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都市中的信息传播与公共空间：报纸

报纸对于侦探小说的意义非同一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粗略来说，即可分为侦探小说“文本之外”与“文本之内”。所谓侦探小说“文本之外”，指的是报纸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既通过其所传播的现代文明观念塑造了新兴现代都市颇具现代性的一面，又依靠不同阶层、群体对于报纸的阅读构建了生活在都市中但彼此并不认识的人们对于这座都市的“共同体的想象”。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报纸与民族想象之间关系的洞见，小说和报纸“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关联衍生自两个间接相关的根源。第一个不过是时历上的一致而已，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惟一重要的表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130]。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将“民族想象”置换为“都市想象”，甚至二者在“共同体”的意义层面上本身就具有某种一致性特征。此外，报纸对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更为直接且具体的影响在于其为侦探小说的创作、刊载、传播和阅读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平台。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本书将在“中编”讨论民国侦探小说历史演变过程时予以详细展开，此处不赘言。而所谓报纸之于侦探小说“文本之内”的意义，则体现为在早期侦探小说文本中，报纸经常对侦探们了解信息、调查案件乃至抓捕罪犯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报纸不仅是小说里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有时甚至成为组织侦探小说情节的核心力量。

在世界侦探小说鼻祖爱伦·坡那里，报纸经常成为所谓“安乐椅侦探”[131]杜邦获得案情的关键性媒介。比如在小说《莫格路凶杀案》中，杜邦就是通过报纸刊载的信息才得知案件的发生：“此后不久我俩浏览了一份《论坛杂志》的晚报版，下面的几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32]随后，杜邦也是通过接下来几天的报纸上关于案发现场情况、案情调查进展与各方证人口供的及时报道来形成自己的推理和判断，并最终通过在《世界报》上发布了一条认领猩猩的招领启事，引得猩猩的主人自投罗网。在世界第一篇侦探小说中，报纸就已经起到了帮助侦探接触案件、了解案件和解决案件等多重作用。本雅明曾经描述过当时巴黎报纸的流行和读者们对于新闻信息报道的热衷：“在复辟时期，报纸不能零售，人们只能订阅。那些出不起八十法郎高价订一年报纸的人只好去咖啡馆，那里经常有几个人凑在一起读一份报纸。1824年巴黎有四万七千个报纸订户，1836年有七万，而到1846年则达到二十万户。在这个递增过程中，吉拉丹（Girardin）的《快报》（La Presse）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引进了三项重要革新：把一年的定价降到了四十法郎，登广告以及在文艺副刊上连载小说。同时，开始用简短、直截了当的信息去与详尽的报道抗衡，这种信息报道由于可以商业化地被再利用而很快流行了起来。”[133]类似的，报纸作为新兴媒体的崛起也发生在美国：“陡然上升的阅读的需要，促使媒体出版业在19世纪上半叶初现繁荣。1790年，美国仅出版92种报纸，全国发行量约400万份；而到了1835年，各类期刊数量上升到1258种，总发行量超过9000万份。”[134]结合法国与美国同一历史时期报纸产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我们大概可以想见美国作家爱伦·坡根据自己本国生活经验去想象法国巴黎的报纸内容与阅读场景的合理性和现实参照。

从具体内容而言，“报纸对人具有的吸引力离不开它每天各异的面貌，离不开它的每一页都被机灵地编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各不相同。报纸的引人之处并不来自那些重大政治性报道，也不是文艺副刊上的连载小说，而是这些信息报道。这些信息必须不断地更新，市井闲话、桃色新闻以及‘值得知道的事情’是它的最通常来源”[135]。而爱伦·坡小说里面侦探杜邦所阅读的内容和版面，基本上可以归属为本雅明所说的这些“信息报道”（在后来的柯南·道尔笔下，这些内容则被称为“自动记录器”）。按照弗兰克·埃夫拉尔的说法，“侦探小说中之所以会出现杂闻（按：埃夫拉尔所说的‘杂闻’，即我们一般所说的报纸新闻与小道消息），是因为杂闻故事能在小说结构中发挥信息性功能”，“杂闻扮演着案例库的角色，是一部记载人类恶行的奇特的历史回忆录，侦探们则可以从中汲取所需资料，展开推理思维。在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Une étude en rauge）中，华生为福尔摩斯渊博的案件知识所倾倒，把他的侦探朋友称为‘活动的案件编年史’”[136]。

甚至我们还可以尝试进一步追溯这些报纸新闻（“杂闻”）与侦探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杂闻文章与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戏剧及侦探小说）之间的某些主题及结构相似性使得这些实用文章更顺利地融进文学虚构之中”，“侦探故事与杂闻的结构，其共同之处便是均以行为为基础，而非人物的心理及变化”[137]。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玛丽·罗杰疑案》。在这篇小说里，侦探杜邦不仅跟踪、了解整个案情的进展完全是依靠“从头到尾报道了此次悲惨事件的带决定性影响的报纸”[138]，而且杜邦的全部推理过程也是通过和各家报纸不断“对话”的方式进行和展开的。即在这篇小说里，各家报社（如《星星》《商业报》《太阳》《箴言报》等）都对“玛丽·罗杰疑案”不厌其烦地追踪报道，同时纷纷展开自己对于案情的分析和猜测，这些内容既成为杜邦了解案情的渠道，也是他借以驳斥错误观点从而建立自己正确推理的对象。因此，整篇小说对于报纸新闻和评论的引用占到了相当篇幅，却又与整个故事的展开毫无违和。本雅明就认为：“这部小说同时也是最早把新闻信息用于破案的，坡笔下的侦探瓦利埃·杜邦不是靠自己的观察，而是靠每天的新闻报道来工作，对那些报道作批判性分析支撑起了小说的基本框架。”[139]关于小说《玛丽·罗杰疑案》的理解似乎还可以追溯至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互文性”概念之中，即：“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40]小说文本中大段引用各家报纸对案情的报道和分析，和侦探杜邦的推理与案情真相的破获之间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如果对侦探/间谍小说与“互文性”继续追根溯源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互文性”是侦探小说的某种先天性文类特征。比如托多罗夫就曾将侦探小说分为两个故事，即犯罪的故事和侦破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即犯罪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故事：它最大的特征是在书中‘犹抱琵琶半遮面’。换句话说，作者既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凶杀中相关人物所说的话，也不能直接向我们描述这些人物的行为：为此，他必须借助于第三个（或是同一个）人在第二个故事中转述听到的话和看到的行为。”[141]而托多罗夫所说的“第二个故事中转述”的内容，即是侦探小说的一组“互文本”。本书在这里所举例分析的世界最早的两篇侦探小说，即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和《玛丽·罗杰疑案》，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运用到了侦探小说与报纸新闻之间“互文性”的内容和写作手法，比如前者中侦探通过报纸新闻获知案件的发生以及死者母女的邻居们“巴别塔式”的证词，后者更是完全借助各种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与分析来向读者介绍案情并展开侦探的推理。

在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故事中，则进一步继承并延续了爱伦·坡所开创的报纸与都市罪案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将报纸在破案过程中的功能运用得更为充分且灵活多样。比如在《血字的研究》中，警察为了调查案件相关人员的身份，“把广告送到各家报馆”[142]；福尔摩斯也是通过在报纸上的“失物招领栏”登广告，最终才将凶手钓上钩；而各家报纸（诸如《每日电讯报》《旗帜报》《新闻报》等）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对案情进行报道，甚至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解读[143]。同样，在小说《四签名》中，福尔摩斯也是因为阅读了1882年5月4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一则寻找玛丽·摩斯坦小姐住址的寻人启事才开始逐步接触到整个案情。而在这篇小说最后，福尔摩斯同样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来寻找被藏匿起来的“北极光”号汽船。福尔摩斯清楚地认识到了报纸对于侦探查案的重要性，他就曾对助手华生说：“华生，只要你懂得怎样使用报纸，它就会成为你非常有用的工具。”[144]因为“那些报纸也都是供那些好事之徒消遣的，在伦敦这混浊的社会中，要是掀起点什么波澜，就会被这自动记录器自动而准确地记录下来”[145]。在利用报纸破案方面，福尔摩斯可谓是“物尽其用”，从新闻、评论、广告到“寻人启事”和“失物招领”，都曾经成为福尔摩斯了解案情或抓捕罪犯的重要工具。

报纸在侦探小说中不仅是侦探查案的关键助力，同时也可以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自己正名、造势、取得舆论正当性的手段之一。莫里斯·勒伯朗的《亚森·罗苹探案集》中就曾多次写到侠盗亚森·罗苹通过操控一家《法国回声报》来为自己的行为发声，如“《法国回声报》……听说亚森·罗苹是该报的股东之一”[146]“‘EOCH’就是‘法国回声报（Echo de France）’的简称。这份报纸后面的老板就是亚森·罗苹，他把这报纸当做他对社会大众发言的传话筒”[147]，等等。相比于侦探福尔摩斯只是悄悄地关注和利用报纸，并发布一些作为诱饵的“启事”类文章，亚森·罗苹这种直接将报纸作为自己“传声筒”的行为可谓更加赤裸且大胆，并且小说似乎想借此向读者宣告：亚森·罗苹本人的某些个性风采、与众不同及正义担当。

在民国侦探小说的后继者那里，霍桑、徐常云等中国名侦探们也经常像福尔摩斯一样通过阅读报纸了解案件，或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引诱罪犯自投罗网（“霍桑探案”中的《狐裘女》中就曾有过关于“报纸上的新闻不但不实在，还是一种策略！”[148]的感慨）。何朴斋笔下的鲁宾也像亚森·罗苹一样拥有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不平声报》，并且专门用来刊登关于他自己的新闻和消息[149]。当然，民国侦探小说作家对于报纸和侦探、案件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运用，也并非完全简单的“横向移植”与“邯郸学步”，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尝试和书写突破。比如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或张无诤的“徐常云探案”中，霍桑、包朗、徐常云等人都是在每天早上坚持读报，这不仅是侦探们了解案件的工作需要，更成为他们作为现代都市人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是现代人保持在这个充满了流动、变化与“惊颤体验”的都市中不断更新自己的信息与认知的必要手段。事实上，很多时候“侦探读报”这个细节和案件本身并无关系，只是被小说作者作为某种表现现代日常生活的“闲笔”，作为侦探们平时生活里再寻常不过的一部分来予以呈现。这正是安德森对黑格尔观察结果的征引：“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150]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读报、查案惯了的侦探霍桑，在南京遇到案件发生时，还会抱怨“这里的消息怎么如此不灵通？除了《大江南报》有这么一段简短的新闻以外，别家报纸竟完全没有记载”。[151]可见作为侦探日常生活和了解案情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报纸必须在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才更能体现出其功能和效用。报纸、现代化大都市与侦探小说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获得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印证与说明。

此外，民国侦探小说中还出现了尝试颠覆案件与报纸之间固有关系的部分作品，比如徐卓呆的滑稽侦探小说《开幕广告》[152]，小说以演员张月痕在旅店突然失踪的案件为主线，引发了各家报纸的纷纷关注，但最后真相竟然是张月痕为了博得报纸注意，通过乔装打扮而制造出来的“假案”，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即将上映的新电影打广告。如此一来，原本是报道案件、帮助侦探查办案件的、作为工具的报纸反而成了案件得以进行和展开的目的。无独有偶，在程小青的侦探小说《怪电话》中，惹得霍桑与包朗辛苦奔波的白玉兰失踪案，“谁知道竟是一种想入非非的捧角方法！”原来是白玉兰的戏迷宋梦江通过假造失踪案，使“各种大大小小的报上”“登着白玉兰的免费的特别广告”[153]，和徐卓呆小说里反过来利用报纸媒介以罪案之名、行广告之实的手法如出一辙。

当然，这一利用罪案的名义在报纸上打免费广告的行为在徐卓呆的小说里仍是以善意的、玩笑的方式进行的，在程小青的小说里最终也没造成什么真正的破坏和损失，一切到头来都还只是“虚惊一场”。而在张无诤的小说《X》中，犯罪分子对于报纸媒体的利用则更让人感到恐惧。X是当年黑社会团伙中的一员，他此次出现是为了寻找藏有他们团伙人员名单的火柴盒。而X故意把自己的身世编造得如此离奇，就是为了吸引媒体注意，从而通过媒体报道来与自己暗中潜伏的团伙其他成员保持联系，最后甚至勾连出八年前的黑社会组织“二十五人团伙”等相关案件。这部小说将报纸与案件、侦探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推至到了一个新的维度[154]，即作为传播渠道与媒介的报纸既可以成为侦探查案、破案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罪犯释放假消息、借以锁定被害人和彼此间传递情报的帮凶。