐汗国残部及诺盖汗国的领土,为日后俄罗斯广袤疆域打开最初的局面;第二,处理与利沃尼亚等西邻国家的关系;第三,组建了罗斯历史上最初的对外交涉的专门机构,史称“使节衙门”,对外交涉开始由带有皇室家族色彩的个人行为向沙皇信任的专业人才和机构转变。也正是从伊凡雷帝开始,莫斯科公国初具了兼顾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格局。如果说伊凡雷帝北上争夺出海口的利沃尼亚战争是谋求国家发展的必需条件,那么他向东扩张的政策就带有明显的早期扩张主义特点。由于地域广博、战略纵深大,对外战事若顺利,便可获得新的领土、人口和资源;若是不利,则可以暂停扩张脚步进行议和。故而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永远是收益高于成本,在外交上则表现为不断进取,不知满足。
伊凡四世之后,俄国经历了大混乱时期,加之波兰和瑞典的干涉,留里克王朝终结。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登上了俄国历史舞台。俄国告别欧亚内陆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欧洲大国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也正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得东方或西方的选择成为贯穿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问题。
彼得一世(被后世尊称为彼得大帝)在对外政策方面继承了其先辈的扩张主义传统,先后进行了俄土战争和北方战争,并向高加索、中亚和远东进行不断扩张。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使俄国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及其沿岸地区,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口,自此奠定了近代俄国的强国基础,使其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成一个有出海口的欧洲强国。此后,俄国正式进入欧洲,逐渐参与欧洲事务并开始与英国、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对外战争意味着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宣告终结,海洋化和西方化的俄国历史由此开始。俄国参政院在致彼得大帝的贺词中强调:彼得大帝已经领导俄国人民“由混沌无知的黑暗时代,走上了光明的世界舞台”。确实,彼得大帝结束了俄国长期孤立的状态,建立了通往西方的通道,用强制手段将俄国推向了加入欧洲强国的征程,并基本确定了此后近200年俄国学习先进的西方的发展趋势。
在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历史激荡中,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也具有了相应特点,并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传统。这一特点就像俄罗斯国徽图案中著名的“双头鹰”一样,两个鹰头一个注视着东方,一个注视着西方。纵览俄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在俄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漫长量变过程中,“双头鹰战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统治时,在地缘战略上便开始一面与西方的波兰—立陶宛进行争夺俄罗斯统治权的斗争,一面在东方开展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斗争。伊凡三世与他的前人和后继者不同,他更多的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战争手段,而是采用外交手段。在东面,他以进贡的方式与克里木汗国结成同盟,借助其势力与金帐汗国相抗衡,以期实现“用一个鞑靼人的力量制衡另一个鞑靼人”的目的。在西面,他则不断挑拨立陶宛和波兰的关系,拉拢对立陶宛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奥地利和匈牙利共同反对立陶宛。伊凡三世在不同战略方向上采用的不同外交手段和策略,尽管还不具有明显的欧亚特征,但也体现了“双头鹰战略”的某些实质。
伊凡雷帝的外交政策具体实现了兼顾欧亚的“双头鹰战略”。伊凡雷帝一面征战于西北方向的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利沃尼亚战争,另一面东向打开进入亚洲地区的门户,征服鞑靼汗国。结果,其向西北的征战遭受挫败,向东扩张则获得巨大进展,从而开始了征服亚洲的进程。
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丰富了俄罗斯的“双头鹰战略”。彼得大帝的外交重心总能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是拘泥于单方片面的向西方挺进。彼得在征战西方前,为了稳住东方,于1689年与清王朝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为其专心征战欧洲战事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此举无疑奠定了俄罗斯外交中欧亚战略最初的地缘基础和思想基础。从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到尼古拉二世统治前期,俄国将外交重点更多放到了处理欧洲事务上,东部地区属于其对外关系发展战略的次要地区。直到尼古拉二世统治后期,随着日本及欧美国家争夺东方殖民地斗争的加剧,日俄战争爆发,东方问题在俄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地位才有所回升。苏联时期,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政治斗争激烈,但也始终与西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伴随两极态势的冷战格局的形成,争夺世界霸权的外交理念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双头鹰战略”。但是,所谓的全球争霸其实也是东西方地缘战略的变种和扩展。东西兼顾依然是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因此,“双头鹰战略”思想始终贯穿于俄罗斯对外关系史之中。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更为复杂的地缘关系,历史悠久的“双头鹰战略”对其外交思维和外交战略布局仍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不论是重视东方还是重视西方,抑或双方兼顾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都是由王朝利益或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为了维护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自古以来便不断进行地区间的斗争与联合,扩大和稳固已有的地缘优势,维护国家地缘空间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作为俄罗斯外交传统主要内容的地缘政治因素,一直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动态地延续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实践中都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形成的依托和土壤,地缘政治因素孕育了俄罗斯的外交思想,直接影响其外交战略的定位,制约着其外交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