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研究背景》：研究缘由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的诸多根本性问题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遵循和方法指引。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继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本书期望系统回答的研究命题。
1.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的文化使命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与“魂”，传承保护好文化遗产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
3.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实现“第二个结合”[3]的重要体现
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的见证，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过程，也是献给未来的礼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能仅仅是依靠过去，还需要依靠过去适应现在、推动未来，不断挖掘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新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入理解、阐释和发挥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如何更好地实现“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是值得探究的重要命题。
4.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取得显著成效并面临新的挑战
从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到石器、陶器、玉器等可移动文物，从传统口头文学、传统曲艺、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宝贵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理念深入人心。包括传统文物古迹、新兴文化遗产类型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逐步完善，城市遗产、乡村遗产、工业遗产、文化景观、线性遗产、20世纪遗产等新的文化遗产类型不断涌现，长城、大运河、长征等国家文化公园以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扎实推进。
由于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性，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也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在文化遗产范围、类型、价值认知等方面，学术研究、政策文件、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之间还存在认知错位。对于如何平衡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现实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社会共识。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有待完善，社会化参与程度整体不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各种文化遗产分属不同部门，难以有效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口传心授”的方式存在局限性，一部分非遗项目因为当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消费者观念的转变、传承人的匮乏、项目创新乏力等濒临失传。伴随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化遗产同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结合程度与结合方式有待拓展。上述问题与挑战的解决与应对，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任务。
5.亟须提炼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如前文所述，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全面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覆盖了包括传统文物古迹、新兴文化遗产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多元保护对象，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范畴不断扩大，新的遗产类型的出现要求保护理念不断更新。与此同时，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不断推进文化、文物、旅游等管理职能一体化，整合遗产资源，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彰显文化自信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面对新的问题与机遇，如何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保护理念、管理方式、阐释利用、传承方式、学科建设等方面不断创新？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实践命题和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