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政治下的统一战线：漂移时代的密县故事
黄道炫
密县，今河南新密。抗战前期，和郑州、荥阳、新郑等同属河南第一行政区。[1]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一行政区设立地委，地委所在地不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郑州，而是设在密县，密县一时间成为河南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中心之一。这样的局面，到1939年8月戛然而止，中国共产党密县地委遭破坏。
1939年8月2日，密县地委一个交通员从河南省委担书到密县，行至密县四区，被当地几个小学教员发现。教员想买书，交通员不卖。四区区长听说后，拘押审问交通员，交通员坚称受雇于新四军。区长将交通员押往县府。在密县城关遇见中国共产党密县县委书记王东旭，王告诉交通员：不要紧，共产党今天并不违法，到县府后你就说给某某人担的。这样，交通员在区署和县里供词不一，让人有文章可做，县府大肆逼供。随后，交通员供出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在严刑之下叛变。破坏蔓延到全县，总计被捕二十余人。[2]密县地委被破获，形势陡然逆转，抗战前期一直在河南居于发展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密县党由此一蹶不振。
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密县故事中，可以发现结构性裂缝和人情政治两大特征。民初中国，帝制崩溃、儒学瓦解，维系中国国族认同的两根最重要支柱断裂，这种分崩离析的漂移局面既是政治权力分化的结果，也是文化中国崩解后的代价。崩解的局面及随后国民党主导的有限度的修复，留下了政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结构性裂缝，地居中原的河南，恰处以东南为中心的南京中央板块和散处华北、西北、西南的地方割据板块的结合点上，[3]裂缝和对接在这里均有明显的体现。文化中国的崩解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人情政治的肆虐。帝制中国，由于皇帝效忠和儒学修身两个坐标的存在，人情这种次一级的忠诚还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民国时代，前述两个坐标同时失效，人情成为失范状态下政治、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润滑剂，放射到社会政治的各个角落。
一 基于人情的密县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结成统一战线，这让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合法化。合法化使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活动成为可能，在一个政治不透明、传播能力有限、社会普遍存在正统心理的国家，获得这一空间的意义非同寻常。抗战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出版物获得自由流通，教育了大量民众，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当然，由于一党治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仍然是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合法空间的释出没有法令条规的明确支持，而是来自政策的弹性。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中这种合法性的获得可能截然不同。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常常可以发挥超出想象的作用。具体到密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该县出现统一战线的机会和人情关系也无法分开。
密县的机会首先缘于整个河南省独特的形势。从商震主政河南到抗战初期，河南多种政治力量共存局面一直持续：“复兴社以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代表，CC派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李宗黄为代表，陇海路上还有一套所谓特别党部。”[4]1938年年初，商震卸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继任。和商震一样，程潜也是地方实力派出身，与南京中央保持距离。1939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与中国共产党关系颇为密切。不仅是程潜、卫立煌，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核心圈内的刘峙身边人也有联系，例如通过与刘峙的干女儿石青（开封一个小学的校长）建立关系，同她一起开展了发动妇女参加训练班、慰问前方将士、医院伤兵等工作，减小了特务对这些工作的阻力。[5]
在河南，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不强，而国民政府内部又存在着巨大缝隙，统一战线（尤其是偏于上层的统一战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心。中国共产党河南党提出：“根据在河南的客观情况，我们觉得要想收到实际的效益，利用各种掩蔽物是需要的，这就是经过他们的组织而执行我们的工作，亦即所谓迂回路线问题。”[6]经由合法的发展路径，利用、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宣传、动员抗战，取得社会乃至政权方面同情，可为自身争取到保护伞。
中国共产党河南党对统一战线的重视，在下面一段话中体现得至为明显：“省委向豫西党建议，要求全党更大的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学习上层统战的艺术。把统战的教育作为党的第一等重要教育。”[7]事实上，上层统战的确在河南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到1938年年中，河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达到6000多人，较抗战爆发前夕增加了5倍。[8]
中国共产党在密县所处的河南第一行政区走的就是利用人情关系进行上层统战的路线。战前，第一行政区是河南经济社会较为发展的地区，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迅速南下进到黄河北岸，这一带又成为对日的前方，“不少县长、区长都临阵脱逃了！统制（治）力量薄弱得无法统制，如新郑、洧川，长葛、尉氏、中牟等县，广大无组织无领导的群众，由于三面受敌严重的威胁，他们非常恐慌与不安，激愤的心情，急切要求领导和组织，地主豪绅、资本家们也暂时同意抗战，甚而帮助抗战了”[9]。河南第一行政区专员罗震面对难局，不得不开放政治，努力寻求奥援。此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坚持抗战，得到包括罗震在内的许多地方官员的好感。罗震允许中国共产党“到各县组织训练民众”，还在政治上、经济上援助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态度给了中共在郑州地区发展的机会。[10]
罗震，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34年投奔其学长刘峙，任南阳县县长。罗震之前，从1927年开始，从未有人在南阳县县长的位置上超过1年，任期最短的仅有两个月，[11]而罗震在南阳县一任3年，由此可见出他的能力，当然也证明刘峙对他的信任。全面抗战爆发后，罗震调任河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罗震虽然和刘峙关系密切，但对中国共产党抱有相当同情，1944年他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接触，并于1948年策动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起义。
不过，抗战初期，罗震对中国共产党的开放立场，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地方官员的普遍做法。一份中国共产党报告提道：“抗战爆发至一九三八年冬天以前，不论C C也好，不论是老法（指复兴社——引者注）也好，不论是地方上其他的小派别也好，他们赞成抗战，并且赞助抗战。他们不但不妨碍我们的活动，他们还和我们在一起作救亡工作。”[12]传统中国政治通常表现就是处处留情，人情重于原则，在王朝崩溃、效忠对象缺失，而国民党又很难提供中心信仰的背景下，人情的衡量几乎成为许多国民党人的行为准则，何况此时国共双方的确还有共同抗战的基础。
在河南第一行政区中，密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重新发展的首选。1938年年初，中共中央陆续派遣党员到密县活动。9月，密县中心县委成立，负责领导郑州周边10个县。12月，中心县委改为地委。密县这一地位的获得，缘于其位于山区的地理条件，利于中国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地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战前中国共产党密县党就坚持运作。1934年年初的报告说，密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有81人。[13]1934年10月，关于河南党的报告谈到，河南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约1250人，群众约3000人，其中密县的党员约100人，群众约300人。[14]一份中国共产党文件提到：“自大革命以来，密县的农民协会组织断断续续存在，只要革命形势一到，就进行革命活动，同地主豪绅、国民党政府作斗争，抗粮抗捐。密县大部分贫下中农参加了农会，会员约万人，密县国民党政府中渗透有不少共产党员，权力基本被我们控制。”[15]从中可以看出战前密县党在河南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尽管由于国民党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密县党不得不渐渐停止活动，但党的组织始终存在。有这样的基础，一旦环境变好，中国共产党投入力量，密县迅速再起应在意料之中。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密县党的生存、发展，时任国民党密县县党部书记长的樊百全都是重要助力。樊百全（1897—1960），密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县立师范毕业。1923年只身赴上海求学，尽管在上海仅仅八十多天，但上海之行打开了他的眼界，他通过阅读进步报刊首次接触了新思想。从上海回到密县后，樊百全开始兴办教育。他和同为密县人的张书印一起，创办平民教育。[16]由于遭到当地士绅的反对，教育梦没能继续下去，樊百全转向政治运动。按他自己的叙述：“1926年农历一月组建密县青年学社，1927年4月加入国民党，1927年8月，到豫、陕、甘农村组织训练班受训，因‘赤化’嫌疑险遭禁闭，翌年春训练结束后，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17]1937年前，他历任国民党密县县党部委员、书记长，这给了他法理上的保障；同时，他领导农会活动，以地方强人的身份为当地民众争取福祉，也使他成为密县民众精神和事实上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方面报告，在樊百全领导下的农会，往往在宣传的歌词中讲打倒贪官污吏，不缴捐款，小册子等印刷品上还印有国民党的总理遗嘱。[18]这很能显示樊百全等所从事活动的内在张力。樊参加改组派，坚持广州、武汉时期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的理念，在密县继续组织农会；同时，他又是刘峙暗中扶持的“忠义会”成员。对此，他自己说得很直白：“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国民党复兴社也好，CC也好，我们都要和他们搞关系。不然，他们就会直接在这里发展他们的势力。”[19]
1937年前，樊百全和中国共产党也若即若离：“对于C、P不谈不骂，有的说些非驴非马的话来模糊群众的意识”[20]；“办农民夜校，暗杀豪绅，帮助农民打官司，到处召集农民大会，时常找农民到农会或党部去谈话，故意装出关心和优待农民的样子，说他不反对红军，但一定等到红军来了后才可干”[21]。中国共产党作为“不合法”的反抗力量挑战既有控制体系，这是本身也与政府权威展开博弈的樊百全乐意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后来分析：“对樊百全来说，农会和共产党的支持，是他成为最强有力的人物的根本，有了农会和共产党的支持，土豪劣绅才望而生畏，不敢和他较量。”[22]
应该说，战前中国共产党对樊百全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密县实地工作的“很多同志以为他确是我们的人”，河南省委则从当时的阶级分析立场出发，认为樊百全是改组派，是革命凶恶的敌人，因此要“在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揭穿樊百全的欺骗与罪恶”[23]。不过，落实到具体层面，密县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事实上不可能与樊百全这样一个心存善意，且常施以援手的帮助力量决裂，而上级指导机关也很难强令密县党组织执行他们的主张，只能提醒他们“经常派人去巡视”[24]。可见在战前，即便被认为在阶级关系上存在教条判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中的人情因素仍会发挥微妙的影响，密县党和樊百全的合作关系始终或明或暗存在。比较尴尬的是，战前无论是樊百全还是密县党，都在相当程度上要背着自己的上级机关与对方往来。抗战爆发后，统一战线的弹性让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不再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暧昧对待樊百全，可以纯然正面看待，而樊百全也乐意助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双方合作空前融洽。
樊百全之外，密县新任县长陆建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密县发展党组织的新推手。陆建唐1938年年中到任，和罗震一样，他亟思有所作为，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包容和合作的态度。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分析，陆建唐和罗震都属于刘峙系统，刘峙前方兵败后，对河南的影响力进一步丧失，党务系统被CC系渗透，罗震也离开河南第一行政区，陆建唐却还留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方面观察到：“罗震调职后，复兴社在整个一行政区，几乎全部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CC专政。……密县县长是一个复兴社的根子（和我军有联系），是一个进步县长。”[25]
比之罗震，陆建唐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非同一般。陆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和国民革命时期投身革命阵营的许多青年人一样，虽然他后来厕身国民党政权，但青年时期被熏陶的革命理想一直没有丧失，正因如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人思想上可以沟通，实际上也受到很多影响。当年密县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回忆，陆建唐的妻子邬励贤和其秘书南醒民都是共产党员，“陆受共产党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26]因此，陆建唐到密县后，迅速调整了基层行政人员，共产党员受到重用。不过，陆建唐做出这样的举措，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倒向中共：“陆建唐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传承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孙中山的忠实信徒。”[27]国民党在理念上并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强烈的原则性和信仰排他倾向，因此，国民党人的观念常常兼容并蓄、不无含混，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情重于理念、原则。
陆建唐出身黄埔，战前任河南大学军训处长，在军队和政界有广泛的人脉，离开密县后，一度进入汤恩伯门下，成为“汤幕中有名的能员”[28]。这和樊百全既参加过改组派，又在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参加有刘峙烙印的“忠义会”可谓异曲同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河南秘密会社在社会活动中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平汉路郑州站的调查，这里的工人有60%加入青帮，[29]可见秘密会社覆盖之广。陆建唐处身河南，和帮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青红帮在西安的西华山一脉的总管。[30]陆的这种出身，使之和上下层都保持通联，关系是人情政治下为官和任事的重要润滑剂。
陆建唐的关系网的确使之可以放手做事，出任密县县长后起用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他敢于做事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献身精神和办事能力及态度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同时，陆的作风和行动还和樊百全一拍即合，使之得到密县最具实力的地方力量的支持，而和他起用共产党人一样，与樊百全结合也是其施展县政的一部分。作为对樊百全的支持，陆建唐十分“支持农运工作，他与妻子邬励贤在城南新庄办过农训班，甚至与农训班一起操练”[31]。
在河南这样的地区，很大程度上，统一战线就是对人的活动，乡村士绅作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点。一位中国共产党干部在关于地方统战工作的报告提到：“乡村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应放在士绅身上。这是由于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形成他们在农村中有很大的实际上的权力，在群众中有威望。他们掌握县、区内的行政权力，军事权力，教育权力；甚至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权。”[32]争取县长的支持，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针对行政机关运作极为关键的一环，当时中国共产党文件指出：“有了县长的行政上的权力，再配合民众组织、训练，武装工作的积极推进，则未来的成就庶可期待。所以我们最近积极扩大此工作。”[33]抗战初期的河南，中国共产党和不少县份的县级领导建立了联系，如国民党清丰县县党部书记长岳图南、国民党濮阳县县党部书记长王兆林等。[34]由于拥有不受干扰的活动空间，密县党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力量，“可以公开宣传八路军的许多好处，可以公开讲抗战的一切问题，许多只要愿意抗战、同情八路军的农民甚至一些地主都被吸收到党内来”[35]。这里的党得到群众的了解，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事实上，这也是统一战线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突出特点，中国共产党报告写道：“当时（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全县有将近四百的党员，领导着号称二万余人的农会，领导着大规模的儿童团和妇女会。”[36]如此规模在河南其他地方相当少见，这就是针对地方社会上层的统一战线可以期望达到的效果。统一战线中的人情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通向掌握更广大群众的桥梁。
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发展，统一战线的影响遍及全县，樊百全的力量也渐渐化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之下：“密县农会原来多在樊百全控制之下，后来骨干领导成员大部分成了我们的党员，连他的警卫员司树森也成了我们的县委组织部长。一、二、四区的权力基本上被我们控制。”[37]密县党发展环境如此之好，小气氛的甜蜜甚至使之忽略了自身还不是真正合法政党这一实质，中国共产党党人在密县也放手活动，“不懂得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不少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共产党”。正如密县党组织被破获后总结经验时谈到的：“密县党未遭受破坏前，党内一般同志由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不够，不十分明确了解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及斗争中阶级敌人可能采取的方式，因而他只看见合作了！共产党的领袖公开活动于全国的政治舞台，就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至少再不会有过去坐牢狱和处死刑的事情，他们就没有看到统战内部阶级斗争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些同志的根本忽视秘密工作，不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38]这是密县党顺利发展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问题。
二 密县权力结构转变和统一战线的破裂
中国共产党密县党组织大发展的局面发生转折，始于陆建唐调离，而这又是抗战开始后国共关系持续演变的结果。尽管中国共产党被允许公开活动，但国民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总有戒备心理，早在1938年7月，蒋介石就令属下查清中国共产党豫西党组织的详情。[39]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限共、防共，此后，各地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限制明显加强。河南成为国共争夺青年的焦点之一。同年5月，蒋介石亲下手令，指示：“豫西以北各地多有冀鲁与东北青年及临时学校，应注意招收训练。”[40]由于中国共产党“密县委工作的特别突出，其他地方非常落后”[41]，单兵突进的形势，自然引起国民党方面对密县的高度警觉。形势的变化，樊百全显然有所了解，中国共产党干部回忆：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初四，樊捎信叫我到他家去，他的儿子樊浩在家。他对我说：“我伯曾告诉我，‘共产党就是干革命，你们要干，最好到外县去干’。”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干。”樊浩接着又说：“共产党除死了不干，只要不死就要干。我伯说，你们还叫他在密县吃这碗饭吧！”[42]
1939年4月，密县县长陆建唐迫于压力，提出辞职，并很快得到批准。中国共产党对陆建唐的辞职做出明确反应，希望挽留陆建唐，并拒绝新任命的县长孟祥霖。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很清楚，密县统一战线的局面和陆建唐的态度关系极大，这种通过人际关系运作的社会政治网络，成败往往系于一人。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事后总结认为，面对全国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这时候恰当的应对方式应该是隐蔽力量，而不是继续主动出击，但是历史现场中的人不可能像事后总结那样洞察秋毫。有先前一系列成功经验做基础，中国共产党密县党组织决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挽留县长陆建唐也在情理之中。中国共产党密县党组织号召：“发动全县农会、妇女会、各学校、各机关，以请愿的方式赴县府，要求县长打消自己调职意见。”同时，“选派代表，赴省府、专员公署请求收回成命，在内部推数人和县长商讨，使其打消调职之意，并设法经过复兴社小组织关系去活动，加强扩大挽留宣传，多贴标语，并出挽留县长专刊，以便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43]。
相较共产党积极挽留陆建唐的态度，樊百全的态度略显消极，其他地方进步人士，参与也不踊跃。[44]樊百全之所以对挽留陆建唐态度暧昧，当然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判断。和中国共产党把陆建唐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依靠不同，樊更多将陆视为掌控县政的同盟者。樊乐意在行政体系内和陆建唐保持合作，但当陆的调令已下时，并不热心去对抗行政命令。战前当樊百全代表民众反对行政机关及地方土豪劣绅时，他担负着追求正义的使命。然而，随着其逐渐跻身主流阶层，从反对地方土劣成为地方势力代表，并掌握着国民党密县县党部的法定权威时，和县长的合作抑或冲突，某种程度代表的则是地方国民党党部与行政官僚的折冲。因此，他与行政权力间渐渐演变为博弈关系，此时，樊百全显然更愿意在程序内运作而不愿冒挑战程序的风险。
事实上，有既往与无法合作的县长对抗的经验，樊百全对县长的更换的确也不那么敏感。从1927年设立县长（原为县知事）到陆建唐任县长时，12年间，密县经历的县长达12人之多，[45]平均任期只有一年，换县长对樊百全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县长中，樊百全和几人都有交手，“告倒、告跑了反动县长刘元、张国威、陈天煦等人”[46]。例如，告倒县长陈天煦，樊百全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民众告状的方式，控告陈“贪图罚款非法滥押”[47]，“假名派款擅加苛捐”等，[48]连续地告发，让省政府在1934年决定调走陈天煦。
樊百全等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县长的争斗，之所以屡屡占据上风，与战前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控制力有限有关。尽管和传统中国的知县相比，县长可以动用的组织、人力和物质资源都大大增加，但地方势力仍是政府必须整合的力量。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国民政府，妥协和博弈是其政治运行的重要特征，面对行政权力和地方力量的冲突，他们更多是选择牺牲县长而不是向地方势力下手。民国时期，县长的更替十分频繁，告发县长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仅1933年5月《河南民政月刊》登出的被控县长就达到31人，[49]而这份按月出版的刊物每期都有县长被控的消息。
正因为有战前县长频繁更替及施政软弱的经验，樊百全对陆建唐的离去并不是十分在意。何况，他也并不想完全附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挽留陆建唐的运动。毕竟，樊百全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共同利益，但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樊也会规劝亲近的共产党人，离开共产党，跟他干革命。[50]
樊百全没有想到的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在河南的控制已经不同于战前。战争是中国民族国家获得强化的机遇期，同时也让国民党中央最大限度强化了其控制的一面，成为中央权威借此获得伸展的关键期。如果说战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更加注意强化党的实质控制。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调整党政关系的三项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与政的形态。”[51]县党部书记长可以出席行政部门会议，并指导地方自治。1939年7月，蒋介石通令各地“县科长以上之文官，必须以党员充任。其未入党者必须令其入党宣誓”[52]。党对政权的渗透不断加强。尽管国民党强化政党控制的措施由于与行政权力不无龃龉，深入势头受到限制，但其发展方向还是指示着战时国民党追求的目标。
作为战时战略核心区，河南是这种权威伸展的主要着力点之一。战争爆发后，河南战略地位得到凸显，所谓“得到了河南，北可控制冀、晋，南可制长江通巴蜀，东去皖、苏，以通外洋。且有陇海、平汉两铁路横纵贯通”[53]。河南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驻扎的中心区之一。军队驻扎，加上战时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使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强，远非战前可比。随着战争的深入推进，中日两军在前方形成对峙，国民政府借民族战争的正当性强化中央权力有了更好的环境，其表现就是“加强了政权组织，打击了士绅力量”[54]。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就是1939年新县制的推出，这是战时强化基层控制最重要的一项措施，代表之前的央地关系势将重构。密县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事实上就是这种权力重组的一部分。
由于挽陆行动显得虎头蛇尾，看到大势已去，陆建唐选择了不辞而别，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挽陆运动无疾而终。新县长孟祥霖微服上任后，开始强化控制。孟祥霖积极活动，“三番五次召集联保主任与保长进行个别谈话。许多平时贪污腐化为其收买利用了，还有一部分动摇的亦为其利用了，这一现象主要在四区和三区，四区区长成了新县长主要的帮凶”[55]。
在政权、党权、绅权的博弈中，孟祥霖一开始把争夺的焦点对准樊百全。正如孟祥霖在和联保主任谈话中了解到的，“赞成拥护樊派的联保主任占80%”[56]，这些联保主任很多就是由樊百全推荐担任，[57]这是樊百全之所以能在密县呼风唤雨的关键，也是孟祥霖要控制密县县政的最大障碍。因此，起初“斗争的中心是县长和樊百全。他们相互在群众公开会议毁谤，并在暗地准备着”[58]。
中国共产党在孟祥霖与樊百全的争斗中有限度地支持了樊百全。中国共产党方面报告，在全县联保主任和保长训练班上，樊百全“在课堂上加紧暴露新县长的弱点。新县长亦在课堂上公开的反对樊百全。当时樊百全由于政治文化水准不高和讲话技术较差，使新县长的反动言论在群众中发生了相当一些影响。假使不是党在下层不断的揭穿和暴露新县长的真面目，在公开场合的斗争中，樊百全的威信可能在群众中受到损失”[59]。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双方利益一致的判断。[60]
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本文开头提到的交通员事件的发生及发酵迅速打破了平衡。没有确凿资料可以证明这是孟祥霖有预谋的行动，但孟的确抓住机会把这一事件变成了控制密县县政的突破口。即便是在中央政府控制力不断增长的抗战时期，利用政治正确以强权的压迫打压中国共产党，还是比通过权力博弈排除绅权、党权来得轻松和有效。权力的游戏岂能和森严的威权相提并论。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破获，孟祥霖及其背后的国民党政权进一步以“通共”的罪名把矛头指向了樊百全。孟祥霖以“在县党部特派员樊百全室内检出与异党往来函件六种及樊百全亲拟推（摧）毁各级政府计划并进行路线等七件”为由，将“樊在郑州扣押”，“嗣由郑将樊转第一战区军法执行拟监部讯办”[61]。
然而，戏剧性的反转发生在第一战区。包括樊百全在内被送往第一战区的被捕者不久均被释放。时任中国共产党密县地委书记的席国光回忆，1939年秋末冬初，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高层路经洛阳，同卫立煌交涉把这些人要出来，一部分送新四军，极少数回家。[62]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亲自出面干预，才是此案得以顺利解决的决定因素，而这正是民国人情政治的体现。
樊百全获释后，回到密县，旋即再遭逮捕。关于此，密县县政府的报告写道：“二月十六日奉省政府文午（件）洛秘至密代电，以接准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来电，饬即勒送青年劳动营受训。”[63]可见这次逮捕行动是由中央党部下令。此时，孟祥霖正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党部的命令很可能和他在国民党中央的活动有关系。随后，孟祥霖又个人呈文，声称：“樊百全身为国民党党员，在全县居于党的领导地位。无论其是否参加共党组织，或系庇护共党分子，即拟摧毁各级政府计划及进行路线……似此叛党叛国之行为，殊属不法”，要求“电饬第一战区卫长官将该樊百全予以最严厉之处分”[64]。显然，孟祥霖必欲将樊百全这一主要对手除之而后快。
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被破坏，樊百全被捕，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密县的掌控终于可以落实。次年，密县的赋税报解即走在河南前列，核定成绩80分以上，孟祥霖记大功一次。[65]樊百全被捕后转押西安，不久又逃脱回到河南。抗战结束时一度以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名义进入开封，1949年后，他随解放军部队南下离开河南，最后定居重庆，并在那里过世。[66]樊百全和密县的交集，随着这里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被破获，基本已经结束。
三 结论
民国时代，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充斥着内部的诸多冲突。统一与分裂、民主与威权、传统与现代，诸如此类的对立概念，常常集于政治力量乃至政治人一身。训政的事实和宪政的目标最能显现观念和现实的分裂，而这样的分裂背后又是国家整合能力薄弱、整个社会价值观游移的体现。应该说，国民政府向着组织化的国家方向做了很多的努力，但由于政治资源的限制及中国传统的约束，加上国民政府迟滞通过民主宪政实现国家的有机融合，取得的成效相当有限，中国地方社会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裂缝。对于追求控制的统治者而言，这样的裂缝通常都是噩梦，但是对于寻求生存的政治力量，这样的裂缝则为千载良机。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整个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在裂缝中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密县的故事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夹缝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机会，其失败也和这种夹缝的被弭平不无关系。当他们离开东南来到西北，在西北站下脚跟时，实际来到的是一个更广大意义上的裂缝。中国共产党长期在裂缝中生存的经验，使他们具有在幽暗中寻找光亮的锐敏。抗战时期，无论是统一战线的执行，还是人情政治的运用，中国共产党都可谓炉火纯青。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运用人情政治时，特别强调自身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求与人情政治划清界限。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建立，相当程度消解了文化中国崩解后的权威缺失问题，让中国共产党人树立起自己的文化权威和效忠对象，这是在人情政治面前随波逐流的国民党无法比拟的。尽管实际政治操作中，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周围政治力量的关系时，并不排斥利用和驾驭人情政治，但中国共产党在暧昧的（ambivalent）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下凸显的阶级性和原则性，的确还是显现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股清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统一战线，在许多地区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河南乃至密县都能证明这一点。统一战线不仅带来了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扩大，而且由于统一战线是在稳定、公开的环境下展开，群众基础往往超过地下活动乃至战争环境下的根据地。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统一战线造就的这些成果相当脆弱，当国民党改变政策，开始采取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针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迅速瓦解，先前获得的活动空间和成果很快就被掏空。这样的事实证明，抗战统一战线的确给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机会，但如果这样的发展没有和武力结合，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仍然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强调不能单纯依靠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一。
不过，同时不能不承认，抗战之初，像河南这样中国共产党力量不强的地区，统一战线的确又是中国共产党寻求发展的现实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得以成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总是循着效率优先的原则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至于这些努力是不是尽如所愿，则不是处身历史现场的人们可以完全计及的。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长史，时时可以看到统一战线或明或暗的影子，考虑到统一战线对应着的是一个始终在追求统一的中国，这样的坚持尤其意味深长：统一战线希望实现的是多种力量的整合，而力量多歧，正是统一战线可以大展宏图的背景。国家裂缝、地方强人、人情政治，一个原则上贯注着阶级分析立场、实践上却不乏妥协的统一战线，可以让多少头绪联结其中。
（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1] 河南第一行政区包括郑州、荥阳、广武、汜水、密县、禹县、新郑、长葛、洧川、中牟、尉氏，共11县。
[2]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80—81页。
[3] 抗战时期，黄敬曾描述冀鲁豫地区为“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的结合部”[《边区的形势与任务——黄敬同志在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黄的这一描述用于整个河南省同样有效。
[4] 吴平：《河南省委的妇女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5] 吴平：《河南省委的妇女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6] 《河南省委致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10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7] 《河南省委致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10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8] 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9]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55—56页。
[10]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55—56页。
[11] 南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22页。
[12] 《邵文杰关于洛宁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5月），《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
[13] 《河南省委某同志巡视新郑县、密县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4年，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1页。
[14] 《亚英关于河南党组织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10月21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4年，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360—361页。
[15] 席国光：《回忆一九三九年密县地委》，《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27页。
[16] 《樊百全自传》，《河南文史资料》第17辑，第64页。
[17] 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郑州市志》第8分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18] 《中央巡视员抱一巡视河南报告第四号》（1932年5月6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1—1932年，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502—503页。
[19] 田建勋：《樊百全传》，《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2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326页。
[20] 《河南工委会报告第四十六号——关于密县农会组织与群众斗争》（1933年7月22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3年，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227—228页。
[21] 《河南（省委关于密县工作的）总报告》（1934年7月3日），《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45—46页。
[22] 胡山：《忆抗战初期密县党组织》，《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55页。
[23] 《河南（省委关于密县工作的）总报告》（1934年7月3日），《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45—46页。
[24] 《河南（省委关于密县工作的）总报告》（1934年7月3日），《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46页。
[25]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49页。
[26] 司树森：《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党在密县的革命活动》，《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37页。
[27] 司树森：《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党在密县的革命活动》，《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37页。
[28] 赵光潜：《回忆大捷日报》，《老城文史资料》第5辑，政协洛阳市老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30页。1949年陆建唐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奉命去台湾，做策反工作，于1950年在台湾东势镇友人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牺牲，友人被株连判刑五年。
[29] 《平汉路郑州站铁路调查表》（1934年7月3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1934年，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26页。
[30] 李茹玲：《青红帮在郑州的发展》，《郑州文史资料》第13辑，郑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第148页。
[31] 司树森：《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党在密县的革命活动》，《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37页。
[32] 《张翼关于仁字地委的工作报告》（1940年5月30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33] 《河南省委致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10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34] 《直南豫北工作报告（节录）》（1941年1月23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35] 《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页。
[36]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68—69页。
[37] 席国光：《回忆一九三九年密县地委》，《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29页。
[38] 《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3页。
[39] 《蒋中正电林蔚令豫西等区军事长官查报该区共党主持人姓名地点实情》，1938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2-010300-00014-005。
[40] 《手谕招收训练冀鲁等省青年并嘱胡宗南主持政治考核工作》（1939年5月6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383页。
[41] 《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页。
[42] 司树森：《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党在密县的革命活动》，《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37页。
[43]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71—72页。
[44]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72—73页。
[45] 《民国时期历任知事、县长一览表》，密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密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205页。密县这种更动状况并非特例，1930—1934年，江西更动县长265人，平均任期328日；福建更动县长289人，平均任期284日。（《县政调查统计·江西省》，《内政调查统计表》1935年第22期；《县政调查统计·福建省》，《内政调查统计表》1935年第21期。）
[46] 田建勋：《樊百全传》，《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2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321页。
[47] 《重要诉愿事项》，《河南民政月刊》1933年第5期。
[48] 《重要诉愿事项》，《河南民政月刊》1934年第15期。
[49] 《重要诉愿事项》，《河南民政月刊》1933年第5期。
[50] 郭德华：《进城探信和离密去洛》，《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46页。
[51]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7页。
[52] 《蒋中正电示蒋鼎文朱绍良黄绍竑等各省县科长以上文官须以党员充任》，1939年7月11日，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2-010-300-025-004。
[53] 《陈冰岩关于河南政治形势及干部、群众武装情况的报告》（1938年8月25日），《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54] 《王国华关于豫南特委工作的谈话记录》（1940年4月），《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55]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76页。
[56]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79页。
[57] 参见宫振民《共产党人的挚友樊百全》，《河南文史资料》第17辑，第89页。
[58] 纪西：《密县地委工作报告》（1940年），《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76页。
[59] 《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页。
[60] 《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
[61] 孟祥霖：《报告》（1940年4月9日），《密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137—138页。
[62] 席国光：《一九三九年密县地委》，《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1集，中共密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30页。
[63] 《密县县政府破获反动案件经过》（1940年3月3日），《密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136页。
[64] 孟祥霖：《报告》（1940年4月9日），《密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137—138页。
[65] 《河南省各县县长奖惩一览表（二十九年度）》，《河南省政府二十九年度行政总报告》，河南省政府秘书处1941年编印，第18页。
[66] 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郑州市志》第8分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