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医程闻见

第一节　学术恩师烙印深

山之子在学医五十年的历程中，曾经拜过十多位老师，但连续跟上三年以上的恩师，则是医学启蒙师雷雨田先生、硕士研究生导师夏度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珍玉教授。在跟师中，受到三位老师的影响主要有下面一些。

雷雨田——注重系统学习和临床实践，注重“重剂起沉疴”。

1972年春天，许多家庭条件较好的青年被推荐去学习了“新针疗法”（以“取穴少，进针深，透穴多”为特点的针刺疗法），其中多数人学习回来后并不从事这项工作。山之子却在侯志远先生的鼓励下，自购了《新医疗法手册》，按图索骥地开始在自己身上扎针，并义务地用针灸为周围群众治病。为了更好地学习针灸疗法，山之子去向医疗站的雷老师（后来成了山之子的业师）借阅针灸书，雷老师拒绝了他的借书，同时指出：“既然要学医，就必须按药性、汤头、脉诀、内科的顺序，一步一步地系统学习。”原因是她认为单纯学针灸，在基层用途较为狭窄，不足以与大方脉相提并论。

自1973年春天起，山之子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背诵《药性歌括四百味》，同时背诵了《中医学新编》上的方歌150个左右，初步打下了中药与方剂的基础。

1974年正式进入大队医疗站后，被公社卫生院推荐去县卫校学习两个月，在学习期间，山之子用楷体认真抄写了李时珍《濒湖脉诀》以及陈修园《医学实在易》等书中的脉诀部分，尤其是业师雷雨田先生传授的《六大六小脉诀》《佛点头脉诀》等书，集成一个小册子，于学习结束后呈送给雷师审阅。雷师在肯定山之子的钻研精神的同时，又告诫他说：“重视医学理论的探讨，而忽略对临床具体方法和方药的掌握，是知识分子学医的大忌！”她指出，山之子其时必须集中精力向她学习什么病用什么方，什么症用什么药，脚踏实地在临床上摔打。倘有著书立说之志，十年八年后方可考虑。

由此可见，注重中医药基本知识的系统学习和临床技能的掌握，是雷师学术思想的精华。

夏度衡——注重三大临床经典的学习和临床实践，突出杂病从肝论治的理念，用药上崇疏慎补。

1986年9月至1989年6月，山之子师从湖南中医学院内科主任夏度衡教授。夏老十分强调对中医临床经典的学习。他在医疗实践中，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中的方剂运用十分娴熟。山之子在读研期间，还被指定去跟本科班一起上《金匮要略》课，同时必须参加考试，计入学分，足见夏老对《金匮要略》的重视。此外，夏老对《景岳全书》十分推崇，曾经多次评价说：“张景岳是真正的中医博士。”同时对朱丹溪“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的理论十分重视，强调疏肝解郁，进而发展为“杂病从肝论治”的学术思想。此外，夏老对陈修园《医学实在易》中的方药应用亦有颇多经验。根据“久病原来气血凝，若投温热痛频增”一句，夏老创制了肝胃百合汤（柴胡、黄芩、百合、丹参、川楝子、蒲公英、郁金），以此为主方治疗胃脘痛肝胃郁热证，现在已成为山之子及其徒众治疗胃痛的常用方法。

崇“疏”慎“补”，也是夏老用药的一大特色。山之子在长沙跟师抄方中，从未见到过夏老应用重剂、重补、大处方治病。总体上，轻疏灵动是夏老处方的一个特色。

强调临床实践。夏老经常引用陆游的两句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来勉励他的研究生一定要注重临床实践，千万不要做一个空头的医学理论家。

张珍玉——重视理性思维，强调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形成和发展的根基。

也许因为张老是中基课程建设的奠基者之一的缘故，他十分重视理性思维。从中医基本理论形成的机制角度说，它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医临床实践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哲学以思辨为主要特征，而非以逻辑推理为主要特征，故要求辩证地看待事物，当然其中也还有因果推理的成分，否则就不能进行临床辨证思维。正是因为这一点，张老虽然年逾八旬，思想仍然十分开放，例如对他的博士研究生孙喜灵“人体隐性结构”学说的支持，就足见张老思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同时，张老认为《内经》《难经》以及中医各家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基础，故强调其学生必须通读《内经》，熟悉中医各家学说。山之子在山东读博期间，曾经先后为山东中西医结合大学（民办）的六个班次上过“中医各家学说”课，对张老的良苦用心颇有体会。2004年秋天，山之子赴青岛参加全国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归途中专程去拜见张老。张老一见面就问他：“一百年后还有中医吗？什么叫中西医结合？什么叫中医现代化？”在山之子茫然地不知如何回答之际，张老给出了答案：“中医不会亡，一百年以后也还会有中医。前提就是坚持中医基础理论。”在山之子今日看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消失了，中医就可能被“废医存药”。中医基础理论和哲理思维，对于处理那些西医治疗效果不好、中医又无现成经验的病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之三昧又绝非不事临床的理论家和仅凭死板经验应付临床的盲目实干家所能体味。而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又与祖国的发展与强大有着须臾不可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