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禹治水研究

大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上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金景芳先生就说：“禹的功绩主要是治水，但不光是治水。禹在治水过程中，还做了‘征有苗’‘合诸侯’‘画为九州’‘任土作贡’等与治水有关的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事情。”[99]大禹治水是大禹神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文献中都记载了禹治洪水、疏江河、通四夷、划九州的丰功伟绩。如“禹之时，十年九潦”（《庄子·秋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庄子·天下》）。相传尧舜时期，因气候转暖、古黄河改道苏北平原入海等原因，洪水泛滥，大地山河沦为泽国。大禹为治理水患，足迹遍及九州，勘测山形水势，疏导河流，凿通山脉，最终战胜水患，使百姓得以平土而居。大禹因治水有功，成为舜的继承者，并成为世代相传的治水英雄。

关于大禹治水的研究，学界亦有较多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治水传说真实性、治水地域范围、九州划分、治水影响研究几个方面。

（一）大禹治水真实性研究

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大禹治水的说法并不可信。如顾颉刚认为大禹只是神话中的人物，“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100]。丁文江、杨宽等人均持此说[101]，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大范围的治水是不可能实现的。近年来，一些学者从考古学、地理学等角度考证出大禹治水并非信史。如陈桥驿指出大禹治水的神话很可能产生于南方，且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全新世的卷转虫海侵在越人头脑中的曲折反映。[102]徐建春《大禹治水神话研究中的新发现》一文也赞同此说，认为大禹治水传说不可能是黄河流域的产物，这一传说最初应产生于越人中。[103]陈剩勇《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本相》一文也认为大禹治水传说不可信，并指出所谓的洪水实质上是东部沿海平原地区发生的海侵。[104]袁建平《司马迁的“大禹治河”论》一文认为大禹治水只是一个传说，而司马迁的《史记·河曲书》对大禹治水的史实化、神圣化起了决定作用。[105]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大禹治水真相》一文认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大禹是不可能治理黄河、长江的，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濮流域的洪涝排泄出去而已”[106]。

部分学者从文献记载、气候、地形等方面进行探究，认为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如赵光贤认为大禹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是真实的，且大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7]金景芳也说：“禹平水土，这件事古籍中记载最多，都是作为历史上头等大事来提出的。……东周金文‘叔夷钟’‘秦公’等，都有关于禹的事迹的记载，不能指为都属虚构。可见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08]后来金景芳与吕绍纲合著《〈尚书·虞夏书〉新解》时仍然认为：“大禹其人，治水其事，是有文献可征的。”[109]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一文根据我国东部地区龙山晚期如良渚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与史前洪水在发生时间上存在一致性的现象，认为史前洪水确实发生过，而且极可能改变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格局和进程。[110]余伟侬认为大禹治水是真实的，只是后世的大禹治水传说包含了许多神话成分。[111]沈长云《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一文认为大禹治水为信史，且洪水发生于古兖州。[112]王青《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一文根据考古学与地质学证据论证了黄河在4000年前后曾经改道，并且根据这次河流改道与传说中的史前洪水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认为大禹治水的传说并非仅仅是传说。[113]

（二）大禹治水地域范围研究

关于大禹治水的地域范围，主要见于《尚书·禹贡》篇“导九河”相关内容。传统观点以《禹贡》篇记载为依据，认为大禹治水地域范围广阔，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如杨善群《大禹治水地域与作用探论》一文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认为大禹治水的范围分为“古兖州；古豫州；古冀州；古荆州、扬州、徐州；古雍州、梁州”这五个区域，几乎遍及九州，因此《禹贡》所述大禹治水的地域应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114]詹子庆认为《尚书·禹贡》记载的大禹治水平土范围最为详尽，范围也最大，大禹治水范围为“九州”，从冀州开始，先导黄河中下游，继而为黄河上游，后导淮，最后导江，包括今18个省。[115]但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人力物力下，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治河，所以《禹贡》记载的治河范围并非信史。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大禹治水的范围仅限于九州之一隅。如吕思勉认为《尚书·皋陶谟》载“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数之极，九川但言其多。四海谓中国之外，云浚畎浍距川，则但开通沟渎耳，初未有疏江导河之事也。此盖禹治水实迹”。[116]徐旭生认为：“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换言之，洪水所指主要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此外全无关系。”[117]张华松《大禹治水与夏族东迁》等文也认为大禹治水在古兖州。[118]马宗申《关于我国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探讨》一文认为洪水发生的地域在今山西南部的汾浍流域，其依据是这一带靠近河水的地方存在不少沮洳，应是古代洪水留下的遗留，且这里是传说中的“夏墟”，正好与夏族祖先鲧、禹在此施工相吻合。[119]周述椿《四千年前黄河北流改道与鲧禹治水考》一文认为鲧禹治水主要是堙塞黄河南流的故道。[120]侯仰军认为大禹治水的活动范围不出今天的豫东、鲁西南地区。[121]李亚光认为大禹治水的地点当在黄河中下游流域。[122]孙国江指出大禹治水的范围是由黄河上中游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扩展的。而有关于大禹治水传说则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各地的文化相结合，带有地域性特征，并不断产生新的变体。[123]何沛东《“大禹治水”传说的发生地域新考——以“汝海”为中心的分析》一文认为大禹治水传说发生的地域应该在豫西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河、汝河流域。[124]李健胜根据夏族活动轨迹，认为大禹治水的范围在晋南、豫西、关中及古济、河之间。[125]王纯五《大禹治水的地域、〈禹贡〉江沱及成都古城址》一文认为相关文献记载了大禹在四川治水的史实，因此大禹治水之地应在四川。[126]肖先进、邱文登《鲧、禹神话与三星堆遗址》一文认为大禹治水范围可能包括古蜀的一些区域，且大禹治水一事对古蜀文化影响深远。[127]

（三）大禹划分九州研究

《尚书·禹贡》篇载大禹在治水后，以山脉和河流为界限，将当时的区域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亦载禹“开九州，通九道。”《左传·襄公四年》载：“芒芒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但九州是否为大禹所划、是否为夏代行政区划，学界尚存争议。顾颉刚根据《禹贡》中提到的地名大多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由此认为《禹贡》所载禹划九州应是附会之说。[128]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中，顾氏又指出：“九州即今河南之西部及陕西之中部，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为帝尧之十二州。”[129]郭沫若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的疆域只在黄河的中部，故《禹贡》所记绝不是夏禹时代的疆域，“九州”之制也不可能在夏代出现。[130]

金景芳依据《尚书》《虞人之箴》《左传》《国语》等材料，认为：“可以证明禹划九州这个基本事实，是可信的。禹把当时所了解到的全部土地划为九州，即区分为四正、四隅，加上中央为九块。这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它标志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已扩大到足以突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部落界限，向着更高的阶段发展的程度。”[131]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利用大量考古学资料，指出《禹贡》九州的疆域与公元前3000年前后长江、黄河流域各区考古学文化的分野颇为一致，故据此认为“九州”并不是战国时的假设，而是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第3000年间已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132]陈剩勇《“九州”新解》一文通过对上古领土意识和疆域观念的分析，认为“禹序九州”实有其事，体现了夏人对于“天下”秩序的认识。[133]曲英杰《禹画九州考》一文对《禹贡》九州的具体位置进行详细考证，认为禹划九州当以水为界，各州之分是长期发展自然形成的。[134]

（四）大禹治水影响研究

大禹治水传说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从水利文化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国家组织形成等多个角度对大禹治水的影响进行了解读。

在《史记·河渠书》中，司马迁将大禹治水视作上古治水的典范。后世则多将大禹看作我国治水第一人，因此有学者从我国水利事业起源的角度解读大禹治水。如近代著名学者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指出：“中国水利工程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同大禹的历史虚构故事以及同古代中国井田制的非完全虚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核对了少数现存的确凿证据之后，就会给我们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公共水利工程起源的一般观念。”[135]

李文芳《水利文化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一文认为中国水利文化发展的源头可追溯至大禹治水的传说。[136]赵逵夫《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一文认为“禹是在总结、吸收了他们（共工和鲧）经验的基础上，以疏导为主，采用防堵、疏导、钟聚相结合的办法，在治理黄河中下游及部分支流的巨大工程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37]。彭邦本《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一文以大禹治水为源头梳理了上古蜀地水利的史迹脉络，指出大禹治水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深邃文化理念。[138]

除从水利事业起源角度研究外，还有学者研究大禹治水对国家形成所起的作用。如徐校雄《大禹治水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文认为大禹治水史迹对当时部落间的融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的产生及世袭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39]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一文认为夏王朝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形态就是在禹率领民众治水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40]范毓周《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指出：“龙山时代晚期发生的洪水侵袭及‘大禹治水’的历史事件，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水灾问题，而且加速了各部族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集团的领导地位。”[141]李岩《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起源》一文认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按地域划分国民，完善法律等，这些措施使社会的组织管理能力得以增强，促进了我国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国家形态的转变。[142]王星光《大禹治水与早期农业发展略论》一文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大禹治水活动，认为大禹治水对早期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指出治水活动对国家的产生和文明进步也具有重大影响。[143]

最后，部分学者还从大禹治水的精神内涵角度进行了解读，如李伯星《大禹治水的文化意义》、李亚光《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史的曙光》、贾兵强《大禹治水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等文认为大禹治水是我国文化传统的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144]李可可等人的《大禹治水的文化探寻》认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标准与思想、精神内涵，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45]汤夺先、张莉曼《“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一文认为大禹治水神话传说所体现出来的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核心要义所在，是中华民族不断发扬光大的重要因缘。[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