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
张立文[1]
摘要：王阳明思想的理论思维，影响深远。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常带《孝经》《论语》《大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体现为：逢人质义，涂人皆师的精神；学问思辨，以求自得的精神；独立致思，默坐体道精神；究竟疑义，反复辩论的精神；融突和合，创立新学的精神。赓续王艮之学的颜钧，凸显心体良知的自造力、主宰力。邓豁渠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统摄为心体学。李贽是近世文化启蒙的先行者。
关键词：逢人质义 默坐体道 阳明心学 创立学派
一个学派的发展、生机的经久不息，与其强劲的生命力、智慧卓越相联通。王阳明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而且至今仍然具有现实价值与意义。就影响而言，当时就像扇形展开，《明儒学案》有浙中王门学案五、江右王门学案九、南中王门学案三、楚中王门学案一、北方王门学案一、粤闽王门学案一，现补黔中王门一，《明儒学案》就按地域分为六学案。这便扩大了王学的影响力，及其为变所适、与时偕行的智慧精神。
不将泰州学案列入王门学案之中，其用心就可反思，黄宗羲对当时的学派是很熟悉的，其单列泰州学案五，可见泰州王艮思想的影响力。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2]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从父经商于山东，常带《孝经》《论语》《大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虽不得专攻于学，然默默参究，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历有年，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时阳明巡抚江西，讲良知之学。黄文刚认为，阳明讲良知，王艮讲格物，如其同也。王艮于是见阳明，阳明“简单直截，艮不及也”，下拜称弟子，退而绎所闻，间有不合，阳明归越，先生从之。“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齐治平，在于安身。”[3]
泰州学派的创建者王艮的精神世界具有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应予以继承发扬。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体现为：
（一）“逢人质义，涂人皆师”的精神。王艮出身贫苦，是进行盐业生产的灶户，其人为灶丁、亭丁，没有机会去读书，贫不能学，李贽《焚书》卷二说：“心斋本灶丁也，目不识丁。”后由于经商，乃游四方。他到山东曲阜，特谒孔庙，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义。对其中的疑问，不管贫富贵贱，皆向其请教，这犹如苏格拉底不管医生、工人、手工业者，都问他们“我有没有智慧”，亦如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请教的精神，这种涂人皆师的精神，就能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观点，使思维大开阔，视野大扩大。
（二）“学问思辨，不泥传注”的精神。王艮的《乐学歌》云：“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以学为乐，“孔子虽天生圣人，亦必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彻之至”。其好学精神，使其无师自通。王艮强调博学听取各种论述，详细地询问、质问，慎重地思考、反思，清楚地分辨，踏实地实行。学一定要学会，思考一定要有结果，问一定要弄懂，分辨一定要分辨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使他对经典著作就可以信口谈解，多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拘泥儒家经典的注疏。他反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章句之学，主张“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开出一条以自己觉悟、体悟为本的独创的见解，使自己的见解具有合理性，以经典来印证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这就是自己讲、讲自己的思想。
（三）“独立致思，默坐体道”的精神。达到“讲经书，多发明自得”。王艮善于独立思考，学而思，思而学，使他有所自得。有疑而学，有疑是独立思考的开始，有疑而学，学而思考，反思，以弄清究竟，这便激发其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对未弄懂、未悟，疑而未觉的问题，他“闭关精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这种闭关静思，具有豁然贯通的效果。默坐静思是为了体认道，这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王艮既重良知现成自在，又不轻经验的百姓日用之学，天理良知圆融无碍。实现百姓日用即道，即天理，把程朱度越百姓日用的形而上之理，拉回落实在百姓日用之上，以图破除愚夫愚妇与圣贤身份的不平等。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常生活的道理或条理，即是良知天理，“百姓日常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之所以同，是其有共同的心体良知。心体良知在百姓日用生活中所体现的往来、视听、持引的道理，这样既把圣贤心体良知还原为百姓日用的身体行为之学，又超拔百姓日用之学与圣贤之学相等。由于他把天理良知百姓日用化，因此他以通俗易懂、与百姓日用生活相结合，于是他的演讲、会讲具有轰动效应。他以社会下层群众为宣讲的对象，讲学内容“言多出独解，与传注异”。为拯救苦难的人民，这种传道活动，是启发人民觉悟的有效办法。
（四）“究竟疑义，反复辩论”的精神。王艮乡居，黄文刚塾师听到王艮讲谈《论语》与王守仁的学术观点非常接近。说：“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王艮便到江西见王守仁。相见一开始便“相与究竟疑义”，后论及天下之事。王守仁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意谓像王艮这样无政治地位的人，没有资格谈论天下大事。王艮认为草莽匹夫，更应当追求尧舜的理想政治，既然现实没有尧舜那样的君主，草莽匹夫们就不可能像尧舜那样耕于历山，这便是两人的分歧所在。但王艮与王守仁之同在于，王艮说：“讲及致良知，先生叹曰‘简易直截，予不可及’，乃下拜而师事之。”回来后，“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于是王艮又见王守仁。两人反复辩论，后“心大服”，拜执弟子礼。王艮初名王银，王守仁为其更名艮，字汝止。王守仁对其学生说：“此真学圣人者。”王艮的究竟疑义精神，使他“时时不满其师说”，乃至“往往驾师之上”，有“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态势。王艮怀抱大志：“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游四方之志。”他的究竟疑义的精神，导致与王守仁思想的分歧。其淮南格物说，与朱熹、王守仁异，朱熹以格物为“穷理”，王守仁以格物为“正心”，王艮训格为“絜度”，训物为“本末之物”。王艮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絜度是衡量长度，即量度、絜矩。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絜矩度量方圆，修己安人、安百姓、天下平，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由其分歧，而创立新学派、新学说、新学风。
（五）“融突和合，创立新学”的精神。王艮“逢人质义”“学问思辨”，经默坐静思，把冲突、矛盾的意见、观点加以消化融合而和合为新观点、新思维、新学风，从而开出新生命，建立新学派。
泰州学派颜钧（1504—1596），字山农，从学徐樾，得王艮之学。黄宗羲说：“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颜钧还重视心体良知的自造力、主宰力。他说：“窃谓天地之所贵者，人也；人之所贵者，心也。人为天地之心，心为人身之主。默朕渊浩，独擅神聪，变适无疆，统率性融。”心是人人所现成具有的，天地自然本无心，以人心为天地心。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颜钧释日与用为体与用，以日为体，体曰阳精，万象万形之生生化化也……“夫用也，言在人身，天性之运动也，是动从心率性，是性聪明灵觉。”他特别赞许《大学》《中庸》，构建大中之学。认大、中、学、庸互相融合不离。“夫是中也，主乎大之生，大是大也，家乎中之仁。”中使大化生，大家乎中的仁爱，学依丽于止于至善，庸适达于中正之道。他率性任情，讲真话实话，深受民众赏识，影响广泛。
邓豁渠（1498—1569）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以儒说释，以释解儒，以道诠儒，以释明道，养成他荒诞的气象。无论是以“性命双修”释其学术宗旨，还是以“见性为宗”解其思想主旨，但其旨归为心学。“圣人之学，心学也。心、体本来无一物，所以说，他说私意萌，说一觉便消除，是外道绝情事，非圣人心学妙机。”这是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回答，意谓心体中无物语私意。他虽能融突和合三教，但又试图度越三教，因此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所质疑。他认为自宋以来，三教各自流落于情念、法术、空寂。自何晏、神秀、宋儒之学流行于后世，三教便趋向衰落，而称赞阳明良知之学。
李贽（1527—1602）是王艮之子王东厓的学生，是中国近世文化启蒙的先行者，是冲决传统网罗的勇士，他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宋明理学家把内在的自我主体意志外化为异己的天理，成为与人内在自我主体相对的力量，反过来控制、主宰、化生人。李贽把异己的天理，复归于人自身，把远离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天理，复归现实百姓日用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衣食是人的生活基本活动，与各方面发生关系和联通，就需要调节、融突和合这种关系；化解这种关系的原则，就需要伦理道德规范。李贽认为这就是人伦物理。
泰州学派高扬主体精神，批判宋明理学对主体的忽视，彰显独立的人格，强调质疑经典，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具有解放思想的价值与意义。虽被时人视为异端，但体现出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思想的萌芽，重视个性的独立以及高远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和抱负，追求精神自由，纯任自然，反映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文化诉求。
[1]张立文，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一级教授。
[2]《泰州学案》,《明儒学案》卷32，第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页。
[3]《泰州全集》,《明儒学案》卷32，第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