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从2023年开始，《文化研究》集刊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周期也调整为每年两辑。回首过去，感慨系之，从2000年创刊以来，《文化研究》已经换过多家出版社。自2010年开始的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合作，是历时最久的，从第9辑到第51辑，一共合作了43辑，可以说，这十几年是《文化研究》步入稳步发展轨道的时期。寒暑相推，甘苦自知，过去十多年中，我们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特别是文史分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智慧，才使《文化研究》得以保持一定的品格。出版社还给予《文化研究》很多鼓励，先后6次授予其优秀集刊奖，在此，我们也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之所以调整出版周期，一是编辑力量所限，二是过去几年想要保证如期出版越来越难——这并不是说出版社或编辑部工作拖沓。因此，我们主动做出调整，对于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合作，我们也充满期待。

专题一“侦探小说研究”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嘉军教授代为组织的。据他介绍，侦探小说在国内研究还不多，而在国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资源。本专题的五篇文章都很前沿，关注的都是侦探小说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侦探小说这一文类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它的类型迭代、叙事特征和研究范式，都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斯尔詹·斯马伊奇的《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一书，该书从视觉和视觉理论的角度切入19世纪的侦探小说，很有启发性。在国内学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接受，以及中国作家原创的侦探小说，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我们认为，这组论文和新近出版的这本译著，或许能为这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启发。

专题二“性别与消费”。消费、性别都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二者关系密切，这不仅表现在很多消费都存在性别差异，还表现在性别化的身体经常被呈现为欲望消费的对象。本专题的三篇文章都同时关涉性别与消费问题。其中，李频的《持相机的摩登女性：早期中国相机广告中的性别、技术与现代性》从一类特殊的文本（即柯达相机的广告图像）出发，切入学界已研究较多的民国摩登女性问题，揭示出摩登女性形象体现出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一方面，这些摩登女性的装扮，以及手上的相机都强调了其身份的现代性；但另一方面，很多广告又将观看者的目光引向摩登女性的手，这意味着，这些手乃至整个女性身体仍然是被展示、被观看的对象。本文选题较小，却借由对具体文本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时代观念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研究方法非常具有示范意义。曹洵的《定义亚洲式性感：花样滑冰中男性气质的再分配——以羽生结弦现象为案例》同样是对一个较小的选题作了多维度的精彩分析，本文借助羽生结弦现象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个案，揭示出当下社会中的性别气质观念、种族观念和消费观念的变化。陈沐和蒋述卓的《女性彩妆消费中的符号生产研究——鲍德里亚消费批判理论的再思考》关注的是彩妆这一具有显著性别特征的消费品，本文的特色在于，作者似乎对彩妆特别了解，根据本文的介绍可知，彩妆消费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契合鲍德里亚的理论。本文最后还尝试对鲍德里亚的理论作出反思，认为它低估了女性的主动性，稍显遗憾的是，这些有价值的反思只是点到为止，并未深入展开。

专题三“新媒体文化研究”。近年来，在研究网络社群时，情感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情感抗争”“情感动员”等逐渐取代了理性主义的、以利益为中心的分析范式。蒋磊的《网络社群的承认政治、游戏性情感与物化》在这一方向上有新的开拓，本文提出，情感已经成为网络社群“为承认而斗争”的动力，而这种情感经验又带有鲜明的游戏性特征。这种游戏性情感具有“不严肃”、机械复制、角色扮演等特征，使网络青年在为承认而斗争时，时常将他人或自身非人化、物化，从而导致“虚假承认”。勾彦殳的《“功绩主义/消费主义”的幻灭——论作为一种社会症候的“丧文化”及其精神根源》讨论的是近年热门的网络话语“丧文化”。本文将其放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精神流变中来考察，认为它是流行一时的成功学在现实面前破灭的后果，这种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同时，本文通过回溯历史来理解时代精神状况的方法也颇具典范性。在我们看来，“丧文化”这种时代精神症候既具有全球性，与欧美、日韩社会可以共用相同的理论工具和概念，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本土性特点，如果能结合中国青年群体面临的具体困境进行阐发，无疑能增强其针对性。秦兰珺近年的新媒体研究成果不断，个人特色鲜明，这篇《小年糕视频：老年人的指尖“广场舞”》关注的是一个叫“小年糕+”的小程序，很多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它，但很可能在家庭微信群里看过它上面的视频，本文形象地将其称为老年人的指尖“广场舞”，呈现了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银发一族”活跃的线上生活。

专题四“创伤记忆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常设栏目。本辑重点推荐的是房春光的《德国战后初期大屠杀教育和国家记忆构建》。本文分析了二战结束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处理大屠杀记忆、开展大屠杀教育的不同方式：民主德国强调英雄主义叙事，歌颂拯救者，这样一来，就将犹太人等大屠杀受害者边缘化了，而联邦德国则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选择“与历史彻底清账”，从而将这一记忆逐步淡忘。在作者看来，前者是对记忆的滥用，而后者则是对遗忘的滥用，它们都是对纳粹记忆进行的政治操纵。本文不仅有助于理解二战后各方力量在战败德国的角力，而且以例证呈现了记忆的社会属性，以及记忆框架的建构性。虽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创伤记忆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仍有很多重要的西方论著未被引入国内，而这又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为此，《文化研究》时常会编译一些英文文献，率先将其主要内容介绍给国内学界。本辑选入的两篇分别是：阿莱达·阿斯曼的《大屠杀记忆的未来》，选自她的《创伤的阴影：记忆与战后身份的政治》一书；尼尔·斯梅尔瑟的《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选自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的《文化记忆与集体身份》一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编译，目的在于呈现其主要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原文阅读。

专题五“电影研究”论题相当广泛。前两篇是对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第一篇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私营电影业的改造，包括清除美国毒素电影、私营电影厂的国营化改造、演员的工农兵化改造等；第二篇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译制片，分析了这些译制片对中国观众旧有的西方想象造成的冲击。其他几篇是对具体的电影作品的分析，比如，借助三部以公交车为叙事空间的电影，分析20世纪最后三十年间个体话语对集体话语的置换。

本辑的“其他论文”涉及的很多话题也都很新颖，可看作可贵的学术探索，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202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