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主义英国传播的“世界性”源起
在提到自然主义时，学术界会谈到一个命题，即自然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或思潮），那么，将“世界性”作为传播发生的切入点，究竟该如何理解自然主义的“世界性”呢？自然主义的“世界性”内涵形态是什么？自然主义的“世界性”与其在英国的传播又有何种联系？
一 自然主义“世界性”的意义指向
将“世界性”作为一个概念术语，至今人们对“世界性”的内涵众说纷纭，或在物质层面指向自然需求在内的人类本性，或在精神层面指向人人相仿的精神特性，或在艺术领域指向艺术形象描绘所隐含的事物共性，或在文学层面指向个体人性的存在形态。不同的层面领域具有不同的世界性，若将其凝练概括，究其实，“世界性”意味着普遍性、共同性或者永恒性，代表一种意义价值的沉积。
在某种程度上，中外文学皆有一定的“世界性”。这是因为，“文学的人类统一性，也即中外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主题、形象、创作手法和情节，人类的基本心理生理行为，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人类各种意识，如末日意识、忏悔意识、现代意识、荒诞意识等”[1]。在中外文学中，“世界性”意味着普遍存在、反复出现的关于人类文学的共性因素和共识部分。然而，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延无限敞开的概念，文学的“世界性”并非局限于具体的创作手法、主题形态或者艺术修辞等，也不单单指向一种精神形态或交流方式，文学的“世界性”往往是动态的变化过程，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文学中，“世界性”有着不同的获得与呈现方式，或通过展现人类普遍精神而获得，或通过人类情感和心理的形式凸显普遍的人性，或通过民族殊相而衍生出人类共相的方式。故此，人类的情感、普遍的人性等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把握文学“世界性”的前提。准确地说，文学的“世界性”最终指向普遍的人性和共同的人类心理。自然主义的“世界性”亦如此。
就观念角度而言，将自然主义的“世界性”作为一个命题[2]，意味着“世界性”首先是作为自然主义的一个内置性特点而存在，既包括自然主义作家具备的世界性知识结构、具有的世界意识与眼界，也包括构成作品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的各种共同性因素。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主义走出法国而积极地加入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对话中，其“世界性”已经融入他国文学中，成为世界自然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谈论自然主义的“世界性”问题，就意味着在谈论自然主义域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因而“世界性”是讨论自然主义域外传播时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与此对应，讨论“世界性”亦不能忽视自然主义文学自身的生成机制和内在逻辑，这对于在世界文学背景下重新审视自然主义的域外传播同样具有重要性。
在内涵指向上，自然主义的“世界性”所指涉的并非单一维度的阐释，而是既指涉着自然主义文学的内在“世界性”，也关联着自然主义文学的外在“世界性”。譬如，自然主义文学中内在的世界性是什么？自然主义的外在世界性指向什么？自然主义中的两种“世界性”得以共存的方式又是什么？进一步深入探究的话，自然主义的“世界性”还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即自然主义包含的哪些因素可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观念下进行纵向比较与横向分析？自然主义在世界不同国家文学中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在民族性中本身就含有“他族性”？其所包含的这种“他族性”是否可以等同于“世界性”？法国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与其他国家自然主义的外在“世界性”之间是否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实现融通？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以往将“世界性”仅仅界定为自然主义在世界传播表现范围的看法，实际上遮蔽了自然主义“如何世界性”或“世界性如何”的问题。
有研究指出，“‘世界性’是一种人类相关联的同一体，即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世界性’就是这个地球上人类相沟通的对话平台”[3]。这表明，在文学对话发生的基础上，“世界性”的本质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以“人类相关联的同一体”和“人类相沟通的对话平台”为旨归，而在本质层面上认识自然主义的“世界性”，关键在于以历史的眼光，如何客观地将作家作品内含的文学传统从纵向流变延伸到19世纪物质文化发展转型的时代内部，在更为开阔的背景下对自然主义的始源生成、传播接受、影响建构、存在形态进行审视，阐释自然主义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通关系。基于此，自然主义所谓的“世界性”实际上包括自然主义“如何生成”（内在世界性）和“如何传播”（外在世界性）两个方面。确切地说，“如何生成”和“如何传播”是自然主义“世界性”的两个维度形态。具体而言，自然主义的“世界性”既指向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生成的时代性因素和本体性问题，亦指向自然主义文学在域外各国传播的内在性动力和历史性形态，对其探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自然主义的发生源起与发展流变。
二 自然主义“世界性”的内在维度
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往往通过一定的内在机理而发生，而内在机理的构成既与社会历史语境有关，也与文学传统或其他艺术门类关联，更与时代思想或文化语境相关。就生成机理而言，自然主义的“世界性”不可避免地指向其产生的时代性因素和普遍性现象。具体来说，19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哲学的盛行、欧洲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绘画艺术的流行革新、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皆为自然主义的生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动态地看，实证哲学的导引、科学思维的介入、艺术之间的互涉融会、文学传统的承传启合，这些促成自然主义生成的共时性要素及其内在互动，构成了自然主义“世界性”的内在维度。
（一）实证哲学的范式导引
对自然主义的生成产生启示的重要催化剂非实证主义莫属。理由在于，实证哲学为自然主义的生成提供了一种范式导引。问题是，从哲学到文学，这种范式导引体现在哪些层面呢？
19世纪中期以来，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颇为盛行，彼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无不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孔德认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4]。以“实证”为出发点，孔德将事物的认识对象从实体转向关系，从无限转向有限，其目的就在于将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发现其中的法则并使其系统化，以期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因而，孔德的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教条，依靠观察和理性的力量，将观察与推理相结合，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姻，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悬置，通过“实证”事物之间的关系把握“确定”的事实。基于此，孔德将实证主义视为创立真正的一般艺术论的唯一哲学。这一观念产生的思想折射力，对于那时正在寻求文学变革的左拉也不例外。
左拉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具有怎样的关系呢？翻阅相关著述就会发现，左拉在构建自然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善于在实证主义的思想观念中寻求文学创新的资源，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强调现象的非本质性，拒斥形而上学。为了达此目标，每次在创作之前，左拉或亲身经历体验，或查阅书刊资料，或实地考察记录，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在创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过程中，左拉亲自去矿井与工人交往，参加工人起义，到贫民窟去体验生活，到妓院请妓女吃饭，丈量她们房间的具体尺寸。其二，主张怀疑的否定态度，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左拉强调真理是不确定的，寻求真理就要以怀疑的否定态度，从生理学、遗传学等科学中来为人的非理性寻找依据。如为了写好小说《人兽》中的人物，左拉曾写信向古维尔奈医生询问有关毒药的知识。其三，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保持中立的价值立场。有关这一点，左拉坦言，“对于我，最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纯粹的生理学家。……我将要表现现实，而且寻找现实内部隐藏的基础，而结论我是没有的”[5]。此言鲜明地体现了左拉在叙述方面的立场态度，与他提出的“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的初衷如出一辙。
当然，实证主义哲学在为自然主义作家提供思想资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探索路径和目标引导。这是因为，哲学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流播凝聚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时，会反向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文学起到引领作用。况且在文学革新的年代，哲学常常会成为作家把握时代和考察社会的精神参照，依据其观念方法，作家会不同程度地对文学实践做出艺术选择和价值评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哲学领域的自然主义（即自然主义哲学）与文学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背景）并非一回事。前者代表着一种哲学观念或体系，而后者指向生成文学自然主义的一种知识参照或方法。在实证中探索新知，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自然主义实践寻找合法性与创新性的一种策略诉求，最主要的是从中获得了审视客观世界的新视角，在文学与哲学的汇通中建立了新的言说方式。
（二）科学发展的思维介入
如果说实证主义哲学改变了作家把握世界的认知范式，那么自然科学的发展介入则主要影响了作家的思维方式。对于社会时代有着敏感反应的作家来说，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科学中寻觅有益于创作的观念视角、灵感方法，以期为文学注入新活力。如巴尔扎克借鉴动物学的“统一图案说”，建构了《人间喜剧》的社会结构图。福楼拜则借用医学科学的方法，以手术刀般的笔冷静细致地解剖人的心灵。作为自然主义旗手的左拉，又是如何在科学中获取文学灵感和创作资源的呢？
首先，就阅读经历来看，左拉在青年时代就非常喜欢阅读生理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勒图尔诺医生的《情欲生理学》、吕卡斯医生的《自然遗传的生理学论著》（也译为《自然遗传》）等著述使青年时代的左拉深受启发，并尝试将自然科学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其次，就创作观念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左拉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参照，促成了左拉“生物的人”的创作观念的形成，即自然主义文学既要表现人的情感思想，也要表现人的肉体情欲。这在《娜娜》《小酒店》等作品中均有所表现。再次，就创作实践而言，左拉坚定地认为，自然主义作家仅仅是依靠科学的小说家而已。正因此，左拉依据吕卡斯的《自然遗传》的科学框架，制订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方案，他的《实验小说论》更是将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移植其中，将“医生”类比置换为“小说家”对小说进行实验。
受时代风尚之影响，彼时倾向于革新的理论家、作家们纷纷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的探索当中，强调以求实的精神和理性的分析去观察事物。诸如19世纪后期的批评家圣伯夫、泰纳、朗松顺应科学发展的潮流，倡导在科学范式的引导下建构文学理论，而左拉等作家主动凭借科学的东风以图变革，进而促进文学的发展转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自然主义将文学与科学结合的合理性时常使人产生怀疑。质疑之要点在于，文学与科学所具有的本质区别，在多大程度上才能实现有机而非机械的结合，文学的科学化能否真的实现。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左拉等作家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确实稍显机械，况且当时许多科学的观点结论尚未得到证实，是否被人理解还成问题。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自然主义生成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对于自然主义来说，文学与科学分属不同的价值体系，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认识世界的使命，即在求真、求善、求美的互补统一中，在杂乱现象中探寻出普遍的秩序规律。基于此，学术界对自然主义之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立场无论分歧多大，但科学思维、实验方法在文学领域的介入，却历史地成为自然主义生成的基础性因素。
（三）文学绘画的互涉融会
在自然主义的生成过程中，来自绘画领域的技法灵感使文学跨出自身的边界，获得了不同于文学领域的养分新知。谈到自然主义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印象主义绘画与自然主义文学具有的跨越性关系，常常使后来者难以把握。熟悉西方美术史的人知道，印象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注重从光和色的角度，捕捉瞬间的视觉印象，描绘出画家亲眼所见，以此实现描绘的客观性。自然主义生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鉴印象主义的原则方法，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迁移阐发。举例来看，被左拉视为自然主义先驱的龚古尔兄弟，就善以精细的笔触捕捉转瞬即逝的感官印象，突出色彩的审美呈现。且看《热米妮·拉赛朵》中对天空的描写：“偶尔，他们眼前闪过一片火焰似的光芒：那是一辆马车的车灯照在一匹驮着开膛破肚的猪羊及鲜血淋漓的肉块的马背上。黑暗中，这肉上的灯光就像一个血红的火炉。”[6]龚古尔兄弟的此段描写，抓住了光色的瞬息万变，描绘出了自然缤纷的色彩感受，达到印象主义绘画的艺术效果，难怪法国评论家拉法格认为，“自然主义，在文学上它相当于绘画方面的印象派。”[7]
自然主义绘画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作用最容易被忽视。原因在于，纵览西方艺术史，在“自然主义”用于绘画领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艺术理论家们都没有给予“自然主义绘画”一个明确的界定，因此在那时很难找到以“自然主义”为名的艺术画派，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自然主义对绘画艺术资源的借鉴和超越。重要的是，无论在绘画领域还是文学领域，当时的艺术家如马奈、塞尚、左拉等皆强调将科学实践融汇在艺术创作中，主张以经验事实和客观现象为基础，探索人类精神发展的一般规律。况且，那一时期“自然主义”在绘画领域被看作是观察和认知“人与自然”或“自然与生活”的一种摹仿，并与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绘画交织在一起。左拉的创作更是如此，法国学者马克·贝纳尔如是评价道，“左拉写小说就像画画一样，简直是一个不是画家的画家”[8]。
在现实主义尚且占据主流的时代，现实主义绘画对自然主义的孕育是潜移默化的。曾被视为现实主义文艺流派领袖的法国画家库贝尔，主张艺术应当“精心地摹仿自然”，艺术家应该将自己看作一位科学家，将真实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左拉在与库贝尔产生共鸣的同时，也获得了殊异于库贝尔的观念，即在描摹真实或书写真实的向度上，左拉对库尔贝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进行改造更新，以祛除传统现实主义之弊端。左拉认为巴尔扎克并不否认某种可把握的世界有待呈现，但巴尔扎克建构的真实还不够真实。实际上，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更多地集中于呈现客观世界方式和形态上的不同，即巴尔扎克是以总体性的方式呈现客观世界，左拉则是以片段化的方式书写客观世界。
以跨界立场审视，19世纪后期欧洲文学与绘画交相呼应，画家和作家互补合作，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良性互动。如左拉对《奥林匹亚》审判的辩护，雨果、圣伯夫等对《恶之花》指责的支持，波德莱尔的《灯塔》从鲁本斯到戈雅的描绘，既是画论也是诗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在描写绘画场景、塑造画家形象的同时，对所塑造的画家作品展开评价。龚古尔兄弟、左拉、波德莱尔等人在推动文学变革的同时，还曾积极呼吁先锋艺术（包括绘画）的大胆实践，从而使作家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借助绘画的直观感性在笔下传达出某种抽象的观念，依凭客观现实诉诸人的理性追求，展示出画面与文字的同构性。由此，如果说绘画的洞察力来自画面幻象的形成，那么，文学（或小说）的洞察力则来自客观世界的本真建构。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艺术美学革命的脉搏，在深谙小说与绘画共通性的基础上，融合小说描绘与绘画刻画现实世界的方式，并在“如何表征真实”的美学诉求上达成了内在统一性。
（四）写实传统的承传启合
由文学史可知，左拉等人确立自然主义文坛地位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基于当时文坛的情势与格局，在文学内部积极汲取传统资源，主动向前辈作家学习，在变革和承继中得以确立其合法地位。
在继承写实传统的基础上，左拉以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人的创作为衣钵，对现实主义进行革新。这突出地表现在《论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家》等著述中，左拉常以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福楼拜等人为范例，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和诗学观念的认知评价，在借鉴中建构自然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上述作家中，左拉对巴尔扎克的崇敬之情无以言表，认为“巴尔扎克占据了自然主义小说之父的光荣位置”，将巴尔扎克视为创作导师，将其作品视为案头必读书目，《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更是直接受益于《人间喜剧》的结构安排。龚古尔兄弟在小说中采用的创作手法，如描写人的气质、探求人的生理性、冷静超脱的文献分析手法，则为左拉的小说创作指明了道路，左拉由此将龚古尔兄弟奉为尊敬的先驱。对于崇拜且经常论及的福楼拜，左拉则“不惜一切希望将福楼拜归入自然主义者的行列，并打算从《包法利夫人》中找到自己的文学灵感”[9]。左拉描写现实世界的手法，与《包法利夫人》的叙述方式颇为相似。
在文学批评领域，圣伯夫和泰纳将实证主义引入文学，将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意图主张，无不影响着左拉自然主义体系的建构。例如，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指出：“既然以往作为一种技艺的医学现在构成了一门科学，文学为何就不能借助实验方法也成为一门科学呢？”[10]仅从此点来看，左拉与圣伯夫、泰纳的相通之处不言自明，左拉走上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创作之路似在情理之中。不过，巴尔扎克、泰纳、龚古尔兄弟、福楼拜等人的理论和创作虽为左拉自然主义的生成提供了赖以生长的土壤，但左拉并没有唯他者为模本，也没有止于所受的外来影响，而是在影响中有所思考，在借鉴中有所探索，在探索中有所创新。
大体而言，或许影响自然主义生成的因子不止以上所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哲学、科学、文学、绘画的互涉互动促成了自然主义的生成。诚然，自然主义的生成不是在“哲学—科学—文学—绘画”的历时链条中生成的，而是在它们之间共时的内在逻辑互动中，即在回应时代重要话题、借鉴时代思想话语、跨界与绘画艺术联姻，汲取传统文学养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说明，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单一的存在，而是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不同类型的艺术之间，文学置身其间的关系始终错综复杂且充满深意，那些与文学变革相关的文学传统与共同性要素，恰恰是“世界性”的内在表现形态。因而，将单一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放置在时代历史的文学版图之中，通过共时性视野就会发现以往被忽略的整体性联系和局部性特征。自然主义之花之所以能够绽放，主要还在于左拉等人对传统文学的革新，否则自然主义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了，这无疑又从侧面体现了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反言之，如果自然主义本身不具备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的话，那么，自然主义在域外传播且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就很难突破民族性的界限而具有世界性影响，其世界性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三 自然主义“世界性”的外在维度
有学者在对法国作家保尔·克洛代尔、维克多·谢阁兰的世界观与审美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自19世纪以来，法国作家从未停止过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索，并且被多样性和世界性的观念深深吸引。理由在于，法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在19世纪中期已有初步体现，同时大多局限在从单一到多元、从中心到边缘、从自身到他者的范畴中。[11]这一分析尽管谈论的是法国游记作品，但从其体现的世界性特点来看，却与自然主义的“世界性”多有相似契合之处，即自然主义与法国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蕴含着法国社会的时代变革和文学的内在演进，同时也隐含着法国作家的主体省思和艺术体验。基于此，自然主义得以发展深化的动力，就在于自然主义在内在“世界性”之外，还蕴含着外在的“世界性”。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与内在“世界性”相比，自然主义的外在“世界性”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主要通过哪些层面体现出来？
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文学总是通过传播才会扩大其影响力，而自然主义在法国之外的传播无疑就成为其外在“世界性”的重要表征，具体表现为自然主义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借鉴与创造、影响与建构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要探讨自然主义在英国的历史境遇，就有必要检视自然主义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不同环节，通过分析透视自然主义“世界性”由内向外衍生拓展的路径方向，为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境遇勾勒出相关的文学坐标。
（一）传播与接受
大约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初，自然主义向世界许多国家传播，不同国家对待自然主义的态度却迥然有别。例如，自然主义在意大利传播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和左拉的部分作品受到推崇，学术界召开了关于左拉的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左拉自然主义研究的著述问世。自然主义在德国的传播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接受从初识阶段（1873—1878年）对自然主义多持否定态度，到抨击争论阶段（1879—1882年）对自然主义肯定和否定态度共存，再到接受认可阶段（1883—1888年）对自然主义的呐喊宣传，反映着自然主义被逐步接受的过程。自然主义在美国的接受则以德雷福斯事件为分水岭。从事件之前美国批评界因对左拉作品的性描写怀有敌意，到事件之后对左拉的正义行为表示赞赏，表明美国批评界对左拉作品的态度转向。自然主义在日本传播引发的“没理想之争”，催生了日本的“私小说”创作。自然主义于五四时期传播到中国，中国文学界就自然主义问题展开了“文学要不要主义”“文学创作应遵循怎样的主义”“自然主义的利与弊”的论争。当左拉的《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小说家》等理论著述译介到西班牙，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马德里的“阿特纳奥”于1881—1882年还组织了关于自然主义的辩论，等等。
各国批评界在接受自然主义的态度倾向上，既有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有前后评价的认同转变，尤其是关于自然主义引发的论争，一方面源于批评家的理论基点和评价视角不同，一方面源于批评家对当时文学生态的预测判断不同，表面看是对自然主义认知评价的进一步深化，其实彰显了不同国家寻求文学变革的诉求。说到底，对待自然主义的态度差异反映出各国批评家所操用的文学话语不同，反之，不同国家寻求文学革新的诉求又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动力，而传播的形态差异和接受的态度差别，恰恰是自然主义外在“世界性”的体现。
（二）借鉴与创造
自然主义在世界诸国传播的契机可能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自然主义为诸多国家文学走出低谷或者寻求新的变革提供了一种选择，同时丰富了诸多国家的文学类型。对此，西班牙自然主义作家加尔多斯形象地指出：“那时我们正随着自然主义的迎神队伍走向艺术的神庙。我们收敛了旧时那种糜丽的文辞，废弃了骑士的盛装，而以日常的穿着为荣。”[12]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许多作家在学习借鉴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与法国自然主义不同的作品。譬如，德国霍尔茨的《哈姆莱特爸爸》、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意大利卡普安纳的《姬雅琴塔》、维尔加的《马拉沃里亚一家》，美国诺里斯的《章鱼》、德莱塞的《嘉莉妹妹》，英国吉辛的《新寒士街》、莫尔的《现代恋人》，西班牙加尔多斯的《师范学校女教师》，阿根廷图尔内尔的《没有窝的鸟》，中国茅盾的《子夜》、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日本田山花袋的《棉被》、岛崎藤村的《新生》，等等。
与法国自然主义比较，其他国家出现的自然主义创作，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主题意义的表达，抑或艺术形式的呈现，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更多的是差异性）。譬如，德国自然主义在艺术形式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戏剧方面。与左拉将工人阶级以小说形式的呈现不同，豪普特曼以剧本形式呈现工人状况的《日出之前》《织工》则被看作自然主义戏剧的经典之作。日本自然主义在人物塑造中更多地介入了心理的维度，具有精神自由和强烈反省的倾向。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描写的畸形爱欲和心理忏悔，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与日本自然主义不同，中国自然主义在整体上侧重于“为人生”和“文以载道”的写实。[13]这些不同既体现了不同国家借鉴自然主义的内容差异，同时也体现出对自然主义文学形式、主题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认知，同样是自然主义外在“世界性”的表现形态。
（三）理论阐发与诗学建构
受自然主义诗学的影响，法国之外的一些作家、理论家也提出了一些关于自然主义的观点及其相关理论。如意大利作家卡普安纳和维尔加均提出了“非个人化”主张，提倡客观忠实的文学表现形式。德国的自然主义理论别具一格，突出地表现在霍尔茨提出了“彻底的自然主义”（throughgoing naturalism）的艺术主张。美国作家诺里斯倡导“生活比文学重要”“生活优于文学”的类似于自然主义的摹仿主张[14]，对美国传统现实主义给予新的审视和拓展。中国作家茅盾的《自然主义论战》（1922）、李劼人的《法国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等文章对自然主义理论的介绍与阐释。日本作家岛村抱月撰写的《被囚禁的文学》（1906）、《文艺上的自然主义》（1907）等理论文章对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然与真实关系的阐述与分析，无不体现出自然主义理论的域外建构。
大体而言，法国之外的一些作家、理论家关于自然主义的原创性理论不多，他们对自然主义发表的各种见解和提出的各种观点，基本上是结合本国文学传统对左拉自然主义理论进行的阐释、深化抑或补充，大多均以左拉自然主义提倡的真实、客观等为理论模板，也就很难超越左拉构建的理论范畴及其架构，即便偶有新的提法，在独创性上也略显逊色，但这并没有妨碍自然主义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欧美国家出现的关于自然主义的一些观点是对法国自然主义诗学的超越，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与法国（左拉）自然主义诗学相比，自然主义在法国之外的诗学建构并没有改变自然主义的话语内核，但其所呈现出的形态差异，既是自然主义话语的他国化变异，也是自然主义外在“世界性”的表现形态。因此，自然主义的外在“世界性”并非指向机械地被动式的全盘接受，而是基于本土性的超越与他国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的主体态度。究其原委，文学经验的相对性和思维传递的差异性，尤其是文化传统的规约性，使自然主义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单一化的经验形态，而是经过选择性借鉴和个体性创造，进而完成了自然主义从“法国性”向“世界性”的转变。
四 自然主义共同体的“世界性”建构
放眼自然主义在世界诸国的传播，自然主义所代表的虽是“法国经验”的特质，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彰显出19世纪后期文学共同体的集体品格。这是因为，自然主义的创作丰富了世界写实文学的样式，其所体现的“世界性”促使法国自然主义进入19世纪中后期的世界文学版图之中，并与他国的自然主义形成了对话互文关系。美国学者大卫·达莫若什（David Damrosch）曾言，世界文学是 “在本民族文化以外传播的文学作品”[15]。照此可以说，法国自然主义为世界各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文学范本和诗学形式，而自然主义在世界诸国的传播将这种范本以和弦争鸣的形式在异国民族、异质文化的文学传统与创作实践中得到了融合。
当自然主义在世界诸国的传播接受已经成为历史，且与他国文学已经形成深度的交流融合态势时，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与外在“世界性”的共存又将呈现何种形态？会走向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性”共同体吗？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将自然主义置于“世界性”语境中讨论。追溯起来，自然主义“世界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表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也不仅仅能在理论推演和假设层面上予以解决，而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特定的历史语境即自然主义的世界性语境紧密相关。如是，自然主义的世界性语境又是什么？自然主义是否会成为一种世界文学？若是，又是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
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早已成为过去，但却为自然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世界性语境，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经济发展已具世界性形态，经济运行方式将欧洲诸多国家的生产消费关系纳入了世界性格局。在精神文化层面，物质经济的世界性形态和生产消费关系的世界性格局，不同程度地对19世纪中后期的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有所影响。尤其是资本主义在商品流通领域向外进行征服扩张的同时，也对精神文化领域有所涉猎。[16]其中，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表现，自然会在物质经济的世界形态中走向世界化，并呈现出世界性来。以世界市场为依托，在商品流通和消费关系的强势推动下，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源自法国的精神文化产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共的精神财富。现在看来，不同的民族国家对自然主义文学择其所需、尽其所用，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具有相同文学类型的共同体，我们不妨称之为“自然主义共同体”。如此界定，理由有二：一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与他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共生同构关系，二是他国自然主义文学在异质独立中的多元汇通。例如，德国的“柏林小说”、拉美的“大地小说”“城市小说”等文学类型的出现，其实就是自然主义与国别民族文学共生同构与异质汇通的结果。自然主义在世界诸国的批评与借鉴、延续与发展，其中体现出一种人类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性思维与观念。说到底，自然主义在传播接受中所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其实是自然主义跨越不同文化、民族、语言、国界的世界性效应表征，亦是构成“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的基础。
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是如何建构的呢？依前所述，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的建构形式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其一，自然主义因子在本土萌发与民族文学的互动中共同建构。其二，自然主义的域外传播与他国文学在求异存同中的同构共生。这两方面的例子如美国自然主义，在宏观上，美国自然主义的生成发展虽有自然主义因子本土萌发的历史必然性，但也不能忽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在微观上，美国自然主义又不只是“法国影响”的产物，而更多的是美国现实主义在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的同构共生，因而有时也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其三，自然主义在他国化过程中的选择性借鉴和互补性新构。如德国在戏剧和诗歌领域对自然主义文本进行的跨体裁实践，有效地拓展了自然主义的文学空间。其四，法国自然主义与其他国家文学融合而成的第三种变异合成体。如日本的“私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包含着自然主义因素的文学类型，而意大利的“真实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变体。因此，就建构机制而言，如果说，“世界文学”不再局限于作品自身，而将其指向一个空间，成为思考不同文学之间内在关联的一种立场。[17]那么，“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并不是整一化的自然主义文学统一体，而是不同国家的自然主义，在内在结构对等性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自然主义关系体。这里强调世界自然主义关系体内在结构的对等性，意义在于突破狭隘的“传播—接受”的二元对立模式，摒弃“世界性”语境中“本土—外来”的机械对立模式，即不是有传播就必须有接受，有接受就必有影响的结构性模式，而是在“世界性”语境下审视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的构成形态。
从生成形态来看，世界文学往往是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体。在这里，我们无意探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但以世界文学的视角审视，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话语类型和文本范式，而自然主义的外在“世界性”则有效地为世界文学赋予了新的结构版图。或者说，自然主义的发生生成是其“世界性”的一个客观载体，反过来，“世界性”是自然主义域外传播的一种催化剂。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所设定的先验的思维模式在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中心与边缘、能指与所指中为外在“世界性”提供了一种价值向度，由此使“世界性”沟通了法国自然主义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许多国家的文学为世界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提供了背景和视野。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世界自然主义文学即是在各国文学的吸纳和互动中生发的。不同国家自然主义文学对法国自然主义的吸收与创造，在超越法国本土经验和情感结构的同时，在自然主义的共同体中实现了“世界性”的追求。
在构成形态上，自然主义共同体并不是消解了各国自然主义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大一统，而是带有不同国别文学传统的共存联合体。只有认识到误读、差异和特色的客观存在，才能从“世界性”意义上更好地理解自然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这是因为，自然主义“世界性”内外维度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内在“世界性”指向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而外在“世界性”指向一种差异性和异质性。在意义层面上，自然主义共同体的“世界性”并不是这两种世界性简单的意义叠加，而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一种整合。即是说，通过语言翻译的思维转化，创作个体的借鉴融合，传统文化的参用渗透，艺术形式的挪用重构，形成一种有效的知识建构方式，并以建构性的话语类型和文学范式为旨归，从而形成对话共生的世界文学共同体，进而融合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构成一种新的诗学形态。
如何看待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呢？就传播影响而言，文学翻译历来被视为“普遍的精神贸易之中介”[18]，但文学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在文学传统与历史经验主动引入或者被动接受中，形成一种视域融合和建构效应。鉴于此，对待和审视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既不能随意地将其视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必然现象，也不能以此简单地用独断的话语表述进行逻辑研判。究其实质，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的建构，是由其文学品质及审美价值所决定，即自然主义诗学在哲学和科学维度上，对文学话语进行了有效地拓展衍生，建立起历史理性与文学诗性的交互结构，为文学言说提供了新的模型方法，进而才“使得单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乃至其整个民族性超越了单个民族的限阈，进入了世界文化的总体化格局，促成了一种文化的世界共同体”[19]。
达莫若什曾指出，当“作品进入陌生的文化空间而成为世界文学时，此种文化空间在很多方面由当地文化的民族传统与现实需求所界定”[20]。就此，作为一种文学空间，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并非法国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单数概念，而是世界性意义上的国别文学的复数概念，其中看似相似的文学类型实际上包含着异质性的文化因素。对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而言，“所谓‘异’不仅指理论观念的变化和差异，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另一个根本不同的‘历史’。历史的立场成为认定二者差异性的根据。不是因为变化才有历史的差异；而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所以变化才是必然的”[21]。如此，在诗学共同体内部，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指向一种共同性，而外在“世界性”指向一种差异性，其内外“世界性”在异质性场域的对话中实现。因而，在“差异性—对话性—世界性”的内在逻辑中，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所彰显出的主体间性和理论创新，则为不同国家自然主义的汇通提供了广阔的诗学空间。要认知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内在构成的异质性，就需既明其同，亦辨其异，在阐释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是什么”的基础上追溯“为什么”，即以文化探源的方式，探究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的生成规律以及话语运作规则，进而在差异性中探索出一种诗学共同体的认知模式。
综合来看，自然主义在内在“世界性”的返本溯源、外在“世界性”的推陈出新、诗学共同体的异曲同工中，自然主义“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互动效应才会得到彰显，自然主义在不同国家民族的传播才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转化和促成了一种文学共同体或世界文学形态。考察自然主义诗学共同体的动态建构，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在“世界性”视野中对自然主义的历史特征进行重新考量，一方面又可以对自然主义“世界性”的结构价值和功能意义做出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