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左耳

自罹患腮腺炎后，我的右耳便落下中耳炎的顽疾。每逢天气转凉或偶感风寒，耳道就会渗出脓水，像一扇关不紧的闸门。

大伯曾对父亲耳语，说母亲命格不祥，自我降生便灾病不断。他们商量着要找神婆做法事，父亲是否真去问卜我不得而知，但那团疑云确实在他心头盘旋过。

寄居姑姑家时，中耳炎再次发作。村里流传着黄鳝血治耳疾的偏方，姑父当即下田捕来活鳝，利刃划过鳝颈时，温热的血液直接滴入我的耳道——这该死的偏方究竟是谁想出来的？

病情未见好转，姑母反而加倍用药。脓水流的更多了，最终蚀穿了鼓膜，听觉神经彻底坏死。至今我仍好奇，双耳健全的人听到的世界是否更立体？姑姑曾忐忑地问我是否怨恨，我怎会怪她？那年头文革刚结束，乡野村妇能有什么医学常识？若真要怨，就怨命运那双翻云覆雨的手。

母亲归家那日，我耳畔还挂着脓痕。她撞见父亲正要带我去村卫生所，颤抖的指尖刚触到我的耳廓，泪水便决了堤。她把我箍在怀里，转身就去找祝爷爷。那位老人只说了一句：“孩子，虔诚的心要像磐石。“后来我总想，或许正是这句话，在冥冥中重塑了我的灵魂。

用了药，几天慢慢就恢复了，此后母亲再不许父亲单独带我出门，我成了她衣角上甩不掉的影子。说起父亲带娃的轶事，倒值得另起篇章细说。

“阿克“。温州人总爱在名前冠个“阿“字。自记事起，右耳就像蒙着层毛玻璃，逼得我学会用左耳捕捉声波的涟漪。也因此，当年和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告别时，右耳漏掉了她最后的话语。我问她说了什么，她只留下个溶在夕阳里的微笑。

母亲在我右耳畔轻唤，我毫无反应，提高声量，依然寂静。直到声波绕过半个头颅抵达左耳，我才茫然转头。那一刻她突然崩溃，悔恨不该去武汉跑那趟业务。如今我倒觉得，或许上天就是要让右耳错过某些喧嚣，却让左耳更懂得聆听生命的细语。

母亲带出的学徒纷纷在村里开起了织衣坊，有些竟开自家对门，真是应了那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母亲本性善良，她也没有跟她们争执，可这份隐忍在几十年后，终究化作一场大病反噬自。

1994年春，未满五岁的我随父母奔赴深圳。舅舅在那头弹棉花赚了钱，外公也跟着南下，只留多病的外婆守着老宅。

我们落脚在采石场旁的村落，夜半常有碎石轰然滚落，把梦境砸得粉碎。母亲总在此时紧紧搂住我，我贴在她怀里，能听见两颗心脏在黑暗里怦怦对跳。

很快，我便适应了深圳的乡村的生活，淡淡的记忆里，有山头，有树林，有小桥，有稻田，对了还有那个将来从水塘里一把拽起来的阿婆。

奇怪的是，我很快适应了这种带着震颤的生活。记忆里的深圳乡村是幅水墨画：雾气缭绕的山头，沙沙作响的桉树林，歪脖子柳树下的石拱桥，还有那个后来把我拽出水塘的阿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