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禹族源研究

关于大禹的族源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争议。主要有豫西说、晋南说、东方说、东南说、西方说、四川说诸多论点。

（一）豫西说

持豫西说者认为夏人起源于河南西部。这种说法在传世文献中也可找到依据，比如《国语·周语》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37]《史记·周本纪》亦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38]近现代学人中，主张豫西说者不乏其人，如闻一多说：“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流，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黄河，西达今山西省之南部，东及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又一方沿河南岸东下，渐次达于今山东河北境，遂与东方黄河下游之夷族势力相遇而发生冲突。”[39]即夏人起源于河南西部嵩山地区，之后分成两支向周围地区扩张。持此说的还有考古学家徐旭生，他认为探索夏文化的区域，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他于1959年夏到豫西调查“夏墟”，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为豫西说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依据。[40]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一文认为“夏族的活动地区原是在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一带”[41]。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而作》一文认为“夏族先公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在河南境内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42]。李维明《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一文也认为夏文化最早兴起于伊洛平原至嵩山一带。[43]此外，持豫西说的还有邹衡、李民、李伯谦、田昌五、李先登等人。[44]

（二）晋南说

部分学者认为夏族起源于晋南地区。其理由是夏禹主要活动于晋南，禹都阳城以及其他都城平阳、安邑、晋阳等均位于晋南，因此夏族也起源于晋南。持晋南说者如刘起釪，他在《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一文中围绕“夏是冀州之人”“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晋南”“晋南——夏人之故墟”“夏人西起晋南然后东进豫境”“晋南陶寺、东下冯等地的夏文化遗存提供了铁证”五个方面论述了夏人起源于晋南，之后进入豫西，并逐渐在豫境发展起来。[45]另有黄石林《再论夏文化问题——关于陶寺龙山文化的探讨》指出“无论从文化特征、地望、时代、文化发展阶段这四个方面的哪一个方面加以讨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与夏族情况基本相合”，因此晋南可称为夏族的发源地。[46]另外，王克林在《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一文中也支持晋南说。[47]还有学者对豫西说和晋南说进行了融合，如詹子庆指出豫西说和晋南说均有依据，但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豫西在前，晋南在后，而从出土的资料来看，“豫西的夏文化资料更为丰富些，与其相对应的晋南夏文化资料相比，其时间又略为早些”[48]。

（三）东方说

近代较早提出夏族起源于东方的观点当属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其名作《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关于夏族起源问题有结论：“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49]其后杨向奎于1937年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他明确提出，“古代兖州一带河济流域实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并详细考证了夏初太康失国之乱的地名如穷石、寒、有穷、斟灌、过等地大多在山东，极少部分在豫东，还考证出禹会诸侯的会稽山即今山东蒙山，他最后得出结论：“早夏时代夏民族居于东方，至晚夏时代始迁中原。”[50]持东方说的还有程德祺，他在《夏为东夷说》一文中从文献着手，认为“夏、夷应为同一种族集团，夏族本是东夷族中的一支”，并指出“大汶口文化是夷夏族炎黄时代到虞舜时代的共同创造，山东龙山文化是夷夏族在夏朝时期的共同创造”。[51]其后，吕琪昌《从夏文化的礼器探讨夏族的起源》一文根据考古出土的夏代礼器，指出“夏族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由海岱地区进入中原的史前东夷族的一支”[52]。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夏族源于东方说与传统的夏族源于西方说相悖，因此到目前为止，未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四）东南说

李晓路《夏文化地望在东南地区说》一文根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禹娶涂山女为妻、在涂山会集诸侯、致群臣于会稽、禅于会稽等夏代重大事件，主要发生在安徽与浙江两省，因此他认为夏文化的活动中心应该是在长江下游两岸地区。[53]陈剩勇根据考古资料和相关考证，发现“一系列为夏人所独创的、用于夏代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礼器、信仰系统和礼典仪式，几乎都渊源于长江下游地区，而不见于中原内陆”，因而得出“夏文化为萌生于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夏族的原居地在东南地区”。[54]胡悦谦《试谈夏文化的起源》一文认为禹与涂山氏通婚，夏后氏当与涂山氏住地不远，因此得出“夏后氏原居江淮之间的涂山至南巢地区”的结论。[55]

（五）西方说

西方说由来已久，《史记·六国年表》就有“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56]的记载。之前所述，历代都有沿袭此说者。1937年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纠正了此前“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的说法[57]，提出“戎禹”说，认为大禹与戎族有关系，“甚疑禹本为羌族传说中之人物，羌为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称”。郭沫若也持西方说，他认为：“‘禹敷下土方’，土方从甲骨卜辞推测，在商朝的西北方向，估计在河套一带地方。夏后氏当是从这里沿黄河南下到今河南西部原共工氏所在地区的。”[58]姬乃军在《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一文中首先根据文献材料，指出东南说缺乏文献依据，不能令人信服，进而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得出西北地区是夏文化发祥地的结论。[59]曲英杰在《夏都考述》一文中明确提出“夏人起于西羌”的观点，并指出其后夏人逐渐东迁，“河东之地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60]

（六）四川说

20世纪上半叶，罗香林、姜蕴刚、林名均等学者提出夏人起源于四川的说法。[61]其主要依据是文献中“禹生石纽”的记载。近年来，一些四川学者纷纷撰文支持四川说。如龙显昭《夏禹文化与四川的禹庙》《禹羌文化惠泽华夏》、谭继和《禹生石纽简论》、唐世贵《大禹神话与巴蜀文化之渊源新探》等文[62]，皆认为夏人与羌人、古蜀人有一定亲缘关系。

关于夏禹的族源问题，大致有以上六说。其中以“豫西说”支持者最多，考古证据也较为丰富。“晋南说”也是较为传统的观点，文献证据颇有分量。至于东方说、东南说则是相对晚近和新颖的说法，其说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持四川说者主要以四川学者为主，相对弱势。因此，可以发现，以上各种说法中没有一种观点是完美无缺的，各种说法或因征引文献材料的片面，或因对考古材料的随意附会等都有缺陷之处。综上所述，关于夏禹族源问题的研究，虽然近百年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需考古材料的增多和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