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第一章　岭南中药业简史

岭南，是指我国南方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以南的地区，古为百越之地。现代岭南地区的核心位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学界习惯把广东称“岭南”。故明清以后尤其近代和当代的岭南医药学相关研究主要面向广东省。岭南地区，气候、风土、物类等自然条件与中原不同，同时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疾病、生产活动等人文与经济条件亦不尽相同，以上各因素的长期组合联系造就了独特的岭南中医药学。岭南中医药学与中原中医药学一脉相承，它是中医药学在岭南独特地理气候条件和人群体质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变通与运用的产物。关于岭南中药业发展史的相关报道较少，仅有的报道也只限于中成药、厂店史［1，2］。纵观典籍，岭南中药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秦代，经历了启蒙、发展、繁荣、鼎盛和规模化精细分工的不同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流派，出现了一些名优中药产业及很多家喻户晓的老字号药业，故本章拟通过对岭南药材、饮片、成药、药铺（药店药厂）等中药业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剖析岭南特色中药的传承和发展。

（一）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89）

《广州府志·列传二十九》记载：“秦安期生，琅琊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始皇异之，赐以金璧直数千万……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3］可见早在秦代，罗浮山就有人采药治病。这也证实岭南地区中药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前221—前206），至少已有两千余年。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发现了西汉第二代南越王（逝于公元前122年）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有药物（雄黄、硫黄、紫石晶、绿松石、赭石等五色药物，羚羊角等）、捣药工具（铜臼、铜杵、铁杵等）及银盒（盛有半盒药丸）、药 饼［4］。这说明西汉时期岭南已经出现了中药丸剂等成药形式。

晋代葛洪（283—363）在广东罗浮山修道炼丹，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不少中成药剂型，如膏剂、丸剂、锭剂、条剂、炙剂、饼剂等［5］。东晋时代（317—420），有医僧在广州海福禅院（现广州海珠区海幢寺旁）问病售药，所售药品对麻疹、热疹、小儿热证发热疗效极佳，珍稀难得，故称“金汁水”，这应该是岭南成药的最早记载［6］。由上可知，岭南中药业起源于秦代，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已有应用岭南特色药物资源行医治病的记载，除此之外，矿物药的逐步应用、制药工具的多样化、中成药的多种剂型，以及最早的岭南成药——金汁水的出现，均见证了岭南药业的启蒙时期，为岭南药业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至元（589—1368）

唐代，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外港口，也是进口南药的主要集散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回国路经广州时，看见“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7］。五代前蜀李珣所著《海药本草》收录了从海外（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地区，直至欧洲和东非地区）输入中国的药材，如延胡索、丁香、胡椒、阿魏、沉香、龙脑（冰片）、骐竭（血竭）、诃梨勒（诃子）、琥珀、无食子（丹宁制剂）等上百种［8］。由此可见，广州的中药贸易活动早在1 300多年前的唐代已经相当活跃。同时，唐代政府开始设置由岭南行政主管负责的海关官员“市舶使”和外来商品交易区，并初步设定理论税收政策。据《广东通志》载：“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使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番人谓二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643），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9］可见广州港口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已颇具规模，尤其是外来胡（香）药。

宋代，造船技术突飞猛进，加之政府鼓励到海外经商，故海上航路不断扩展，海外药物贸易空前繁荣。广州地区的中药商业已兴盛，其经营方式既有前店后厂的“药铺”，行医、售药、制药三位一体的“医药合营”，也有药业管理的官办机构，如惠济药局和惠民药局［6］。北宋毕仲衍所著《中书备对》记载：熙宁十年（1077），全宋有3个口岸向外商收购乳香，广州一处就购得34.87万斤，占进口总量的98%［10］。《广东通志》载：“宋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淳化二年（991）始立抽解二分。凡诸番之在南海者，并通货，以金锡缗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鼍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番布、乌樠、苏木、胡椒、香药等物。太宗置榷务于京师，诏诸番货至广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9］可见北宋政府于开国之初便很重视外来商品贸易，不仅沿袭唐制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市舶司”管理外来商舶，还规定象牙、犀角（现为禁用品）、乳香、玳瑁等珍奇之物由官府垄断经营，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和税收。

从元代（1271—1368）起，广州就出现了“成方”药店，将一些颇有通行的固有成方制备以待客，如被称为药洲的成药店（现广州西湖路“药洲”遗址）［6］。同时，元代政府积极推行管药局体制，如湖广韶关府（今广东韶关市）开办惠民药局，不仅向社会供应药品，还组织药材南北交流，扩大官药局职能范围［11］。隋唐至元代的700余年，基于岭南尤其是广州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岭南中药贸易趋于活跃，由此大大促进了外来药物的发展，并形成繁荣的中外药物交流的商贸景象。政府也在该时期设立机构对中药贸易进行管理，实行税收制度，如市舶使、市舶司。同时期，药铺、医药合营的民间组织和官办机构纷纷设立，并自元代开始出现成药店，即现代药店的最初形式，标志着药业体系初步建立（并在不断完善 当中）。

（三）明代（1368—1644）

明代岭南出现医药商品生产手工业及商业，标志之一便是药铺（店）、药号的广泛兴起。有史可证的就有梁仲弘、何弘仁、陈李济和冯了性等老字号（表1-0-1），制售的剂型主要有丸、散、膏、丹、茶、油、酒等［12］。当时，佛山地区有成药作坊、厂店近百家，从业人员逾千，品种近千个，以古方正药、炮制精良、品种齐全、适应性广、疗效显著、价格低廉而负盛名。佛山因而有“岭南成药发祥地”“广东成药之乡”之称。现今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南洋、北美洲一带很多传统的成药，都源于佛山。岭南特色剂型以蜡丸名气为大，佛山商号多称之为“蜡丸 馆”［12］。蜡壳药丸具有独特的生产工艺，其中蜡壳是由蜂蜡与木蜡混合铸成的，药丸裹在其中，再用蜡密封。由于大多数中药材中含有糖、淀粉、挥发油等成分，极易吸潮、霉变或虫蛀，而用蜡壳包裹，可保留百年而不变质。清代《粤东笔记》记载：“南方草木入药者甚夥，市人制丸裹蜡，俗称广丸，远方携用颇验。”［13］其中，岭南成药“鼻祖”梁仲弘的抱龙丸可谓佼佼者，如清代《广东新语》记载“广中抱龙丸为天下所贵，以其琥珀之真也”［14］。

明代对成药的原料饮片质量和炮制技术极其重视，如陈李济广集古代固有成方、验方，秉承配方严谨，选料上乘，且奉行“工艺虽繁，必不减其工；品味虽多，必不减其物”的传统炮制宗旨。细究“选料上乘”，如应用中药阴枝的就不用阳枝，应用根茎的绝不用其茎叶。严格遵古炮制规范，如炮制鹿茸末，必须选用东北枝茸，规定火燎去绒毛，这是因为茸毛会引起咳嗽，须清除干净；生茸服后会拉肚子，须开片后再用酒炖透。经过一系列独特加工炮制才生产成药应用，使药物能发挥最佳效力［12］。

综上分析，明代的岭南中药业在规模和产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医药商品生产手工业及商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在该时期形成的著名老字号，如梁仲弘蜡丸馆、陈李济、何弘仁、冯了性等，至今仍被津津乐道。还开发了具有独特工艺的剂型——蜡壳药丸，经受了岭南地区易霉变、易虫蛀的不良气候环境的考验。同时形成精良的饮片炮制加工技术，使老字号及其产品流传至今，带动了岭南中药业的发展与繁荣。

（四）清代（1644—1911）

清代岭南药铺、成药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广佛、港澳等地既是岭南药材的主要集散地，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中药商贾云集，商铺林立，贸易繁荣。清初有史可证的成药就有顺德黄恒庵的乌金丸、佛山潘务本的十香止痛丸。另据《参药行碑记》记载，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仅在约200米的佛山豆豉巷中，就有27家经营药业的店铺［15］。此外，佛山畸岭街有药材会馆，并形成药材市场，发卖川、广道地药材（高良姜、广陈皮、广藿香、广巴戟、砂仁、益智、沉香、广地龙、金钱白花蛇等），贵重、大宗商品（龙涎香、燕窝、鹿茸、沉香、桂皮、大黄、姜黄等）及成药等［11］。

从康熙朝至宣统朝，广佛地区先后成立一大批民间药店、成药铺，仅有名号可考的就有近百家，出售成药数百种。部分店铺详细资料见表1-0-2。此外，还有梁昌和（1843年）、泰安药房（1882年）、春寿堂（1886年）、橘香斋药店（1895年）、善德堂、邹家园、罗广济、嘉宝栈（1902年）、广祯祥（1902年）、华天宝（1908年）、必得胜药行（1910年）、敬和堂（1911年）等［1，2，16］。当时这些药铺基本上属于前店后厂式生产成药的作坊，从药材的拣选、切铡、研磨、拌和至制成药丸、丹、散等全过程，都是靠手工操作完成，而每个小作坊都有其畅销产品。尤其以明代首创流传下来的各种蜡壳药丸声誉卓越，使这种古老剂型历经沧桑而不断发展。

道光以来，广州药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逐步形成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 （表1-0-3），即“南北”“西土”“参茸”“生药（商品药材）”“生草药（民间草医）”“药片（饮片炮制）”“熟药（成药制造）”“樽头（商业零售）”等8个行业，各有不同的行头（行会）［17］。行会既是一种联络沟通行业作用的民间组织，又是征收商业税的官方代理机构。据统计，道光十三年（1833）输进广州的药材有直隶（今河北）的人参、枣子，山西的麝香，甘肃的水银、麝香，四川的麝香，云南的麝香、槟榔，两湖的大黄、麝香、槟榔、蜂蜜，河南的大黄、麝香、杏仁、蜂蜜等。广州输出的主要是进口南药（豆蔻、乳香、没药等）［18］。

此外，还形成了商业行会、会馆组织（表1-0-4）。工会组织如广州药片业工会、参茸桂蔻珠射冰片工会、中药炮制配剂业工会、熟药丸散工会、南北药材工会、生药业工会等［17］。

香港药业铺户集中于文咸西街、永乐西街、高升街、松秀东西街一带，经营活动与广州、佛山一样有药业八行之分，药材、成药的转口贸易日益活跃［17］。《香港杂记》记载：“……余则有药材铺。”［19］《澳门记略》记载：“食货则有厚福水、药水，花露水即蔷薇水，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泡周上下者为真；茶靡露，以注饮撰，蕃女或以沾洒人衣；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20］港澳地区不仅药材铺经营中药，且一般杂货店、海货店也销售各种各样的药露，如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冰片油等。清代时期岭南医药商业达到鼎盛时期，药铺、成药业发展迅猛，仅有名号可考的就有近百家药店药铺，出售成药达数百种。兼之广佛、港澳等地逐步形成的岭南药材主要集散地的优势，以及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提升了岭南中药贸易的繁荣。在这个时期还形成了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商业行会、会馆组织、工会组织等，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岭南医药向规范化和规模化的继续发展。

（五）民国时期（1912—1949）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使广州进一步成为华南的中药材集散地，加之毗邻港澳，进口药材都经广州转运内地，于是驰名的“广药”由此得名。当时中药经营成行成市，除了熟药店、生草药店分布在全市各街道之外，各药商多集中于西荣巷、仁济路、水月宫以及仁安街、晋源街一带。此时的中药铺，也开始兼营“药食同源”的杏仁、百合、莲子、桂圆肉、蜜糖等属于京果行业的品种［14］。广州药业一片繁荣，而且出现了商品广告和企业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

据民国十九年（1930）《广州年鉴》记载，广州市有熟药（包括膏丹丸散）店铺1260间，生药铺92间，参茸店88间，药油店31间，药酒店6间，戒烟药料店42间［21］。另据民国十七年（1928）统计，佛山药业分3个自然行业，即药材103户、生药业34户、西药业9户，此外还有医业9户。代表性的药厂有太和洞药厂（1918年，靳太和）、唐人中药厂（1921年，颜英南）、陆老七药行（1921年）、灵芝堂（1921年）、邹家园药厂（1932年，邹铭德之父）、永德祥（1935年，禤新）、何济公药行（1938年，何福庆）、胜利药号（1947，李金寿）［16］。这些药厂所产药品，畅销岭南地区，行销全国各地。

另据民国二十年（1931）《中国年鉴》（China Yearbook）记载，1929年通过广州口岸输出医药约43万担（合527万余香港两），远销港澳、日、新、印、菲、荷、英、俄、德、法、美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22，23］。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底，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各地不少客商来广州采购药品，刺激广州药业的迅速发展。广州全市的药材铺又发展到300多间，购销两旺，中药材的各种专业分工经营较前更具规模［23］。

民国时期，岭南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技艺独特，有永德祥、成昌中、合和祥、裕兴祥、合兴和5家著名的药店（表1-0-5），其品牌产品均畅销广州市和四乡、海南、香港、澳门等地［24］。另外，采芝林作为当时广州著名的药铺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黎氏第五代子孙黎子铭掌管，以经营中药饮片为主，兼营一些丸散膏丹等成药，其经营方式仍坚持前店后作坊的经营特色不变，即前店卖药、坐堂医生诊病、后场制药，集行医、制药、售药于一体，且增加了贵细药材如参茸、麝香、熊胆、珍珠、牛黄、燕窝、羚羊角、犀角（现为禁用品）等的经营，在同行中药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地位［24］。民国时期，岭南地区中药业出现了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中药业出现专业分工，经营规模化，同时形成岭南独特的品牌中药饮片，如卷茯、手刨元胡片、火炮天雄等，远销国内外。

（六）结语

岭南地区位于中国南端，南濒海洋，地理位置特殊，在中药贸易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中心城市广州地处珠江出海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外港口，又毗邻港澳；另一中心城市佛山“地处三江会流处”；两大中心城市，成为华南中药材和进口南药的主要集散地，同时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通过对广州、佛山等主要城市中药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能粗略展示岭南地区中药业发展脉络。岭南中药业起源于秦，在秦汉至南北朝时代发展缓慢。唐代中药贸易活动相当活跃，海外贸易颇具规模。宋代海外药物贸易空前繁荣，中药商业已兴盛，经营方式既有前店后厂的“药铺”又有药业管理的官办机构。在元代出现“成方”药店。明代出现医药商品生产，药铺、药号广泛兴起，成药业作坊、厂店近百家，形成岭南特色剂型蜡壳丸。清代中药业达到鼎盛时期，药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形成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民国年间，随着粤汉铁路、京汉铁路通车，进一步促进中药业的贸易发展，出现了商品广告和企业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

通过对岭南药业发展史的初步整理，分析了岭南药业史的发展进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为岭南药业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岭南药业的发展过程，兼具了岭南药业产品和商贸的同步发展，形成了岭南成药的雏形（金汁水）、岭南特色剂型（蜡壳药丸）、著名的百年老店（海福禅院、陈李济、梁仲弘蜡丸馆、敬修堂）、独特的饮片炮制加工技术（手刨当归片、手切北芪片、刨制茯苓片、手刨元胡片、自创火炮天雄、手刨川芎片、手刨法半夏等）、享誉国内外的牌优产品（梁仲弘抱龙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李众胜保济丸、梁财信跌打丸等）。通过对岭南药业形式及特色的梳理和凝练，以及对其特色技术、剂型和名牌产品的整理和总结，为岭南中药业的传承、技术发展和创新、学术研究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线索，为岭南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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