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学者后期介入及其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影响
这里想从“当代”与“现代”关联的角度，探讨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田仲济、陈瘦竹、贾植芳、钱谷融等现代文学学者的文学史观、写作立场、研究方法等，正是参照了现代文学历史化的实践方式，当代文学历史化才有了“源头活水”，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表达。尤其是王瑶、唐弢二位学者的后期介入，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提供了奠基性的话语经验。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不仅在空间上与社会历史具有同构关系，而且在时间上与早于它并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具有赓续关系。它们彼此相互矛盾、碰撞、驳难而又相互统一、融通、建构，构成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极富意味的组成部分。
比如，关于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唐弢在《文汇报》上专门发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文学观。他说：“我以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不错，从时间上说，昨天对今天来说已是历史，上一个时辰里发生的事情也可说是这一个时辰里同类事情的历史；但严格地说，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32]他认为，作为时间概念上的“当代”，其“瞬间的流动性”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无法支撑起文学成史的物质基础，历史意识、历史规律的生成与显影也只有在时间具备一定阶段的沉淀和积累后才成为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施蛰存在其《当代事，不成“史”》和《“当代”已经过去？》两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不宜写史”的时间因素和客观条件，他说：“我同意唐弢同志的建议，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33]
王瑶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本话题的争论，但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并进行了精要的阐释。他说：“历史是过去的经过一定时间后稳定和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流动变化的属于将来的历史，历史科学只能研究已经相当稳定了的现实，不能在事物尚在变动状态、它的性质尚未充分显露、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或反响尚未发生或尚未引人注意时，就匆忙地作出历史性的阐述和评价。文学史也是如此，对文学现象或作品的考察必须从它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着眼，必须照顾到历史进程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就必须有一定时间的沉淀和凝结，使文学现象的意义显露得更充分，文学作品有时间得到读者的反应和考验，这样才有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的描述和论断。”[34]
这些观点，也许我们未必会完全认同，且后来批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事实上也对此做出了回答。但它的提出，并非没有道理。孟繁华对之做了比较辩证的评价和分析，他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不是一种虚妄的理论判断，而是来自唐弢先生自己对文学史写作实践的深刻体会和反思，事实上，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当时也是一部“当代文学史”。现在看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可能从一个方面质疑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但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观点的正确。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切近的历史很难把握在著史者的手中。每个人对切近历史的不同理解，使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免议论纷纷难成共识”。[35]须知，相对于古代文学史写作，当代文学历史化实践因没有建构一个具有完全统摄能力的话语框架而一直处于“不稳定”与“不确定”的状态中。从几部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来看，研究模式与写作路径的多种选择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文本，其中包括对时间和距离的理解与把握方式；另外，写作主体在面对时间和距离的压力时不再保持自如与从容不迫，而是表现出判断与选择的迟疑或“犹豫不决”。相比于古代、现代文学史，其“历史叙述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即使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公认为“标志着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36]其上下两编有关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确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和评价系统，很难把他们整合进一个统一主题的叙事框架中。
如果说孟繁华和贺桂梅主要是从当代文学认识论角度来认同唐弢、施蛰存的观点，那么黄发有则从方法论立场肯定了他们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推动意义。他认为唐弢和施蛰存的质疑引发出了当代文学史的许多新的理念、模式和方法。比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以及“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与写作实践等，这些都在客观上为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注入了活力，突出强调了其整体性和综合性，重点是上对“十七年”文学的重解，下延到新时期，重绘了文学地形图。当然，不必讳言，他们也存在着某种以新的偏执取代旧的偏执的趋向。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方面，当代人写史的确在占有原始材料、深入历史现场、见证历史事件等具有某些先天独到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并且不可能真正摆脱历史现场的情绪感染而保持所谓的“价值中立”，偏见往往来自个人的喜好以及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纷乱芜杂的“现实”如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面对偶发的、异质性因素带来的纠葛缠绕甚至冲突局面，研究者是否能够暂时搁置“本质主义”的话语预设，通过对“事实”的除弊来实现历史意识、历史话语逻辑的显影呢？显然，以上这些问题，对于置身于流动状态中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构成了考验和挑战。有研究者居此认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进行的硬性拼接，“上篇”为“50—70年代的文学史”，“下篇”为“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洪先生虽然清楚地界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却并没有依据这个界定给出‘当代文学’的下限”。[37]这里，判断的标准依然包含着时间和距离因素。
为避免出现这样的难题，也有的研究者另辟蹊径，不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编码处理发生学的历史，舍弃了以历史时序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坐标，代之以凝聚丰富历史内涵的、具有价值范畴整合力的原创性话语概念为贯穿主轴编织而成的共时性结构。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它希望“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它不是一般地突出创作思潮和文学体裁，而是依据了文学作品创作的共时性来整合文学，改变原有的文学史风貌”。[38]与传统以社会政治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化叙述模式不同，《教程》体现出了编者主体个人的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对几个有关当代文学概念的命名，颇富元话语的创设能力。正是由于借助“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等关键词为线索构架，《教程》才较好地摆脱了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经济形式等外部因素的过多纠缠。唐弢曾说过当代文学述评比写史更重要，《教程》恰恰是“以作品为主型”，引入文学批评的话语范型，并在作品内部融入编者主体的历史观念和自我意识。所以，有学者说：“唐弢先生在80年代初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并不是否认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文学终将进入历史的必然性，而是说当代的学者无法以总结历史的从容心态来整理同时代的文学，或者说，难以用权威性的‘史笔’来叙述终将进入历史的同时代文学。不以‘史笔’讲述同时代文学，是否还有别的方式？《教程》可算是对唐弢先生的一个回应，即抛开‘史笔’，努力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审慎选择和深入解读，系统而又深入地整理同时代文学，为将来的‘史笔’书写完成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序。”[39]
说到王瑶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稿》，还不能不提及其初版后面所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对这只有短短三年的文学实践，王瑶敏锐地觉察到了一种“年代学”意义上的新动向，并把它归于“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重新论证现代文学史的起止点时，他特意撰写学术文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加以分析讨论：“就现代文学史说，我认为可以把1976年‘十年浩劫’的结束作为它的讫止点，即以1919年到1976年间的文学历史作为它考察和研究的对象，不包括这以后十年间的新时期的文学。当然，讫止点与开端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稳定沉淀的情况，以后还有可能向前延伸；但就目前而论，经过拨乱反正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我们现在有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1976年前的文学了，而且它的许多重要现象都是要从‘五四’以来的历史进程来加以阐述的，因此它可以而且应该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范围。”[40]显然，王瑶的这段话隐含着对许多问题的辨别和理解。首先，《史稿》认定1949年以来的文学为异质性的“他者”，这里却把它纳入现代文学史整体叙述中，以突出其同质性；既然当代文学“不宜成史”，那属于当代文学范畴的“十七年”文学是如何进入文学历史化视野中等一系列问题，结合整篇文章看就会获得一个较深入的认识。王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与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作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自觉承接了五四新文学“人民性”和“现实性”的历史传统，又合乎规律地延伸到属于“当代”范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中。由此，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学在“文学现代化”的总体性话语统领之下完成了对接与整合。在他看来，“文学现代化”包含文学观念、文本内容、叙述结构、话语形态、表达方式的现代化，相比较现代文学的“他者化”意识形态追求，“文学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概念”。[41]“文学现代化”既然体现出如此强大的话语统摄能力，那以其为价值尺度来衡量文学的范畴和属性应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当然，对文学历史时期的划分不排除考虑政治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更要尊重文学内部的运行规律，因为文学史“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42]唐弢认同王瑶的观点，所以，在对当代文学时间归属问题上，唐弢和王瑶的意见基本保持一致。“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完全可以延伸下来，延伸到50年代，到60年代的中期。也就是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已经可以放到现代文学史中去写了。”[43]这由此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现代化”另一路径，一种也许更通达大气并带有文化研究思路的另一种范式。遗憾的是，这种“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化研究范式后来被中断了，为文化体制研究所取代。这是什么原因呢？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现如今几无人提及，窃以为是可以反思的。
当代文学历史化自然也包含文学史分期问题。在这方面，王瑶、唐弢等现代文学学者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实践。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起止时间，学界虽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仍不乏质疑之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王瑶、唐弢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学者就对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进行了论争和辨析。季镇淮主张文学史分期应建立在历史学研究基础之上，历史学时间划分的标准就是文学史时间划分的标准；李何林进一步认为文学史时间与社会史和革命史时间能形成同步关系，具有一致性。针对文学史分期社会政治属性的过分强调，王瑶提出了质疑，他说：“文学史的分期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还要受到文学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进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的。”至于遵循怎样的划分原则，他认为：“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44]
唐弢支持王瑶的观点，他也主张文学史分期及其历史化应充分尊重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文学史分期应根据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分，至少应当根据文化发展或思想发展的规律来分。可以参考历史分期和政治分期，但不一定去生搬硬凑，一定要跟政治分期一样。”[45]贾植芳则从文学史观念问题入手，分析了政治立场上的文学史分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的损害，常常将社会史和文学史混为一谈，因此造成了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或遗漏，“这样一种偏狭的文学史观致使我们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有两点明显缺陷，即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以政治立场划线，非左翼不要；而在左翼文艺内部，又以宗派划线，排斥和贬低不同意见”。[46]客观地讲，文学史分期及其历史化既关乎主体性、文学研究及文学史观念，又包含着历史认识、方法论等理论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文学史分期及其历史化的方法论原则应该充分考虑。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是一种从现实问题出发的历史观。柯林武德也同样基于问题史学而坚持历史的主体性，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存在脱离思想的自在历史。“科学历史学根本就不包括任何现成的陈述。把一种现成的陈述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整体之内的行动，对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乃是一种不可能的行动。”[47]重视历史的主体性自然会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象的选择标准与价值判断，新康德主义学派认为历史是一门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以此来理解，在价值意义的话语框架内，所谓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是含有目的论的一个概念。可以说，克罗齐、柯林武德及新康德主义学派对历史本质的认定，为年代学和编年体意义上的文学史分期及其历史化，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理论和方法。
当然，文学史及其历史化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和规律，“文学史就是对时间之流意义的文学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学生态状况进行拦截编排的一种努力”。[48]因此，文学史分期应该最大限度地突出“文学的历史”，在有效借鉴历史分期经验的同时，更加重视研究文学文本、文学生态状况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的联系，使其充分历史化。在这个意义上，王瑶、唐弢等文学史家确认的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问题就获得了合理性解释。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主张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设定在1919—1976年，既基于一种“文学现代化”的总体性话语逻辑，又是来自对年代学与断代史意义上进行历史判断的结果。这与他们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主张并不违背——恰恰是因为1976年前的文学已经不再隶属“当代”的时间范畴，反而与现代文学形成无缝隙对接和同质性显现，1976年以后至80年代属于“当代文学”的领地。在他们看来，这里的“当代”含有“当前”或“当下”的意思。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王瑶、唐弢的文学史分期及其历史化主张是可以讨论的，它在后来的文学史编纂中也并没有付诸实践。当然，由此及彼，其所激发和引申的当代文学历史化思考却是一直存在的，在此有必要略述一二。
比如，许志英就曾沿着王瑶、唐弢的思路把现代文学看作一个可以延伸的概念：“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作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以叫作现代文学。只要在未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态没有出现像1917那样与前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大的文学史分期的‘界碑’，现代文学就可以一直延伸下去。”[49]然而，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并不是无限地向下扩张，一旦文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文学内在的规定性被打破，下一个文学形态的命名事件才有可能发生。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他认为：“‘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始终指近十年的文学。如再过十年，我们又可以将90年代的文学划入现代文学时期，当代文学则指21世纪最初的十年的文学。”[50]可见，在许志英那里，“当代文学”的提法只是个权宜之计，一方面为处于变动中的现代与当下文学的切分提供事实参照依据，另一方面为将来的文学历史化预留空间。陈思和也深受王瑶、唐弢、贾植芳的影响。他曾撰文专门探讨“当代”一词所涉及的文学史问题：“‘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同步的文学批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指反映了与之同步发展的生活信息的文学创作。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中的文学现象，过去许多前辈学者强调‘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现代’一词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而‘当代’一词属于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要区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其实无甚意义。”[51]
显然，陈思和所指的“当代”，从王瑶、唐弢的立场上去理解，只是个与当下生活同步的时间概念，还没涉及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与区分。文章虽然针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特征和“当代性”论述，但“当代性”一词特定的含义并没有展开讨论。实际上，“当代”与“当代性”不是同一个概念，“当代”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应该是一个比较自明的时间性称谓，而“当代性”则比较复杂，由于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学史家那里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当代”“当代性”可与“现代”“现代性”联系起来理解，有时候甚至是同义的。哈贝马斯对“当代性”哲学含义的揭示是从黑格尔的“现代”这一概念分析开始的，他说：“在黑格尔看来，‘新的时代’（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52]针对当时存在现代、中世纪和古代的历史分期，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新的时代’或‘现代’（‘新的世界’）或（‘现代世界’）这样的说法失去其单纯的编年意义，而具有一种突出时代之‘新’的反面意思时，上述划分才能成立。”[53]哈贝马斯认为“当代”是从“现代”中独立出来的，是属于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当下从新的时代的视界把自己看作现实之中的当代，但它必须把与过去的分裂视为不断地更新。”[54]这里，哈贝马斯给予“当代”以新的特质，并使其获得了区分过去、面向未来的可靠性功能。在《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这本“现代性”研究名著中，彼得·奥斯本首先阐述了利科对“现代”一词的哲学认识和把握。按照利科的理解，“现代”呈现的是“历史的时间化的总体化”，[55]因历史哲学中的“现代”包含着“当代”，所以“当代”的历史总体化也不可避免。但如果要特别强调“现时代”特定的历史内涵，则必须把“当代”与“现代”剥离开来，并进行合理化的历史命名。因此，奥斯本指出：“‘现代性’扮演了历史分期范畴所具有的独特的双重角色：它把一个时代的当代性（contemporaneity）指派给了作出分类行为的那个时刻；但是，它借助于一个在性质上新异的、自我超越的时间性来表明这种当代性，这种时间性在把现在与它所认同的最切近的过去拉开距离方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56]从“现代性”角度出发，奥斯本梳理了伯曼、詹姆逊、福柯、阿尔都塞等关于现代性与历史分期的关系论述，透射出“当代性”的话语逻辑。
“当代性”的主体来自历史的自我定义，以及自我定义对主体实施的认同和筹划行为，它建立在“现时代”与过去时间区分的前提下，反过来又超越了年代学的时间秩序从而使现时代获得了“当代性”意义。“当代性”作为对于“当代”的诊断性话语，被认为是社会历史学中的一个经验范畴，用来揭橥一个时期的奠基性、统一性的内部多种可能性趋向，它经常与自我指涉之间形成张力，“因为无论何时，只要现在之中的变化这个问题还处于争论之中，它就必然要标示出它所表达的时间”。[57]而“当代性”观念正是在这个张力点上构成的。套用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定义，“当代性”是质的范畴，“当代”只是个年代学上的时间称谓。至于此，可以出示“当代性”的概念了，这里借助陈晓明描述来归纳“当代性”的内涵。“何谓‘当代性’呢？这需要放在历史的、哲学的审美的语境中去考察，尤其需要放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实践中去把握。‘当代性’说到底是主体意识到的历史实践，是主体向着历史生成建构起来的一种叙事关系，在建构起‘当代’的意义时，现时超越了年代学的规划，给予‘当代’特殊的含义。”[58]
返回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语境来看，王瑶、唐弢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将“十七年”文学归于现代文学史范畴的建议，是基于一种对这段时间内的文学已形成了稳定的“当代性”的判断之上。当然，在王瑶、唐弢的视野里，此“当代性”肯定不是对近十年间的“当代”的本质体现，而是对来自五四的“文学现代化”传统并与现代文学构成同质化话语形态的自我指认，或者说，“十七年”文学所显现出的“当代性”因不具备断裂性的“新质”，最终回归到现代文学历史化统一的话语框架之中。由于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的区别，文学的“当代性”在不同的文学史家那里会得到不同的表达。与王瑶、唐弢不同，洪子诚那里的“当代性”，体现在一体化和规范化形成建立的过程中，并以此为“新的规范”支撑起“当代文学”的概念：“‘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后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59]陈思和的“当代性”，集中蕴含在他所提出的“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等几个重要的文学元话语里面。他认为“潜在写作”在文学相当贫乏的年代，“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60]而“民间话语”在一体化语境中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真实，更能触及当代史的内在层面。董健、丁帆、王彬彬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将当代文学划分为五个阶段，在总体性话语尺度的参照下，对每个时期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提炼。“我们在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时，为了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先’与‘后’，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人、社会、文学的现代化。”[61]这样，在以“人、社会、文学现代化”为价值坐标的衡量下，文学的“当代性”表现为“文学现代化”从消解到复归、从搁置到承续的曲折发展之路。在这里，与王瑶、唐弢相比较，“文学现代化”诉求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及五四启蒙精神理解和实践方式的差异。
总起来说，王瑶、唐弢等现代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参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进程中，他们提出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史可否成史”“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现代化”“文学分期”“文学史观念”和“当代性”等，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与叙述的整体面貌。后继的研究者都无法也不可能绕过或从这些问题中抽身而退。21世纪以来，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程光炜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及由程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讨论课程、李杨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贺桂梅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旷新年的《文学史视阈的转换》、杨庆祥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等，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之做了隐显有别、深浅不一的呼应，为在历史化问题上的“当代”之对“现代”的赓续，做出了自己的表达。
[1] 颜水生：《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程光炜教授访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2] 颜水生：《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程光炜教授访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3] 黄咏梅：《这一声“啊”要不要写？》，《文学报》2019年8月1日。
[4] 俞欣恬：《道家文化表象下的“唯物主义”内核——阿城〈棋王〉的另一种解读》，《中文学术前沿》第十七辑（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6]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5页。
[7]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中的结构主义》，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页。
[8]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 [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
[10] 参见董乃斌主编《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11] 孟繁华：《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70年》，《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12]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13] 王瑶：《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王瑶文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1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5] 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5—78页。
[16]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7] 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18]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19] [美]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0] 程光炜：《柳青、皇甫村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1] 钱理群：《在世界文明大检讨视野下重新认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22] 程光炜：《柳青、皇甫村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3] 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附录一：柳青晚年的读书和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24] 参见陈超《汲取与掣肘——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诗歌）史写作》，《燕赵学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2011年（秋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25] 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6]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7] 参见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37—144页。
[28] 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44页。
[29] 汤拥华：《重构文学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理论问题》，《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6期。
[30] 曾攀：《物·知识·非虚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31] 孟繁华：《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70年》，《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32]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
[33] 施蛰存：《关于“当代文学史”》，付祥喜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34]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35] 孟繁华：《不确定性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
[36]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37] 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38]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9] 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40]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41]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42]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卷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3] 唐弢：《一个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1989年第1期。
[44] 李葆炎、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45] 唐弢：《一个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1989年第1期。
[46] 贾植芳：《老教授三人谈》，《文艺报》1989年5月27日。
[47]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
[48] 吴秀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49] 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50] 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51] 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2]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3]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54]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55] [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56] [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页。
[57] [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页。
[58] 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59]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0]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1] 董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