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相关概念
一 国内外研究进展
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早已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早在20世纪初，欧美及日本学者已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了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发表《蒲寿庚考》[1]，广征博引，考证翔实，成为其扛鼎之作。中国学者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著作，汇编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2]，对《诸蕃志》等海上丝绸之路的汉文文献进行整理和校注[3]，撰述了《中国南洋交通史》[4]，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傅衣凌[5]、张星烺[6]等学者勘察福州、泉州的重要海上丝绸之路遗址，发表《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泉州访古》等论文，萨兆寅编撰《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7]等等，此类成果对后来研究者颇有启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向达[8]系统整理出《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等史料，相关成果列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出版。季羡林[9]、周一良[10]也分别探讨中外科技、文化如何通过海路传播。复旦大学田汝康[11]探讨中国帆船贸易的兴起与衰落。福建本地学者吴文良[12]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邀请，整理出版《泉州宗教石刻》，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1959年，泉州海交史博物馆成立，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镇。与此同时，章巽[13]、韩振华[14]等学者深入剖析各个时期交通路线的变化、船舶建造、航行技术等方面，对相关文献予以细致考据，成果显著。1974年后渚港宋船出土，在海内外引起轰动，被视为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学者对其加以深入考察，发表一系列科研成果。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5]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后在饶宗颐[16]、陈炎[17]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渐在国内普及，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领域向海外贸易史、文化交流史拓展。1981年北京大学陈炎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在内地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后发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等论文，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周一良先生主持出版《中外文化交流史》[18]，是北京大学学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方面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林汀水[19]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陈高华[20]考察以泉州为中心的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谢方[21]认为西方殖民者侵略导致明代漳州月港衰败。林仁川[22]考察明沫清初以漳州月港为中心的民间海外贸易。庄为玑[23]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加以考察。港台及海外学者亦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张炎宪、曹永和等学者倡导海洋史研究，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李东华[24]考察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新加坡学者吴振强[25]剖析港口城市厦门如何成为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并在泉州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将会议论文汇编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26]，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国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蔚然成风。黄时鉴、蔡鸿生[27]、刘迎胜[28]等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颇为丰厚。其中以杨国桢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学者，倡导“海洋史学”，先后推出《海洋中国与世界》《海洋与中国》《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丛书，使厦门大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重镇。多位厦门大学学者或与厦门大学学缘密切的学者从多角度考察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如李金明[29]系统研究厦门海外交通，杨彦杰[30]分析郑氏海商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品种类等等。福建师范大学徐恭生[31]、谢必震[32]对郑和下西洋与福建海防的关系、琉球朝贡贸易亦有精深的论述。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开始携手交流，并与日本、韩国等地学者进行学术沟通，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
步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水下考古的陆续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层出不穷。许多著名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深入考察。王振忠[33]运用琉球官话刻本探讨清代福州城的社会生活。王日根[34]探讨清代海疆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李庆新[35]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并创办《海洋史研究》集刊。黄纯艳[36]系统考察宋代海外贸易。苏基朗[37]对中古泉州城进行研究等等。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成功大学延续以往研究海洋史的传统，陈国栋[38]、陈宗仁[39]、林伟盛[40]等学者对荷据时期的台湾海上贸易进行研究，堪称此方面的代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41]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松浦章先后出版《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汽船的时代——近代东亚海域》《中国的海贼》等著作，可谓著作等身。欧美学者如罗德里希·普塔克[42]、包乐史[43]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亦颇有创见。
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倡议，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学术热点。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学界除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影印出版外，日益重视域外汉文文献、外文文献、图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出版《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2018）、《海上丝绸之路稀见文献丛刊》（2020）、《海上丝绸之路文献集成》等等，或将国外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翻译出版。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涉及福建的研究成果有《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图说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扬帆台海通丝路丛书》等等。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相关著作达到十余部之多。
总之，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研究水平不断深入，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并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区域不断拓展。由单纯关注福建地方史，逐渐将研究区域延伸至台湾、东南亚等地，注重在全球视野下考察区域经济文化交流。2.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文献研究法与田野调查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注重与考古成果的相互验证。3.研究资料日益丰富。由方志、明清实录等传统官方史料延伸至碑刻、文集。成就显著，但仍存有拓展空间，尤其是系统探讨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区域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宋元时期的泉州，对厦门、漳州涉及较少，对明清时期福建其他区域涉及相对较少，若干科学问题仍有待深入剖析，如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对福建社会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福建社会变迁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怎样的空间差异性？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如何在福建碰撞交融，或和平共处？因此，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区域变迁的互动关系，从新的角度剖析福建区域变迁的作用机制，并探讨如何以史为鉴，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言献策。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范畴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Ferdinand）在China：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丝绸之路“使用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该商路以丝绸命名，是因为中国丝绸主要通过该商道远销中亚、欧洲，享有盛誉，以致当时希腊和罗马称中国为“丝国”。如“中国”在拉丁文译成sina，即源于古希腊文Sinai。丝绸之路形成于两汉时期，此后两千多年，成为中外陆路贸易的主干道。
谁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学界争议颇多。但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普及，日本学者贡献颇巨。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较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的附论部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专门讨论了以广州为转口中心的海道丝路。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陈炎也致力于此方面研究，后将其成果辑成《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此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及一系列相关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不断扩大。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丝绸之路，交易大宗商品除丝绸外，还包括瓷器和茶叶，尤其在明清时期，瓷器和茶叶外贸金额更是大幅超过丝绸。因此学界又有“丝瓷之路”“丝茶之路”“茶叶之路”等不同称呼，“但丝绸出口贯穿始终，称丝绸之路可以涵盖全体，且更形象，更具浪漫色彩，业已被广泛接受”。随着研究的渐趋成熟，一些学者专门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如赵春晨对“海上丝绸之路”作如下定义：“它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但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为地理空间概念，它不仅代表中外经济贸易关系、还表现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是依托该商道，古代中外友好关系的综合反映。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政治行为，无强烈的经济动机。就范畴而言，唐宋以来，朝鲜、日本、琉球等国与我国往来频繁，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远抵欧洲的南海航线；还应包括前往日本、朝鲜的东海航线，并应将16世纪后兴起的跨太平洋航线以及抵达拉美的航线纳入其中。
三 “近世”的概念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起始时间，胡绳、郭沫若、范文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张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始。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坚船利炮，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经济上遭到西方资本主义掠夺、领土被分割，主权遭到破坏，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提出冲击—回应模式，主张来自西方的外在刺激是驱使中国近代化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处于停滞、稳定的状态，缺乏内在发展动力，充满惰性。只有19世纪中叶在西方冲击下中国才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开始向近代转变。
对于费正清“西方中心观”，国内外学术界认为其忽视中国内部的变化因素，其弟子柯文即主张应该从中国内部发展脉络，探讨中国现代性的演变。以张显清等国内学者认为“晚明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起点”。15世纪中叶，西方地理大发现，早期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晚明社会剧烈变迁，奢靡之风盛行，贫富分化加剧、市民阶层出现、启蒙思潮盛行，使国家控制力不断减弱，里甲、黄册等传统社会控制体系逐渐失效。但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日本京都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重镇。内藤湖南等人提出近世变革说，认为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显著改变，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具有贵族门阀统治被君主集权取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乡绅阶层形成，城市坊巷制的崩溃、商品经济繁荣，土地所有制由部曲制向佃农制转变、允许自由流转等显著特征。唐宋社会变革论对中国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许多学者的研究亦证实，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变化，但对于“近世”仍缺乏明确的界定，对此，岸本美绪认为不要急于下实体定义，而应该关注16世纪至18世纪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摸索新秩序的；不应该以倒叙的方式检验“近世”中是否存在通向“近代”的要素，而应该以“近世化”的多样性为背景来理解作为新的重建时代的“近代”。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甚深，尤其唐宋以降，更是成为福建区域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本书借用“近世”概念，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是否延伸至近代成为学界争论焦点，陈炎主张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外，近代亦有海上丝绸之路，林士民、沈建国以宁波港为例，将近代视为海上丝绸之路萎靡期，陈高华研究员则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赵春晨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下限是作为古、近中国历史分界的鸦片战争。由于近代开埠后，中国社会变迁剧烈，较之传统社会呈现诸多不同，尤其在国际关系方面，反映诸多时代特征，但通过对历史连续体的考察，能够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更准确把握其时代内涵及特殊地位，更好地实践“以史为鉴”的治学理念，因此本书将近代也纳入考察范围。
四 本书的结构
根据上述思路，本书将从以下方面考察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福建社会变迁，共分以下部分：
绪论 阐述问题的缘起，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需要探讨的问题，说明选择本课题的缘由。同时界定相关概念、阐明课题的主要框架。
第一章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及重要贡献。本章从长时段考察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指出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仍维持强劲势头，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社会变迁贡献颇巨。同时还探讨全国海丝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彰显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第二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民众生计。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了近世福建经济商品化，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入，人地矛盾加剧，贩洋成为福建民众的主要生计。明代中后期，甘薯、玉米等南美粮食作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成为济荒佳品，使福建人口大量增长，人地矛盾进一步凸显，迫使福建尤其闽南民众大规模迁往台湾、东南亚等地谋生。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民风习俗。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近世福建民风发生较大改变，妈祖等民间信仰得以传播，衍生出祈风等海洋性民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先后传入，和谐共处，使福建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征。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精英群体。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孕育了近世福建的精英群体。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使福建精英对异域文化兼容并蓄，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为天下先，产生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清末慈善家林瑞岗等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近代福州名人群体的崛起，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弥深。
第五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地域人群。海上丝绸之路塑造颇有特色的福建地域人群。清代，广州成为清政府特许对外开放的港口，大量福建商人赴广州经商，形成旅粤闽商群体，他们主导十三行贸易，虽身在异乡，却心系家乡，与原乡联系密切，对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贡献弥深。清代以来，大量福建民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华侨作为重要的社会阶层，热心桑梓公益，对侨乡社会稳定贡献颇巨。
第六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慈善事业。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近世福建慈善事业影响弥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商人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慈善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如海丝重镇——安海商人代表林瑞岗，出身贫寒，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积累大量财富，成为富绅，开启近代闽南慈善事业新纪元。抗战爆发后，尽管日军对福建沿海地区实行封锁，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侨胞善款得以汇入东山县，成为东安善堂重要的资金来源，保障了战时海岛社会有序运转。
第七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民间信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福建航海行动兴盛，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福建民众祈求神灵庇佑航行平安，使妈祖、通远王等海神信仰颇为流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亦使福建民间信仰传播到域外，构建跨国信仰网络，神缘成为域外闽籍华侨群体的重要联系纽带，提升其凝聚力与竞争力。与此同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亦使域外成为福建本土民间信仰重要的筹资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福建本土民间信仰的复兴。
第八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世以来福建政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近世福建政区影响深刻，海港经济的繁荣，使厦门迅速崛起，成为闽南区域经济中心，与省会福州并列。近代海外华侨积极参与厦门市政建设，推动其在全省率先建市。与此同时，福建沿海岛屿开发日渐成熟，社会力量不断壮大。民国初年，通过商民请愿方式，思明等四岛先后建县，华侨群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九章 区域比较视野下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地域性特点。通过区域比较，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一方面使闽北、闽南、闽中等地生计方式呈现鲜明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较之浙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对近世福建区域社会变迁影响更为深刻。这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决定，属于内生型驱动，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社会变迁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
[1] [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岩波书店1923年版。
[2] 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 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4]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5] 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见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6]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
[7] 萨兆寅编撰：《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版。
[8] （明）巩珍撰，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 郑和航海图 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59年版。
[9] 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4），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4—50页。
[10] 周一良：《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文物》1963年第9期。
[11] 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的兴起与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2] 吴文良、吴幼雄：《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14] 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 [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东京：創元社，1968年，第1页。
[16] 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4分，1974年。
[17]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18]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 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20]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 谢方：《明代漳州月港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175页。
[22]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3] 庄为玑、庄景辉、王连茂：《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
[24] 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
[25] 吴振强：《厦门的兴起》，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 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 李金明：《厦门海外交通》，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
[30] 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1] 徐恭生：《明初福建卫所与郑和下西洋》，《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2] 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3] 王振忠：《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以现存的琉球官话课本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34] 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5]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
[36]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7] 苏基朗：《刺桐梦华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8] 陈国栋：《台湾的山海经验》，远流出版社2005年版。
[39] 陈宗仁：《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1400—1700）》，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40] 林伟盛：《荷兰时期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贸易（1622—1662）》，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8年。
[41] [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2] [德] 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
[43] [荷]包乐史：《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赖钰匀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